农村基层宗教组织与农村治理研究

农村基层宗教组织与农村治理研究

——以浙江为例

张永明

宗教是人类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宗教对社会的发展既起到积极的作用, 又有消极的影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 我们既不能忽视它的作用, 也不能扩大它的作用, 必须发挥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克服消极影响,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文明、民主发展。本课题分析浙江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农村发挥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基层宗教组织; 农村治理; 浙江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宗教组织就是由信教者所结成的、具有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与仪式, 并共同遵守一定的制度与规范的社会组织, 它是宗教得以在社会上存在的载体, 宗教仪式和宗教符号都是宗教组织的象征。乡村治理最初是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提出来的。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进行, 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 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俞可平认为: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 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这里的公共权威既可以是官方的, 也可以是民间的, 或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党国英将乡村治理的定义为:乡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传统制度, 包括选举政府首脑、监督政府工作和设置政府更迭的程序, 也包括政府制定、执行政策的能力及居民对这些制度的服从状况。?? 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农村治理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浙江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参与农村治理发挥的积极作用

我国是一个民族宗教比较复杂, 信教人数比较多的国家, 主要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浙江省是宗教历史悠久、教徒人数众多、宗教活动比较活跃的省份, 据不完全统计, 浙江省信教群众人数约180万, 其中基督教信徒150 多万, 天主教信徒20万左右, 伊斯兰教信徒10000人左右, 佛教僧尼约5500人, 道士、道姑约3500人, 佛教、道教信徒人数无法统计。

古今中外研究宗教的专家都比较一致地肯定宗教促进社会稳定有序,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从我们对浙江农村基层宗教的调查了解来看, 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主要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 在家庭和社会公德建设中发挥团结和睦的作用

宗教道德是宗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宗教中最容易被人接受, 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部分。宗教道德中包含着许多社会公共道德准则的内容, 信教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建设中也作出了努力,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调查, 宗教道德在解决一些家庭和社会纠纷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通过对如果您和邻居或者夫妻闹矛盾了通常找谁解决? 一题的问卷调查结果: 有589%的人表示自己解决, 同时也有847% 的人不愿意透露这一项信息, 也有1864%的人表示找宗教组织及相关负责人帮助解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般信教群众基本上都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做到与人为善, 在处理邻里关系、婆媳关系等方面能互相谦让。据了解, 在五好家庭、双文明户中, 教徒家庭的比例比较高, 如宁波市就有1600多户信徒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双文明户。由于宗教道德的约束, 信教群众中很少有偷盗、赌博、嫖娼、吸毒、斗殴等行为; 在经济活动中, 也基本上能坚持诚信原则, 较少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行为。如1997年浙江省平阳市43000名基督教徒的犯罪率等于0% , 可以说在法制仍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对法律还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

(二) 在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扶贫济困、慈悲救世的作用

在我国农村,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还远未建立起来,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单门独户的农民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折腾, 一遇到这类情况就会束手无策, 于是不少宗教组织就担负起了目前社会体制无法全部承担的社会救助功能, 做一些扶贫济困的好事。为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浙江许多宗教组织在内部设立了基金会, 作为社会的慈善机构。1997年, 宁波市弘法慈善基金会在七塔寺成立; 台州佛教协会慈善公德会至今已累计向全社会捐助善款500多万, 衣服等物资260万件, 价值超过3000万元; 湖州嘉善县龙庄讲寺, 成立一个慈善机构志莲慈济会, 倡导每位会员每天节省1元, 用于支助需要帮助的人。该慈济会自2002年底成立以来, 共资助26585元。同时浙江农村基层宗教团体积极参与赈灾救灾支援灾区建设。四川汶川地震时, 各基层宗教组织积极捐款捐物, 仅平阳县佛教捐款达68万元。从2001年至今, 浙江基督教捐款达到1100万元, 而佛教从2003年至2008年中更是捐赠了6000 多万元。另外, 各宗教组织经常在当地开展各种公益类的活动, 参与社会助老助学, 支持社会建设。宁波市佛教界2000年9 月建成居士林, 为困难老人提供养老; 乐清市道教协会向大荆市中心小学捐助200 万元。国家宗教局事务局消息, 近5年来, 浙江省宗教界共为各类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捐物达217 亿元,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三) 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提高村民文化水平, 丰富农村精神生活的作用浙江农村的信教群众总的来看呈五多的特点, 教徒总量多, 妇女教徒多、文盲教徒多、病残教徒多。据统计, 浙江省宗教信徒中, 农村人口占82.46% , 女教徒63.44%, 年龄60 岁以上的34.95% , 文盲占20.25%。

