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

儒学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

[摘要]在中国儒学尊卑有序的“礼”文化的长期熏陶下，社会意识中等级差别的观念根深蒂固。个人在具有级差阶梯的社会中必然会产生“趋上心理”，并因此导致“争先恐后”的行为特征。具有这样的心理趋向和行为特征的人群具有巨大的潜力，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动力。但儒学传统文化也带来企业家族式管理、法制观念淡薄的弱点，不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随着中国的不断进步和与世界经济的交流融合。应该注意克服儒学传统文化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儒学文化；礼；趋上心理；家族式管理；经济发展

儒学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说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就是儒学。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中国的儒学则可以看做是中国特有的宗教。因为儒学实际上也是中国大众的一种精神信仰和道德规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孔子神圣化并推崇为教主，儒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宗教化。宗教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精神现象。宗教的本质是调节人的生物本能、协调个体与社会利益冲突的一种规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宗教信仰使人类逐渐超脱动物界，开辟了物欲世界以外的精神世界，实际上起到推进和保护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

儒学提倡仁、义、礼、智、信，即所谓的“五常”。其中的仁、义、智、信四项，是一种务虚项，难以确定一个衡量的标准，而“礼”则是具有操作性的，可以对具体的行为规范化，可以务实。所以“五常”中的“礼”是儒学的根本，是儒学中的精髓，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例如康宇认为，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等级秩序，自觉尊重他人的等级地位，并为满足他人的等级权益而尽义务。孔子说：“克己复札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教规定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亲疏等各方面都有恰当的地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应该符合他的身份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以级差的行为规范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在我国历史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 没有尊卑级差，“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尊卑有序的观念，体现在两个层次的划分上。在整个社会内部，划分为各个阶层；在一个利益团体内部，划分为各个级别。

一、社会各大阶层之间的级差及其影响

儒学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等级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农、工、商既是一种职业划分，又是一种社会等级。由于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应该说，后者的特点更为重要。即便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主张人人平等。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些矛盾的催化作用下，我国社会又慢慢地分化为事实上的三大阶层：干部、城镇人口和农业人口。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民，绝大部分只能世世代代终身为农民，要想转为非农业户口非常困难。而农业户口在城市里找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城市中的工人，则想方设法挤进干部队伍，从而加入“劳心者”的行列。较低一个等级的人是不能随意进入较高一个等级的，而较高等级的人也决不会自动降到较低一个等级。从解放后中国历史发展走过的这样一条路，可见即使是在中国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以后，人们的等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社会中各阶层存在事实上的级差，对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改革开放以

前的阶段，农民不得不固守土地，为工业化建设的初期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和廉价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始积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式的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重要阶段，这在工业化初级阶段或许是必要的，或许是不得已的，或许是偶然的。无论如何，这已经是中国历史走过的一段路程。另一方面，儒学礼教观念则保证了中国社会在经历这一段路的过程中的稳定性。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阶段，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虽然我们不可以想象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内收入平均而可以激励人们去努力创造财富，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会扩大贫富差距。公平与效率经常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国的儒学礼教传统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预先准备了心理和思想基础，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上允许我们在一定时期内较多地倾向于选择效率、失允某些公平，以争取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对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有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利益团体内部的级差及其影响

一个政治或者经济实体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例如政党、企业、家族、家庭等等。在中国社会，家族是最重要的利益团体。在中国历史上，凭借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辖和处置的宗法制度源远流长。中国人一贯以家庭观念为重，晚辈力图光宗耀祖，长辈则望子成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人光荣全家族脸上都会有光。这是家族企业文化比较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关系以及宗族、辈分等级观念与经济活动密不可分。遵守这样的秩序有利于经济系统的稳固。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是最明显的，也是最自然的。因而也最容易形成和稳固化。父母儿女亲戚之间存在亲情和养育关系，晚辈对长辈的依赖和尊重是自然的现象。而如果一个管理人员不是属于家族成员，他对上下级的尊卑关系虽然表面上是认可的，行为是顺从的，但不能保证他是真心的和长期的顺从。在西方国家，这样的顺从可以通过实际上的契约关系达成。在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这是可行的。但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法制相对不健全，尊卑有序的“礼”才是凝聚团队的力量。

