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

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十七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4月4日星期一

周其仁个人网站：

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文告，都少不了“政府主导”这个词。走进现实经济，与此对应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早年改革一度高举的“政企分开”大旗，也许是敌不过普遍现实的缘故，色调日趋暗淡。相反，高歌“政府主导”的理论和政策基调大行其道。不少理论家论证，“政府竞争”不但是中国奇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是中国模式的真正秘密所在。偏好夸张风格的，还说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

也许他们是对的吧。我的一点保留态度，无非是顾及经济比赛的时间相当长远，因果联系复杂多样，特别是由非常抽象的原则组成的“体制”，究竟对长期经济绩效的贡献几何，多看看有益无害，不必急急忙忙马上说个明白。本文一如既往，限于讨论“政府主导”特色对货币运动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上周本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央行以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调控的一件主打工具？答案是，这不但与汇率压住利率的开放形势有关，而且是政府主导投资与信贷行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关键的一点，是上文指出，“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都是数量型手段，所以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也必须以数量型为主才比较对路。”这句话点到为止，读者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再阐释几句。

统计说，直接的政府投资在全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早已大幅度降低。这是事实。不过进入财政预算的投资项目，只是全部政府投资中的小部分而已。在财政预算之外，有一片广阔天地。譬如各类国企投资，要不要算入“政府投资”范畴，各国的国情不同，算法也不同。中国一般不算，但从实际情况看，国企投资常常是“更自由的”政府投资，除了免受人大审议，行为逻辑与政府投资如出一辙。

以新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最近谈及的高铁票价为例。盛部长说，高铁(京沪直达)的“票价，是企业根据铁路建设成本、运营成本来测算的，最终的票价，将按照价格法的程序，经过测算后报批” (见这里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

-03/30/c_121247295.htm)。听起来，盛部长这里用的是 “成本定价法”，即“企业”——其实就是政企不分的铁道部自己——根据各项成本加以测算后得出，再经报批才能最后决定。成本低、票价就低；票价高，只因为成本高，铁道部并不赚乘客的钱，舆论和公众理应释怀。

问题是，“成本”又是怎样决定的？譬如高铁，“建设成本”到底由什么决定？说来话长，建议希望了解高铁故事来龙去脉的读者，不妨读一读财新网 《新世纪》记者王和岩的长篇报道。主标题很吸引人：“节约10分钟多付几十亿”。读下来，事实依据来自京津城际高铁。据报道，2004年国家发改委审批这条城际轨道交通时，“设计区段旅客列车的速度：满足开行时速200公里及以下列车的要求”，为此批准项目概算123.4亿人民币。但2008年建成通车后，发现概算总额超出了92.1亿，平均每公里投资达1.85亿元。“建设成本”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该铁路的通行速度从“时速200公里及以下”，一下子提升到时速350公里。最妙不可言的是，“什么时候改成350公里”的，连铁路系统的专家也说 “大家都不知道”！

于是，京津城际就从原来批准的“200公里及以下”，一下子跨越到“时速350公里”。记者算了一笔账，“京津城际全长115公里，时速从200公里调整到350公里，实际运行时间差多少呢？不到10分钟”。我帮他复算，其实是通行京津全程快了15分钟，由此增加投资概算92亿。无论谁算得对，“节约10分钟多付几十亿”的命题还是成立的。

时速大跃进，以成本定出来的京津城际的票价，当然 “一下子就上去了”。目前二等车厢票价58元，我坐过两次，感觉舒适而快捷，从北京到天津仅27分钟而已，比从北大到北京南站的时间还要快。不过“曲高和寡”，票价终究约束需求量。报道说，京津城际在2008年8月正式开通后，第一年客流量达1800万人次，低于预期的3000多万人次，“而这个客流量也是在铁道部停开了京津既有线上所有动车组后才实现的”。各界广为诟病之余，还嫌票价贵的就只好另选他途，好在铁道部还不能把其他交通方式一律都给关了。

按国际铁路联盟的标准，经历多次提速达到时速200公里的中国铁路，本来就已经是“高速铁路”了。不过，这并不符合铁道部的要求。要探究的是，如果铁道部欲建世上最快的高铁并不令人意外，那么此种要大手花钱的雄心壮志，究竟如何通得过国家审批的呢？ 玄机据说只有几个字。原来，十几年前围绕京沪铁路，铁道系统内外就爆发过持久的激烈论争，究竟靠“磁悬浮”还是靠“轮轨”，究竟高铁要高到多高的速度等级，到底是“急建”还是“缓建”，各派意见吵到2006年才见分晓——“时速380公里的高速轮轨”。这也许预示，要把京沪高铁的模式推到全国，即便不是断无可能，也将难上加难。不料，时任铁道部长刘志军只在《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里写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客运专线”，就轻而易举绕开所有关于高铁的争议，并于2004年通过国务院审批，成为国家铁路发展规划。