针对农村教徒文化素质较低, 对宗教教义理解不够的情况, 一些宗教组织利用教堂办文化补习班, 专门为村民进行文化补习。如温州农村的基督组织为了能使信徒读懂圣经, 对当地村民尤其是妇女和老人开设 识字班。同时一些农村宗教组织为了扩大信教人数, 争取信教群众, 早在上世纪80 年代, 不少地方基督教开设少儿班。从开始时以替信徒们临时看管小孩为初衷的托儿班, 发展到

现在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神学思想的神学班; 有的基督徒甚至提出 信基督要从娃娃抓起的主张。 识字班 和 少儿班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和少儿的文化水平。浙江许多地方虽然经济发达, 但不少农村仍存在着三无现象, 即无文化站、无娱乐设施、无文体活动, 村民精神生活贫乏, 教堂成为人们活动唯一的公共场所。在教堂中, 人们能欢聚一堂, 谈天说地, 交流感情, 抒发郁闷, 宗教仪式洋溢着真诚祥和的氛围。这对于建设当地文化、社会的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力地补充了农村人文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空白之处。

(四) 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推动民间信贷, 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于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说: 如果一种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 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 提高劳动效率, 那么这种宗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段话罗伯特 巴罗从理论上分析宗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浙江农村的具体情况, 宗教道德在推动民间信贷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农村经济规模小, 抗风险能力弱, 银行不太愿意贷款给村民, 所以村民发展经济, 大多数只能靠民间借贷, 但是, 在农村不少村民诚信度不高的情况下, 一些富裕的村民不敢随便贷款给其他村民。而信教民众由于受到教义教规的影响, 一般比较诚实守信, 教徒之间的借贷比较放心。所以在浙江农村, 教徒之间的借贷关系比较普遍。以温州的民间借贷为例, 民间借贷非常活跃, 已成为地区性、经常性的普遍活动。据陈东升对瑞安市汉田村的调查, 114个样本中, 92% 的家庭创办企业时向亲戚、宗族、朋友借过钱, 84% 的家庭借过钱给别人。 调查显示, 人们对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认识较为复杂, 因人而异。15.6%人认为宗教和经济没有什么关联, 388% 的人认为宗教和经济之间是促进的关系, 高达45.7% 的人说不清宗教和经济的关系。

二、浙江农村宗教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宗教热削弱农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人是群体性生活的动物, 人的活动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当宗教势力在农村的影响力还比较小的时候, 农民遇上难题, 首先依靠党和政府。随着宗教热在农村的兴起, 一部分农民在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之后, 这些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教友和宗教组织, 开始从感情上和行动上疏远了党和政府。在温州农村存在着基层干部、甚至党员干部信教的情况, 而且此种情况还有上升的趋势。例如在XX 村的调研中, 村里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宗教的虔诚信徒, 而且村委基本上不会干涉宗教事务, 甚至会大力促进宗教的发展。在浙江一些宗教力量过分强大的农村, 宗教组织要求信教群众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 以至于基层组织无法有效地去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无法承担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领导职责。宗教势力经常组织集会, 不断向群众灌输宗教信仰, 时间一长, 一些群众就对宗教笃信不疑。农村基层宗教狂热, 使个别党员干部也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 投身宗教组织。随着宗教力量在农村日益增强, 宗教势力不甘于只在民间发展, 开始逐渐向基层组织中进行渗透, 力图获取农村社会的实际控制权。浙江许多农村地区重新兴起修族谱、宗祠、寺庙的热潮, 许多农民皈依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组织, 宗教活动日益兴盛, 更有甚者, 不少党员也参与其中。