家族式的管理在其他社会团体的管理中影响也很大。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就类似于一个家族。例如我国的单位办公室与宿舍往往是建在同一个大院内，对宿舍小区的管理作为单位管理的一部分；过年过节发红包、发礼品。单位职工的生老病死都有专人照料。企业举办有内属的学校、幼儿园、商店、医院。从广义来说，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准家族，内部自然就存在职业分工意义以外的等级观念。一个单位成员在单位除了职务以外，还有体现在个人身份上的级别。例如以前国营企业的领导，除了职务以外，都还有一个行政级别，或者至少有一个相互参照的“级别”。现在一个大学校长，除了校长职务外，还要规定一个部级、厅级或者处级的级别等等。其他很多事业单位的情况也是类似。级别待遇还体现在分配住房的大小、轿车的配置和类型等等。

三、级差社会下个人的心理趋向和行为特征及其影响

上述社会阶层之间、团体内部存在的种种阶梯，是礼治社会的客观存在。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具体的个人都被定位在某个阶层和利益团体的某个特定位置上。这个位置可能是天生的，或者是相对固定的，或者是有变化机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定位存在或多或少的级差。无论如何，作为个人来说，更高一层阶梯的存在就是一种诱惑，谁都想登得更高。长期的儒学礼治文化培育了人们的一种“趋上心理”。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趋上心理”所导致的个人行为趋向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君臣有别，父子有别，上下有别，不可以以下乱上。要改变自己的位置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样的心理下的行为趋向在某些场合得到释放，就会非常

明显地表现出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科举制度下，下层人士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达官贵人。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做官的“寒门”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俗语生动体现了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行为趋向。科举为大众改变自己的级差位置提供了一个释放个人潜力的机会。对功名的追求成为一种长期的时尚。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按照秀才计算，一般都有50万人；如果把童生计算在内，则可能达到百万人之多。

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中国现今的高考就是一条青少年进取方向的指挥棒，家长和学生都在挤高考这样一条独木桥，任何人都希望上大学，上最好的大学。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状况应该归咎于中国的教育资源不足。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初级阶段中普遍存在类似中国千军万马抢独木桥的情况。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俗语所说的，高考能决定一个人今后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的命运。这里充分体现了儒学礼治观念下的“趋上心理”对人们行为的巨大影响力。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趋上心理”释放的某些现象。例如，在电影院或者剧场里尽管已经稳坐了一个半小时。到临近散场时还是耐不住最后一分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争着提前离场，以求更早地离开。在需要排队的地方，很可能会人人往前挤而乱不成队；就算是秩序较好的排队，插队现象也不是个别的。这些现象，用“争先恐后”这一个词来描述是最确切不过的。这在西方国家不常见，但是在国内却相当常见。很多学者有过分析，一般来说归咎于文化教养和道德观念。这似乎是合理的解释，但是不能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因为在很有教养的人群中同样也有类似的现象。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封建礼治的形式逐步被破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力求扫除一切封建残余。礼治的外壳是破除了，但是文化传承是根深蒂固的。礼治所培育的“趋上心理”不仅存在，而且由于封建外壳的破除而得到了释放的空间。这样的释放虽然也可能朝着消极的方向。但是在适当的条件下，更可能会是朝向积极的方向并且具有极大的推力。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经济以农业为主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基本上相互适应。经济体及劳动者发展的空间基本上在农业为主的框架下，尚不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传统上都是重农轻商，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环境。因此儒学文化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最良性的条件，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令人瞩目。中国的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在全球都是位于前列。但是，最近几百年间，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而中国相对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渐渐落后于人。封建社会重农轻商的国策已经不符合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受到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市场经济没有得到认识和确认，中国人没有机会在商品经济的领域发挥个人的潜能。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再次使中国文化传承下的个人有机会得到释放潜力的空间。“趋上心理”导致的“争先恐后”行为蕴涵着巨大的潜力。从亚洲近代历史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儒家文化加上市场竞争机制就等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不仅在较早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台湾、香港得到印证，在通过改革开放建立市场机制的中国大陆得到印证，而且在受到中国儒学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也得到印证。另外还可以观察到，各国的华侨华人在当地商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遍布16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多达8700万人，他们手中拥有的资金高达2万多亿美元，接近2005年中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华人华侨的工商业活动，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防范儒学文化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工业化进程使得劳动力必须从农村转入城市。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界限被逐步打破。股份制逐步成为企业的主要方式，使得家族式的管理方式存在的空间逐步缩小。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拜金主义逐步取代了官本位观念。科技的迅猛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拉近了世界各国的距离，加速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速度。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至今，已经在慢慢地与世界各种文化相融合。某些原来具有阶段性积极意义的做法有可能慢慢不适应新的社会条件。