这里的奥秘在于，“客运专线”不等于高铁，而 “200公里及以上”，到批下来还不是铁道部说了算？

再过5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4万亿计划外加天量信贷，中国高铁再次受益。在毫无不同声音的背景里，到2020年全国规划铁路营运里程从10万公里增加到12万公里，客运专线从1.2万公里增加到1.6万公里。2010年3月铁道部宣布，在2013年前全国建成客运专线和城际铁路1.3万公里，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高铁营运里程最长的国家。 各位看客，上述每一个数目字，从时速200公里及以下到350公里，从10万公里到12万公里的全国跑铁路网，从京沪高铁到遍布全国四横四纵、总里程达1.6万公里的全球最大高铁网络，都实实在在发生相应的“建设成本与营运成本”。根据成本定价的原则，由此也决定了未来中国铁路客运的票价水准。

叫人看不懂的地方，是一个人均所得目前排在全球100位的经济体，投下巨资修建全球最快铁路网，经济根据究竟何在？是有不少专家预测中国在不远的将来经济总量成为全球老大，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谁也没有预言，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人均所得将成为全球老大。人均所得远非第一，铁路客运速度非要排名第一，这两件事情加得到一起吗？从普通人的角度想，出门赶路，快一点当然好，可是倘若早到几个钟头的代价，远高于省下的那个时间所能挣到的钱，你会无缘无故喜欢全球最高速度吗？应该无人希望，春节大批民工骑摩托车回家的悲壮画面，成为未来全球最快高铁网下普通人交通模式的一个预演吧。

本文不厌其详讨论高铁投资的故事，为的是借一个实例来帮助自己和读者，进一步理解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无论如何，这类投资依据的不是市场的相对价格，不是猜测的未来需求，也不是预期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更为要害的，是这类投资的决策与其最后的结果之间，没有可靠的责任关联。刘志军留下的教训是，当舆论和公众可以问责的时候，他本人早就负不了任何责任了。但是，如此机制下做出的投资决定，继续决定了未来客户付费的 “成本”，也连带影响未来的价格、需求量、替代消费的选择空间。

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部分微观基础。至少我们要想一想，这样形成的 “需求”包括投融资和信贷需求，要怎样 “调控”才可能见效呢？

本周实在热闹，美联储第二波定量宽松（QE2)出笼，加上G20峰会开锣，全球经济究竟怎么了，中国当如何应对，引发评论无数。我读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的辩护，是说QE2虽属非常规但毕竟还是宽松货币政策中的一种。依作者之见，只要行货币宽松之策，长期债收益率下降，股价上扬，美元汇率走低，当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至于此举是不是引发通胀预期，那是以后的事，反正当下美国经济，与其担心通胀，不如担心通缩。

类似“宁冒通胀之险，也要先保经济增长”的论点，我们早就耳熟能详。金融危机以来，这也差不多是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共同的主旋律。美国的麻烦，在于即使进入所谓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还是步履蹒跚，特别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既然宽松货币已帮美国渡过金融崩溃的难关，再来一回，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批评意见的主要着眼点，是美国又一波宽松货币对全球的影响。那可是好大一个“外部性”。因为美元一身二任，既是一个国家的国别货币，又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倘若美国只以本国物价指数为依归，在CPI还没有升到令公众和政客不安之前不断大手宽松货币，那美元作为一种可以流出的货币（outsidemoney），大肆流向增长较快、通胀压力较大的新兴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会不会把别人淹掉了一大片、自己还毫无感觉呢？

另外一个外部影响，是美元走贬等于别国货币升值。这对增加美国出口或许有利，至少很多人是这样以为的，但对他国出口就有抑制作用。如果这些受影响国家还担心经济走弱或“二次探底”，那QE2也将造福美国、遗祸他人。

不过再次定量宽松对美国自己的影响究竟如何，在一流的专家那里也很有些不同的看法。本周二，格林斯潘的前任PualVolker在2010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讲，美国的失业压力需要几年时间逐步化解，大手松货币无济于事。这位前任的美联储主席，本专栏曾经介绍过的，是上世纪8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以坚定的货币紧缩力挽美国通胀狂澜的了得人物，当然知道高失业是对付高通胀的一种代价，舍不得付出必要的代价，就没有美国经济的未来。芝加哥期货市场的总裁也认为，在QE1的效果尚不清楚的情况下，急急推出QE2实属不智之举。

比较根本的，是世行行长佐立克关于重回某种修订过的金本位制度的意见。不谈细节，重建金本位的建议在每次重大的全球性危机后都出现过。其实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多少年前就坚持非金本位不足以解决法定纸币的问题，因为管不住货币当局超发货币的冲动，市场经济的根基动摇，那就万事皆休。