(二) 宗教组织的活动影响农村村民自治的建设

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 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面推进村民自治, 也就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村级民主决策、村级民主管理和村级民主监督。宗教组织活动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影响村民公民意识的形成。在农村如果宗教组织过于强大, 宗教意识过于强烈, 村民的 公民意识 就难以形成, 必然形成过于强烈的宗教认同, 使国家权力意志贯彻不能够顺畅。宗教组织的活动也影响农村的民主选举。在浙江宗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农村, 宗教组织对村民的民主选举产生很大的

影响。李庄一名干部说: 近年来农民纷纷信教, 教会聚会比干部还整齐, 教会对于政治事务, 如村委会的选举、乡人大选举是不能介入的, 但在村民自治选举中, 往往以姓氏、宗族、宗派、财富等为形式组织起来的帮派势力越来越大, 在有些地方甚至操纵村民选举, 对村民自治造成严重影响。农村帮派意识增强导致农村内部利益冲突加剧, 农村内部团结受到削弱, 从而也对农村自治造成不良影响。

(三) 部分非法宗教组织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安全

在浙江农村, 大部分宗教组织是遵守国家法律的。但一些宗教组织, 特别是邪教组织打着宗教的外衣, 进行封建迷信和违法犯罪活动, 给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带来不小的危害。如温州的呼喊派以温州苍南为基地向周边渗透; 无固定教义的圆通派 常在农村做道场非法牟利, 收敛钱财。一些非法宗教组织散布谣言, 造谣惑众, 破坏社会稳定。1999年 实际神 邪教组织由杭州富阳、湖州、上海等地渗入嘉兴市, 在信教群众中大肆散布谣言, 四处宣扬末世论、地球爆炸论 等, 称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耶稣即将要降临, 审判世人, 大灾难马上来临, 对世界不要有盼望, 跟着实际神 才有企盼, 鼓吹信其教才能 免灾、保平安、升天堂 等谬论, 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 外来人员的增多, 国内外的一些异端邪教总是试图借助各种理由, 扩大影响, 一些邪教组织同境外非法组织勾结, 危害国家安全。比如经济较发达的义乌市, 对外开放度高, 人员流动性强, 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较为突出。

(四) 乱建寺观庙宇教堂, 给村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管理困难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浙江区域信教群众城马鞍形发展曲线。改革开放后, 浙江农村宗教信教群众呈快速增长的势头, 但各种宗教数量增长不一。如义乌宗教原仅有佛教、基督教两大宗教, 现发展到五大宗教, 还有一些外来宗教, 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信教群众人数从1990年近万人发展到2008年的3~ 4万人。从发展趋势看, 随着义乌市场经济的持续繁荣, 到义乌来经商创业的外来人员将日益增长, 同时信教群众也将随之增长, 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就浙江农村而

言, 基督教发展最快, 佛教、道教次之, 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当地人口自然增长同步。信教人数剧增, 加上少数村干部对乱建寺庙认识模糊, 误认为这样有利于农村社会和家庭的稳定, 少数企业老板将自己致富归功于佛的保佑, 一段时间助长农村修寺建庙的热潮。1996年浙江全省专项治理的统计, 共有非法建造的寺观教堂、小庙小庵2万多处。宗教的狂热和乱建寺观庙宇, 给农村带来很大的危害, 直接增加群众负担, 建造小庵小庙动辄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至上千万, 这些费用大部分是由群众捐助和集资来的; 同时也助长了封建迷信, 污染社会风气, 冲击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 妨碍了政府对宗教的依法管理。小庵、小庙的建造, 一不办理土地征用, 二不办理建房申请, 三不办理宗教活动场所审批手续, 造成管理上的失控, 增加了宗教管理的难度。

三、发挥宗教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农村宗教问题是新农村建设无法回避、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制定的基本国策。纵观我国和世界宗教的历史, 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 宗教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 才能存在和延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 因此, 宗教必须和社会主义相适应。