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不平等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引起社会不安定。这个限度是可变的。随着农业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全民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世界各国交流频繁等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大众平等的观念也在逐步提高，不平等的忍受阀值逐步降低。所以，经济的发展不可以长期建立在原有的传统观念里。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在保证一定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的企业文化表现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我国家族企业文化是在企业体制和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凝聚力强，决策效率高；劣势是不能任人唯贤，开放性差，决策科学化弱，家族与非家族成员的矛盾等等。家族式管理有一个很明显的弊病：趋向于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这有可能导致领导层的能力退化，趋向于任命俯首听命的人而不是能力强的人。一般人用能力比较强的甚至比自己能力强的人会心有顾虑，不希望别人有一天会站到自己的上头。于是，提拔的人往往能力都是比原来在位的能力低，长此以往，领导团队的能力就会慢慢退化，导致企业的竞争能力下降，企业的生存能力下降，企业寿命短暂。20世纪的最后10多年里，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年到4年，企业集团的平均寿命为7年至8年。姚圣娟的研究认为，绝大多数中国的家族企业最长也只有2代人的寿命。随着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家族式管理观念应该要慢慢地淡化。 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上个人潜力释放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这类经济体本来就是个人负责的。另外一种是公有制经济单位中的责任承包制。从1979年开始普遍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推广首钢经验，实行生产责任制。在以后的年代里，各种各样的承包制几乎无所不在。例如建筑工程的发包，再转包；整个工厂在一段时期内承包给个人经营；企业中生产单位的产量承包。保险业企业中业务员的业务量承包；商店营业员的底薪基本业绩承包和超额业绩提成；非企业的医院各科室以及学校各系部创收的承包。这说明在当前的管理水平条件下，承包制确实是有效的办法。它激励个人去努力工作达到规定的效益。另一方面，承包制的普遍存在，恰恰反映了管理水平的低下以及无奈。法制观念淡薄，契约观念淡薄，单位的上层领导人缺乏对中下层负责人的有效的制衡权威和协调能力。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小作坊式的承包经营方式将会显得缺乏效率，容易导致资源的浪费。因此，适时的改变经营方式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以儒学礼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儒学传统文化总的来说发挥了诸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工业化的新时代，它也有不少消极影响。结合时代发展的实际，研究这种作用的存在机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发展方向，注意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它绝非是被动的，实际上，它同经济永远处于互动的过程之中。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或推动或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该区域的文化特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该区域的文化内涵与外在经济环境相协调时，它会成为促进和推动该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要素，否则文化会成为该区域经济增长的阻碍。那么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经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文化与经济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是一种有形态的存在,是一个有结构的实体.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亲族主义、祖宗崇拜、等级身份制度和注重人伦价值.其中,文化的封闭性、家庭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持续性与延续力；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等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对经济产生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有利或有害，而应对具体的文化观念和因素进行分析。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且一些文化观念具有转化的可能，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文化的因素。