从这次危机及应对的经验来看，仅从货币政策讨论问题的确不足够，有必要到货币制度的层面观察现象、讨论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货币政策是松还是紧、特别是各国货币松紧力度之间的协调不重要。问题是，靠开会、辩论、投票等等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与紧，定对了好办，定错了又怎么办？货币政策有时滞性，等到发现后果不佳，再评论、再开会、再辩论、再投票？至于各国之间的货币协调，像最近美联储的第二波宽松，选在G20之前出台，摆明就是一个不交付国际讨论的事项。对他国有影响吗？影响到谁、谁去对付就是了。

于是诉诸金本位，以此约束货币当局。倘若各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受到黄金的约束，全球金本位卷土重来，金融麻烦当然少得多了。以QE2为例，如果还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金本位，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直接就是黄金量的表达，那么除非美国财政部突然多出一大块黄金储备，伯南克就算有天大本领，也发不出6000亿美元来购长期国债呀！在承诺以黄金为本的货币制度下，例如1971年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联储也不容易如此宽松货币，因为持有美元的各国，不但可以口头问责，还可以凭券到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看看山姆大叔的承诺究竟值多少钱。

金本位也根除了汇率战。既然各主要货币都以金为本，或与承诺金本位的货币以固定汇率相联，那就无须做什么动作也可维系汇率的稳定，国际间又何来汇率的纷争？在此环境里，

国际贸易得到“黄金-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甲国若对乙国有了贸易顺差，等于多赚到乙国的钱 （黄金是也），钱多导致甲国物价上扬，直到贸易品成本增加，把顺差减下来。反之，逆差国货币外流，物权下跌，不需要逼别人升值也可恢复平衡。

简言之，金本位有效约束各国政府对内无从乱抽“通胀税”，对外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邻为壑，以此构造和平发展经济的环境，当然是上佳的货币制度。这也是长久以来，“重返金本位”的主张屡屡出头的原因吧。

像讨论其他经济问题一样，良好的愿望不但令人尊敬，而且也拥有格外强大的感召力。不过，为了让良好的意愿真的通向天堂，我们还是要重视实现此种愿望的条件和机制。对于种种金本位的构想，我们要提醒一点，千万不要以为是黄金的物理特性，才约束了人类超发货币的冲动。

没错，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储藏有限、开采不易，充作货币的本位，随便多供应货币的想头就受到了约束。不论多么大事不好，打别的主意可以，开货币笼头大肆放水是没门的。因为货币币值稳定，所以物价稳定，不会动不动相对价格风起云涌，物价总水平涨落无度，弄得投资者、生产者无所适从。这也是金本位制度最明显的优势。人们赞美金本位，要求回到金本位去，根据也在这个地方。

但是，并不是黄金具有不易增加的物理特性，才成为金本位货币制度的主角的。让黄金当上货币的，是人类的选择。要不是人类有意愿，至少愿意接受保值程度高的商品来充当交易媒介和储存手段，黄金的物理特性又有什么用？是为了交易的方便和公道，人们千选万选才从很多不同自然物质中选中了黄金的。这是说，选可靠的交易媒介是因，黄金被选中是果。倘若造物主从来没有“造出”过黄金，会不会没有其他东西跑出来满足人类关于货币的要求？我想还是有的，货币史上充作货币的可以开出一张单子来，而货币史并没有终结。

废除金本位的也是人类。远的不说，经典金本位那样尽如人意，为什么坚持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布雷顿森林体系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达成协议——据说是第一个靠协议运行的货币体系——为什么仅仅二十多年后就漏洞百出，最后以美国食言、金本位崩溃而告结束？黄金的物理特性没有改变，金本位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可以解释货币制度变化的命运？

通过这次危机，我以为关键在于人类具有害怕疼痛的倾向。作为斯密认定的天生倾向交易的动物，人们需要交易媒介（货币），又担心货币币值不稳定损害交易的进行，这一种“怕痛”心理，引发了不断寻找更可靠、更保值货币的持续努力。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超发货币——让货币贬值——也同样成为减轻短期疼痛、避免经济调整代价过大的一种手法。当企业破产、机构转型、工人失业和政府从现存经济结构收取的税收和其他利益的难度陡然加大，超发票子能够减少 “结构改革”的痛苦的时候，“准则至上、不通人情”的金本位就容易遭到唾弃。

这样看，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靠近；经济调整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变。当今世界的麻烦在于，虽然全球化把主要经济体联成一气，但各国经济的“痛点”尚有不小的距离。缺乏对不同的痛点加以权衡的大体一致的感受，全球重回金本位的难度极大。如果这个判断对头，货币汇率的协调恐怕还要另辟路径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作者：周其仁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1年1月3日）

