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看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三个历史镜鉴
王岐山看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三个历史镜鉴 胡拓
（接上文）作为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更作为新近掌管中纪委的政治局常委，历史学出身的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又有哪些借鉴与思考？
托克维尔发现，一方面，1789年之前的法国经济空前繁荣，政治改革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却是社会阶层日益分裂，社会道德快速衰败。
最终，大革命就发生在政府做出改革、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
这一发现，完全堪称是改革的悖论。
那么，导致上述悖论的原因何在呢？
一、为什么大革命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时候？
托克维尔认为，革命前的繁荣有两个原因，一是强大但不再固守专制的政府，二是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
政府从单纯维持统治秩序向促进投资建设的模式迈进，吸取税收的财政冲动日益膨胀，“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
但是，财政管理不善、政令上下不通、市场限制重重，使得人民在享受到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也越来越感受到政府对个人利益和自由的侵害。
结果，“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博览研究员认为，繁荣和私欲不是革命的原因，分配制度的不公和对经济自由的“垄断”才是原因。
当个人在不断创造财富、而国家又不断夺取，却又无法公平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政府的根基就越来越显得既强大又脆弱。
既然发展不能带来稳定，那么就求助于深化改革吧。
但托克维尔还说，改革也会导致革命!
二、为什么大革命发生在政府改革的时候？
大革命前的法国专制王朝虽然依然弊端重重，但上层已经做出了许多改革的姿态和政策，连路易十六都在公开痛斥基层腐败、批判贵族特权，而一些地区农民的税负也的确有所减轻。但恰恰是在这些压力所有减轻的地方，革命却爆发得尤为猛烈，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因此他总结道，“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句话没错，因为在封建特权主导的时代，对于“坏”政府而言，其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统治、巩固集团利益，而不是向着民主的“好”政府前进，痛斥特权的路易十六不正保留着最大的特权——王权吗？因此，无论它是否改革都难以摆脱历史周期率。
些微的改革已经满足不了被舆论鼓动起来的人民的欲望，当改革的速度无法跟上矛盾积累的速度时，激烈变革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三、为什么大革命会导致专制集权的复辟？
既然旧制度是无法避免灭亡的，那么接下来问题就在于通过何种形式走向民主的新制度。
就是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批评了法国大革命。
他意识到，疾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虽然推翻了旧政权，但由于重视平等而忽视自由、人人为了私欲而投身于革命，逐渐丧失了自由精神；
最终拱手将“革命成果”让渡给了包裹在新政权外表下的旧制度——新的中央集权制（雅各宾派的专政与拿破仑的帝制）。
因此，托克维尔赞赏更注重自由精神的英美民主，指出正是由于有了开明的贵族和中产阶级等精英集团的缓冲，才避免了“民主的暴政”。
他认为，如果一种变革要顺利实施，就需要减少对政府功能的伤害，大力培养能够起到社会矛盾缓冲作用的中间阶层，从而极力缩小各阶层之间的隔阂，最终形成阶级矛盾缓和、社会道德净化、利益关系妥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