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亲族主义、祖宗崇拜、等级身份制度和注重人伦价值,而这些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对象看，主要面对的是自然界。自然界发生灾难的随机性，也促使了传统小农生产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农谚“抢种抢收，不收就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传统小农最现实的选择是“拾到篮里才算数”。在这种情况下，只注重眼前利益、短期行为等等机会主义的表现也就在所难免。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看，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有的是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缺乏发达的社会分工。由于传统小农经济只有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缺少社会分工，所以，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使传统小农意识中只会产生家庭内部的信用而不会产生充足的在全社会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信用。所以，在传统小农社会，家庭内人与人之间信用的发达与社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缺乏构成了明显的对比。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缺乏也就必然导致了机会主义在全社会范围的泛滥。同时也因为亲族主义、家庭经济，导致人才流失，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保守性意识，保守性扼杀了风险意识，从而使信用很难从家庭内部扩展到全社会。再如，务实求验的思维方式，使人更注重于“近期交易”，而忽视“远期交易”。另外，依附性的人格意识也使人缺乏了自主平等的观念，从而也衍生出一种在交易行为中体现出的不对称心理。这种不对称心理具体表现为要么是具有自卑倾向，要么是具有自大倾向，而这两种倾向都容易诱发机会主义心态。还有传统小农的多神崇拜，深层次也在体现着一种机会主义的底蕴，同时又进一步固化了机会主义意识，等等。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持续性与延续力；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对中国经济又有正面

的影响。劳动者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会极大地影响他们对待生产劳动的态度从而影响到工作的质量。所以精神气质是人力资本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是否具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是否能够承受创业活动的辛劳，这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衡量一种文化能否对创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核心的标志在于这种文化能否培育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企业家。文化正是通过经济这种塑造市场主体，进而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各个环节，而且以伦理道德规范和修正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将其引导到有利于市场秩序之形成和维持的方向。另外，就连最饱受批评的家族企业、家庭经济也有其好的一面：如可以节省成本，节约资源。另外，不少地方正在利用本地优秀的文化遗产，通过组织文化节、旅游节等各项活动，以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这正是人们所习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积极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当仔细分析后则可以看出：搭台的文化，大多都是当地的风俗文化，包括旅游文化、娱乐文化、饮食文化、花卉文化等，对当地的经济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总而言之，优秀的文化传统观念越多、越浓厚的地区，就越能为发展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使投资者放心，行商者舒心，打工者安心。可以积极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建设。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在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冲击。尽管如此，我们从深层次上看，中国的改革发展仍然展现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也表现为其内容。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强调集体观念，重义轻利的价值诉求，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市场经济带来“利益至上”的文化观念的同时，趋利避义的价值取向并没有为所有大众所接受和推崇。同时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开始引导民众进行发展目的的反思，“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一中国文化的根基被重塑。这些表面上看与市场经济精神相悖的传统文化，正在中国模式的形成中承担着拯救现代文明的使命。中国模式应该从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汲取营养，但始终要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实践之中，兼具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和现代化的普遍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有利或有害，而应对具体的文化观念和因素进行分析。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且一些文化观念具有转化的可能，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文化的因素。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离不开对该国家的文化研究。通过挖掘文化的深层内涵，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层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扑面而来的新世纪，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发挥文化的优势，挖掘文化资源。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说过：“文化有很重要的协调力量，它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如果没有文化为纲领，经济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也难以持续发展，所以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文脉。”一个地方的文化不仅可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还会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要取得快速经济发展，必须认真审视本地区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观念。首先要认真调研和分析本地区的文化内涵，分析和研究其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其精华部分，也要批判和克服其糟粕部分，以消除不利于发展与进步的传统观念。同时，要不断学习其它地区的先进理念。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也需要创新，文化的创新是社会发展

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根源于创新，而要激发创新精神，使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则必须回到中华文化原创，摒弃限制社会微观活力和民众创造力的文化和传统，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文化和制度创新。”