科斯不懂中文，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还像苏格兰的伟大学者休谟（DavidHume）一样，天生具有“人贵述己而不自诩”的格调，既不容他人吹捧，更不会自吹自擂。正因为这样，“科斯的中国影响力”就成为一个在庆贺科斯教授百岁生日时，值得我们大家来加以讨论的问题。

我认为，科斯的影响力，首先来自科斯经济学 （CoaseanEconomics）的内容。我们都知道，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方面的“创新”，却“引起经济学理论——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科斯 （1994）：《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译本2010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3页）。是的，自从科斯在他27岁发表的论文里引进了“几乎可以归入不证自明的真理之列”的交易费用概念以来，已经没有一门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理会交易费用却还能够阐释经济行为的逻辑。

毫无疑问，科斯的上述贡献有着普遍意义。在科学上，从完全无意识交易费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对此，我们不妨以其他科学为参照来加以理解。例如，没有人会否认在摩擦力为零的假设下，物理学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正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物理学家才可能进一步展开对正摩擦力世界的更深入研究。这里的关键是，要假设摩擦力为零，首先要有清清楚楚的摩擦力概念。类似的，经济学倘若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楚的意识和概念，就不具备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的能力，也更不可能走向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分析。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奖典礼讲演的题目所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构成与运行，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e－conomicsystem）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被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只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就得以重新扩展，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以及一般地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如科斯本人所言，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无论市场里的公司，还是侵权判案的司法传统，对西方读者来说总是不难感知的。因此，只要突破既定经济学思维的束缚，换一个视角——科斯的视角——看世界，这个真实世界就在那里了。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中国的实际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也缺乏法治传统（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介绍到科斯的书，是享利·勒帕日写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尚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所以毫不奇怪，科斯开始是作为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个学派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了中国影响力，后来人们甚至可以说，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的影响力还要广泛、深刻和持久。这又是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科斯经济学包含着的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重要内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兴趣。让我们回到科斯论述企业性质的那篇著名论文来理解这一点。在那里，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配置资源的市场里，为什么存在着靠权威下达的命令组织运行的企业？科斯的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1988）：《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2009年上海新世纪（002280）出版集团出版，第40页）。

科斯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他接着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呢？这个问题有更一般的意义，如果哪一种经济废止了所有市场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其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呢？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用企业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种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组织成本”。

很明显，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个方向的实际活动都受到成本约束的基础上。难道不是吗？市场受交易费用的约束，以企业来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又受到自己组织成本的约束，限制了其所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正是通过对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不断权衡，科斯才确立了企业在市场里的理论边界。

仿佛在不经意之间，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需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确与“西方经济学”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惟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理论两级共享的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对于这一点，我在提交给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学讨论会的论文里，有过以下回顾：

“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 „组织成本（organiza－tion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 „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23页）

据此，我在那篇发言里还大胆地推断，如果科斯教授有机会与邓小平先生谋面，“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

其实，惟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接近于真实的现实。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每日每时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计划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误配置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因此而获得增长。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偿失，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科斯从来不认为他和他的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的道德原则和信奉的方法论也不允许他那样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个讲演中引用了弗兰克·奈特的话：“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他本来是用这段话赞扬沃伦·纳特（WarrenNutter）教授的。但是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他的助手王宁告诉我们，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老人还是会认真阅读不知道比他年轻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就科斯而言，我们相信奈特说得对，科学的基本规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

在方法论上，科斯坚持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真实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科斯的坚持其实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坚持，因为不从观察现象出发，对规律的猜测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科斯的方法论坚持也是他的中国影响力日增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从求学的青年时代开始，就踏实观察市场里的企业，认真思考可观察现象中那些不能被现成理论（当时是价格机制理论）很好解释的部分，勇敢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猜想。无论我们的天分怎样远不如科斯，遵循这条路线走，我们总更有机会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工作。那么多欧美经济学家连认真观察欧美经济现象的时间都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爷正在把观察中国现象、提出中国问题并作出科学猜想的难得机会，更多地留给了中国的经济学人？

最后，科斯的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验研究 “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带给我们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于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着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着过于多样的组合，并无一不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复杂的转型环境里，中国经济的走向当然与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密切相关，问题是我们对后者所知甚少。

也许值得注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 “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断言举国体制才是中国经济辉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这种体制继续扩展到无远弗届之处。有人肯定彼此竞争的地方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配置资源，促成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面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变化，因而构成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为席卷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了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人类正进入一个也许可以由中国领头的、需要扩张政府调控和管制的新时代。我相信，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些真理

的成分。不过，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为此，我们为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国影响力保持得更为长久。祝百岁老人科斯教授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