(一) 正确认识宗教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农村基层宗教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 就要正确认识宗教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既不能夸大, 也不能忽视; 既要看到积极的作用, 也要看到消极的影响。宗教工作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 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江泽民同志指出: 民族宗教无小事, 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 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 就要避免宗教工作的短视症。宗教长期存在, 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重要观点, 因此, 必须把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作为一个根本性问题来强调, 既要

着眼于眼前, 又要着眼于长远, 坚持不懈地做好宗教工作。要正确认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 避免宗教工作的简单粗暴。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常常与一定的社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有的干部在认识上有误区, 要么放任不管, 要么简单粗暴, 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 有的热衷于搞 宗教搭台、经济唱戏, 客观上助长了宗教热。宗教的复杂性, 要求我们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必须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 善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善于把宗教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严格区分开来, 正确而慎重地处理。要正确认识宗教的两面性, 避免放大宗教的积极作用, 忽视消极影响。目前在农村干部中更多的是从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角度出发去认识、看待、分析宗教, 而对消极影响重视不够。2007年浙江省委党校对全省地市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的90 名干部进行问卷调查, 认为宗教的社会发展 起积极作用 和利多弊少 的达77.2%, 而认为 弊多利少或起消极作用 的只有17% 。

(二) 发挥宗教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关怀和社会服务功能

宗教在当代社会以社会关怀和社会服务为其主要的社会功能, 并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政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会关怀是从社会的角度给予的对人的关怀, 包括对人作为一种生物个体或生物种群的生理性关怀; 对人作为一种精神实体的人文精神性关怀。在现代社会中, 资本、大工业、高度的竞争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高度不安全感也意味着 物 与社会 对人的高度的异化, 意味着人与人的疏离、生活意义的迷茫、精神方向的丧失, 在物质性的繁华和各种成就感的深处, 是心灵的孤独与漂泊。宗教的社会关怀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人生关怀。在人生遇到强大的自然力和社会的盲目力量面前的命运的思考, 对人的精神依托感的关怀、对本原性和终极性问题的思考的关怀等, 它体现宗教确实能够对一部分人群有精神抚慰、心理调适的作用, 能给人们的精神需求以虚幻的满足。宗教的社会服务,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慈善事业。在过去的几十年, 我国政府一直承担巨大的社会福利责任, 并且投入了大量的社会资金、人力和物力, 但

随着我国老年化的日趋加剧, 有限的政府资源不能满足社会的种种社会福利慈善需要。在政府投入这个来源之外, 开辟更多的渠道来满足更多的社会福利缺口, 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国外经验看, 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多推行允许和鼓励教徒以及宗教团体积极参与社会福利的政策, 大量的福利由宗教团体来承担。如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宗教团体一年用于慈善事业的就达500亿美元。宗教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和社会福利事业, 这在客观上减少了政府的负担, 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也有助于小政府、大社会 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这既能有效地发挥教会社会慈善的功能和财力, 又能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 改善地方公共服务及社会慈善事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我们党要使宗教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 应当在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总目标下, 着眼于社会主义对人的深层精神关怀, 以一种主动的态度将宗教的社会关怀作用纳入我们的社会关怀体系中, 发挥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积极作用。

(三) 既加强爱国宗教组织的建设, 又要坚持宗教组织不干涉农村事务的原则 加强爱国宗教组织建设, 发挥宗教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作用, 是做好农村宗教工作的重要环节, 中共中央[ 1991] 6号文件指出: 爱国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的桥梁。充分发挥宗教团体的作用, 是贯彻好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 加强爱国宗教组织建设, 关键是要培养一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有宗教学识, 能联系信教群众的高素质的教职人员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支持宗教团体的建设, 切实为宗教团体解决办公场所、宗教院校的实际困难。同时, 宗教组织不能干预农村事务。从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看, 宗教组织不干预政事, 是宗教活动的基本准则。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19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 将美国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19 世纪的宗教观分析得淋漓尽致。他认为美国的宗教虽多, 但人们对国家事业和制度的看法却是一致的, 宗教从来不参与社会管理, 但却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宗教组织不能干预农村事务, 是由宗教组织的管理运