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且一些文化观念具有转化的可能。所以，一定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浅谈我国传统思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提到这个话题不得不提晚清的一位传奇人物：胡雪岩。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由普通的钱庄伙计出身，成为文明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字作为经商的核心，凭着过人的见识、宽厚重义的性格与运筹帷幄的才能，纵横商场、出入朝廷之上。这样一位权倾一时、富可敌国的人物，却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并且最后在与西方蚕丝贸易的对抗中，盲目乐观自信，没有做好切实的准备便妄想以小搏大，终于在短时间内事业崩毁、身败名裂，令人感慨万分。

实际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人物不计其数，究其原因，终究是摆脱不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状况。郎咸平总结了中华文化的四大茫然及三大劣根性，在这里我就其中的两点加上我自己的看法进行一下分析。 在个人生活方面，胡雪岩属于极端的享乐主义者，他过着一种帝王般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规禁御仿西法,屡毁屡造,中蓄姬妾辈十余

人。”“偶一出游,车马塞途,仆从云拥,观者啧啧叹羡,谓为神仙中人。”足以见其生活之奢靡。购置土地和奢侈消费无疑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从而影响到其产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程度。可见,胡雪岩的所作所为符合传统商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直至现在，我们的企业家还是保留着这样的“传统”，郎咸平总结的中华文化的三大劣根性，首先就是思维上的浮躁，具体表现就是暴富之后开始吃喝嫖赌，纸醉金迷。中国的企业家缺少对公众的一种“信托责任”，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拿着股东的钱却并没有真正为股东着想，他们想的只是怎么为自己赚更多的钱，即使会给股东一定的利益，也仅仅是为了能从股东那里拿到更多的钱。甚至很多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贪图利益，把黑手伸向了国家公共利益。这就导致了像褚时健之类

的案件的发生。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把自身的利益同公众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双赢的局面。

浮躁的心态表现在另一个方面便是看问题只看表面现象而不看背后真正的原因。确实，我们的国人有一种外国人所没有的拼劲和百折不挠的意志，骨子里有一种对于超速成长的渴求，然而在这种对于超速成长的追求中却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投机取巧、走捷径的心态。这种情况下，只重眼前利益、短期利益的投机心态也就在所难免。很多企业家张口闭口就要把企业做强做大，要么就是要冲击世界五百强，问他们为什么要做到世界五百强他们却答不出所以然。胡雪岩最终也是败在妄图以小博大的投机心理上，他奋力与企图垄断中国蚕丝市场的西方势力对抗，本质当然是好的，错就错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盲目的自信，孤注一掷，最终惨败而归。如果他能与当时其他的蚕丝商人联合起来，甚至向政府求救，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至少不会输得这么惨。

在传统的商业领域内,胡雪岩经营着种类繁多的各种生意,而且游刃有余,然而,他思维僵化，一旦越出这一领域,接触新的事物,则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触、畏惧和逃避。19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开展,一些现代行业也开始在中国兴起。和胡雪岩同时代的一些人此时已经兴致勃勃地投身于工业、矿业、交通运输业等现代行业,而胡雪岩依然在传统的商业领域内固守着古老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而没有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郎咸平在他的博客中说：中国人思维的僵化，主要表现在暴富之后不知道如何发展。而思维僵化这一点，恰恰是中华文化中最陈旧、最要不得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辛辛苦苦把企业做到了某一个层次便无法继续发展，我认为和家族式管理有很大一部分关系，“家族式管理”，也可以说是思维僵化的一个表现。大部分民营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企业的元老人物基本上全是创始人的亲戚朋友，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也使家庭范围内信用的发达与社会范围内信用的缺乏构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使得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很微妙的矛盾的心理，即一种相互依赖而又相互防备的心态，人际关系不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在商业活动中不能以正常的状态进行，影响了商业合作。这就导致了企业家的一种亲族主义，巴不得把企业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自家人做才放心。这样的企业在以后的发展中，往往领导人的素质便决定了整个企业的素质，一旦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再想继续发展，便会很吃力。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临沂的王廷江，同样作为一个传奇式人物，王廷江的拼搏和奉献精神无可非议，但他终究没有走出农民的思维，

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王廷江的管理以集权而出名，二级集团总经理只有5000元钱的审批权，大小事都由总部的集团董事长王廷江说了算。虽然公司招聘了一批技术方面的专家，但管理基本以本村人为主，王的亲戚朋友占据着各公司的重要职位。但是据了解，这些亲戚朋友们基本上都没有足够管理好这么大一家企业的能力，王廷江一直想把华盛集团做到世界五百强，却始终不能如愿，我认为这与其始终不肯把一部分管理权交给更有能力的人有关。 另外，我们还是一个追求天人合一、安居乐业与明哲保身的民族，我们强调知足常乐强调忧患意识，这种安全观的存在，左右了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使人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畏惧风险，竭力避免风险而不思进取，全力寻求生命和生活安全，主张乐天安命、不敢创新，拒绝新生活和新思想，从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使社会生活与经济建设处于停滞的状态中。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趋之若鹜的考公务员而不愿冒风险创业就是表现之一，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倒退。众所周知，在谋取经济发展的同时是要冒一定的风险，是要有创新的，没有风险没有创新的经济是不活的，是没有前景的，计划经济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是在冒风险也是在创新，有这个大好的前提在，本来是可以使我国经济取得更好的发展，然而人们的行为思想却相当保守，从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当然是一种很不利的情况。

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造成了一个矛盾纠结的民族，在依附与对抗心理、入世与出世的彷徨心理、爱护弱小和欺软怕硬心理、面子和无赖心理等矛盾心理的干扰下，人们时常处于一种难于选择的境遇中，从而难以全身心的投入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有时人们的行为体验容易发生极化，像知足但永不满足、敏感和麻木心理、自我膨胀和自我压缩心理、勇敢和怯懦心理，这些心理状况的存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是很不利的，有些人要么对市场经济体制极度信任，大加宣扬，骄傲自大，要么就是极度反对，尽力贬损杞人忧天。在这样极端的心理状态下，要使市场经济建设顺利有序的进行是有不少困难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追求和谐、持续性与延续力、巨大的包容性、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中国经济又有正面的影响。企业家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会极大地影响他们对待商业活动的态度从而影响到工作的质量。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有利或有害，而应对具体的文化观念和因素进行分析。可以说，传统文化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且一些文化

观念具有转化的可能，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文化的因素。在金融危机来袭的时候，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应该重视发挥文化的优势。一个地方的文化不仅可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还会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要取得快速发展，应该认真审视本地区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观念。首先要认真调研和分析本地区的文化内涵，分析和研究其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其精华部分，也要批判和克服其糟粕部分，以消除不利于发展与进步的传统观念。同时，要不断学习其它地区的先进理念。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也需要创新，文化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根源于创新，而要激发创新精神，使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则必须回到中华文化原创，摒弃限制社会微观活力和民众创造力的文化和传统，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文化和制度创新。”

(一)关注的焦点：如何对待中华文化传统及其资源

中华文化不仅源远流长，积淀深厚，资源丰富，而且随时变迁，历久弥新，富有活力。与会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有哲学的、宗教的、政治伦理的、文学艺术的、科学技术的，乃至生态环境的，包含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智慧。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种资源，创建适合21世纪需要的新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中华文化传统及其资源的问题。学术界有人声称，要“告别现代，回归古典”，寻找和恢复“中国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筠泉研究员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不了解传统的本质。应当说，传统是文化发展中体现连续性的东西，它的本质是真正的现在；传统是通过对现代人的制约和支配而获得自己的规定性的。这就意味着，传统不是消逝在历史中的东西，不是仅仅沉睡在遗存下来的书面文献中的东西，不是作为现代人的身外之物，而是历史上积累和传递下来、通过社会生活的各种媒体而转化为现代人本身存在的东西，是化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东西。因此，要从本质上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及其传统，仅仅研究书面的历史文献是不行的，只研究古代和近代的中国人也不够，最重要的是善于发现文化传统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方式。从这种意义来说，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就是现代人的自我认识。我们作为传统的承担者、体现者，必须充分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