作方式决定的。宗教的管理运作主要是凭借成员的信仰、博爱, 要求的是发自内心的虔诚和自愿服从, 宗教团体使其成员忠于职守的唯一手段仅仅是规劝、训诫和勉励。如果经过这些手段仍不能使违反者改邪归正,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可循, 只好将这种没有希望挽救的顽固者逐出教会。这是教会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项权威。因而以宗教组织的方式管理社会, 那显然是管不了、管不好、管不下去的, 因为社会比教会复杂得多。宗教组织式的管理只能局限在部分人(教徒) 的部分事务中, 如果将此推广到全社会, 对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所有事务都进行灵魂介入, 就必然使社会走向专制。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 人民习惯将政治事务与宗教非政府组织划分, 普遍不赞同神职人员参与政治选举, 也不太接受在教会中从事政治活动。从浙江省一些地方的调查情况来看, 基督教自觉远离政治, 绝大多数地方的基督教会与当地政府、社区、村委会都能保持较好的协洽关系, 而且能积极、主动地配合地方政府、社区、村委会完成各项任务。为防止个别宗教信徒参政, 避免出现宗教领袖政客化, 干预农村事务, 在农村党政干部选举中, 可明确规定信徒不得参与村支部书记及村主任的竞选。

(四) 发挥宗教领袖在处理宗教事务中作用, 避免用行政手段解决宗教与社会的冲突

宗教的群众性使宗教往往构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处理得好, 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处理得不好, 就会产生消极作用, 甚至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 宗教一方面在促进农村稳定, 发挥社会慈善功能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宗教组织与教民也存在与政府、社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教堂、信徒扩大宗教活动场所的要求与地方政府节约土地、限制宗教发展的政策会发生冲突; 教堂、信徒扩大其社会公益活动范围的要求与政策限定之间可能不一致。比如农村教会为方便村民, 提出办幼儿园、小学等。面对这些可能产生的种种冲突, 政府部门要尽量避免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要充分发挥宗教领袖的作用, 发挥宗教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宗教领袖一般被称之

为精神领袖, 在信教群众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往往会成为整个宗教共同体团结的核心, 凝聚和控制着众多的群众, 在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时, 甚至可以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宗教领袖以其对信仰精神的深刻把握、对人类发展高屋建瓴的洞观, 以及以其独有的宗教睿智和人格魅力, 可以对广大信徒和人民群众形成强大的感染力和深远的影响。农村基层的宗教领袖在社会整合功能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在过去的历史中, 宗教领袖为消除矛盾、化解冲突已做出了种种努力。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 不少宗教领袖都提倡一种普世之爱和人人共享之和平, 从其宗教教义及传统中阐发其对和平的追求。2000年8月, 联合国主持召开了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 大会的主题便是 号召对话, 发挥宗教领袖在转化冲突中的作用, 朝向宽容与和解、结束贫穷的肆虐和环境的恶化。习仲勋特别强调做好对宗教领袖的统一战线工作, 重视发挥宗教领袖的作用, 民族事务复杂, 学问大得很。领袖人物的情况要摸清, 便于工作。

[注 释]

[1] 孙雄: 浙江宗教状况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01年第1期。

[2]《浙江宗教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浙江宗教网, 2009 年11 月25日。

[3]陈立旭、潘捷军等: 《乡村文明: 新农村文化建设 基于浙江实践的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4] 陈东升: 《村落家族文化对对韩田村汽摩配业影响》, 温州论坛, 2000年第4期。

[5]王卫平: 《宗教关怀在社会关怀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理论与改革, 2003年第5期。

[6]江泽民: 《论民族工作》, 华文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60页。

[7]徐以骅、秦倩、范丽珠: 《宗教与美国社会》, 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

[7][英]洛克: 《论宗教宽容》, 吴云贵译, 商务出版社, 1982年版, 第11页。

[8]《怀念习仲勋》, 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