北京大学哲学系朱德生教授认为，弘扬传统文化的实质是弘扬民族精神，以期曾经有过辉煌的昨天的民族明天能更辉煌。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仅要认真研读中华文化的元典，而且要深入研究当代的实际，以便真正能做到从当前时代的高度重新考察中华传统文化，使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东西得到新的阐

发。用“温故而知新”来形容弘扬传统文化是比较贴切的，学习传统文化，要善于从纸堆中读出新道理来。

台湾学者杜正胜研究员提出，对待传统文化，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择别，确定哪些该弘扬，哪些尽可弃之如敝屣。我们对于古典的择取应以人民为依归，特别表彰肯定人性尊严、尊重人民地位、关注人民福祉的篇章，从经典中提练出现代意义，这样，经典才能与现代呼应，符合现代人的需要。

台湾学者张玉法研究员对“五四”前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蜕变作了分析，强调应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与调适，懂得文化因交流而成长的本质，在兼容并包的状态下，使中国文化因不断吸收新知而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徐远和

(二)研讨的热点：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

东亚是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人们在探究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因时，不能不注意其文化背景。而中国传统文化曾对日、韩、越等国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黄心川研究员分析了东亚文化模式，指出，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但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也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推动和维护，现代经济制度的确立及经济高速度的发展都是不可思议的。日本在历史上以善于吸收中国和西方文化而著称，但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其自我主体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个主体渗透着日本民族的性格、心理、思维方法、审美情趣乃至风俗习惯。由于日本文化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并经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变革，加之国际格局的变动和美国的支持，从而在战后的短时期内就把经济恢复起来并迅速实现了腾飞。

新加坡实行“兼容并包，东西结合”的文化模式，以东方价值观作为精神主体，以西方科技文化作为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手段，创造了现代的先进文化和文明。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赵宗正研究员认为，东方的精神是关注人自身，关注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稳定，关注人的内心自律，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世界需要东方的智慧。东亚民族只有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充分的自我意识，保持自觉的“张力”，才能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较大的贡献。 相对而言，台湾学者更为重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联。台湾学者李亦园研究员认为，来自儒家经典的哲学思维即所谓“大传统文化”，和来自民间的日常文化即所谓“小传统文化”，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大传统引导文化的长远方向，小传统则代表一般民众的文化，扮演一种提供大传统文化许多基本生活素材的角色，在当代的社会中也逐渐被认定是影响经济发展及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应该在传统和谐均衡观基础上，尽力发掘可能为现代社会生活所用的素材，予以合理开拓发展，就像日本一样，虽然接受西方文化，却又在西方文化之上加上自己的文化特色，如此才能超越西方，否则只是不断跟随西方，不

管如何努力，总是永远落在西方之后。

台湾学者杨国枢教授着重探讨了社会现代化历程中传统信念的变迁机制与方向问题，指出：台、港及祖国大陆三地中国人之传统信念的共同变迁机制与方向，主要有四项：从外控性变向内控性，可以说是一种自主化的历程；从神秘性变向功利性，可以称为世俗化的历程；从普同性变向歧异性，可以说是一种分殊化的历程；从僵固性变向变通性，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化的历程。并且认为，这可能是华人社会及其民众从社会取向变向个我取向的必然结果。

文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都是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也没有绝对优秀的文化，而且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一定文化也落后，而文化领先的国家并非经济也领先，17世纪的英、法、德哲学和我国魏晋与盛唐哲学上的高低，分别从一国和多国的比较中说明了这点。所以，文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它们之间的复杂网络系统正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开放的实践历史活动制定的，特别是在中国走进世界历史的时代更是如此。如果可以把文化的功能界定为创造自由向全面发展的人的话，那么这就可以作为衡量文化的一个尺度，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经济发展的维度。如果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离开了求真向善爱美的人的素质的生成，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不仅把文化推向市场的做法显而易见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发掘传统资源推动现代化也缺乏科学论证。东亚经济的崛起对于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是一个打击，但从学理上未必能驳倒韦伯的儒教对现代化资源贫乏论。与会者认为，对这些问题还应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前景的瞻望：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当今世界，全球性交往日益密切，呈现出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如何合理交往是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姚介厚研究员指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化体系的理论核心，为社会发展提供理性指导和价值取向。不同哲学与文化传统在相互交往中各自体现现代性，是世界走向21世纪的一个历史特征。我们建设新文化有个“古今中西”问题，它实质上包含三重内涵：发展作为主导思想、具有开放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世界文明包括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三者之间应合理兼容与会通，以适应现代化大业为旨归。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叶秀山研究员分析了中西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强调中国人同在一个蓝天下，同在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天、地“令”我们相“合”，我们的历史“命”我们相“合”。中华的“人文”精神，无论多久，多远，仍是“延展”的精神，是合天、合地的“和合”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也认为，“和合”既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东方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和合精神，在21世纪，可以承担化解人类冲突的责任。

台湾学者沈清松同样认为和谐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他在分析了儒家与道家的和谐观后指出：人性的复杂与深度，会要求以多种形式、多重面相，达至各自性命的实现，并建立和谐的存在关系。因此，人应在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重立人

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迈向充量和谐。台湾学者胡佛教授进一步论述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关系问题，指出：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发挥与实践，而人文精神则是人文关怀的一种信念与动力。一个民族在文明上的进步，实源于人文精神的振作与发扬，而一个民族在文明上的落后，也不出人文精神的不振与衰退。我们中华民族如要在文明上有大的创设，就必须在人文关怀上有大的促动。我们应发扬人文精神，推动人文关怀，达到国民品质与生活的提升，进而完成国力的增强与国家的统合，并对全人类的和平与福祉做出贡献。

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如同叶秀山研究员所言：在西方，在黑格尔那里，所谓“活力”、“生命力”乃在于对现存的世界说出一个“不”字，呼唤“否定性”的力量，与持“肯定性”的中国传统人文的“生命”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蒙培元研究员指出：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与困惑，是将“内圣”与“外王”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内圣”解决“外王”问题。当代新儒家也大讲“内圣外王”之学，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台湾学者夏长朴说：经学具有民本思想，但民本思想并不等于民主政治。就中国来讲，德先生与赛先生早已成为国民基本常识的一部分。如此等等。因而，瞻望未来，也似应从历史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走向中，省视古传统渗透于今日的弱点与短处。正如朱德生教授所讲的那样：弘扬文化传统，不是认识到什么是“好”的，即使是价值判断，也应倒过来，先看清什么是“坏”的。这种基于事实判断上的价值判断，正是一种历史的过程的把握，是扬弃。从而，“和合”的人文关怀才能找到它的基础，真正落到实处。因为“和合”精神不会自己运动、前进、发展，它需要推动力。如果认为它自身即是推动力，那就应该指出这种推动力是什么。如果把这种逻辑贯彻到底，那么必然陷入循环论证。而且，这也与传统精神不符。

北京大学哲学系朱伯昆教授在阐述《周易》的“忧患意识”时说：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即使处于平安无事、事业发达兴盛之时，也不能掉以轻心。正是这种忧患意识，锻炼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智慧。落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把忧与乐的关系整合到一起的表述。如果这样讲“和合”，那么就一来切合传统，二来也可与现代接头了，三来就能使我们对未来的瞻望取得一种历史感、过程感。和合在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奋斗历程中孕育，一旦形成，又有新的奋斗，如此不断前进。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19日 14:15 《长江》杂志

袁伟时/文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

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

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哪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

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8000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100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

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

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到中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

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

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3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

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

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

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

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面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

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

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

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

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

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

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

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

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 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

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

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

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

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甘阳博士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政治纲

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

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

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

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

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

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

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有个流行论调，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特别注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证明东方文化足以做环境保护的根据。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我们不过是受了西方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天人合一”是重视环

境的，这是牵强附会。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

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