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新的变化及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新的变化及其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进行和发展，在物质、经 济、文化都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这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使我明白了 在事物的两面性面前我们应当扬长避短，充分地利用改革开 放为我们带来的机遇，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变化最为显著的观念意识： 1 务实意识 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是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 不切实际的认识。 这种认识上的浪漫主义导致决策上的冲动和失误， 国家社会生活因此陷入 巨大的困境和灾难。改革以后，深受其苦的中国人强烈要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判 断我们工作的利弊得失。 务实牢牢地占据人们的思想观念， 并成为新的价值取向， 讲求实效、 实惠、实用成为一种自觉。具体表现在寻求发展的目标设定上，不好高骛远，着眼当前实际 利益的实现，而后谋求未来；在实现方式上，不眼高手低，注重调查研究、真抓实干，有针 对性地学习以提高实用技能；在效果评价上，不求全责备，切实考虑人陸弱点和综合因素的 影响。 从个体的发展规划来看，人们不再拘泥于“面子”观念，把考大学作为求发展的唯一出 路。而是更多地从个体的自身特点出发，从社会对职业的需求出发来选择发展方向。从大专 院校理工类、 经济类专业走俏到现在高职高专的红火， 从大学冷门专业的升温到特长生招生 年年火爆，从各种职业资格培训班、学科培优班、各种特长班的兴旺到大学生逐渐认同“将 心态放平，姿态放低，从基层做起，在做中学习”的就业观念，我们无不可以感受到务实意 识深入人心的变化。 务实的另一表现为功利动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改革开放以来。 传统的义利观因无法满足人们的切身需要而被打入冷宫， 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物质利益 原则逐渐为人们所推崇，并开始成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有力手段。 2 竞争意识 三十年波澜壮阔的市场化改革把亿万人民从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的狭隘思维 方式中解放出来，人们挣脱了平均主义的精神桎梏，勇敢地走向市场、占领市场，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 竞争意识的树立使优胜劣汰的机制得以发挥作用， 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 经营者的 积极性，使人们产生了危机意识、风险意识、效率意识，产生了紧迫感。不仅如此，竞争带 来的压力一旦转化为开拓进取的动力， 对于社会及个体的发展将会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有 了竞争压力人们更加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敢于表现，从而使自身潜力得以更加充分地挖掘 和展示。另一方面，竞争的广泛化也使人们更加勤于思考懂得分析，注意扬长避短，通过别 开生面、另辟蹊径使自己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3 开放意识 改革开放三十年，伴随国门打开，外面的缤纷世界开阔着人们的视野，各种 文化思潮激荡着人们的心灵 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变化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信仰模糊到信仰缺失。二 ； 道德价值观的抑制到道德本性的混沌。 三；人性虚伪到近似乎透明荒唐。一直以来西方的 思想比较开放，伴随着改革开放这种“开放思想”也传入了中国，一些人受到了这种文化的 冲击，只看到了“开放”表面，一味的学习和模仿，人们的思想过于“前卫” ，由此产生了 一些 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现象和因素。与此同时人们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还丢掉了我们原有 的优良传统美德， 以外来的某些文化作为 “时尚” ， 同时还以与其相反的中国优良传统为 “落 后” 、 “守旧” 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 也是思想政治工作 的根本。只有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才能统 一思想、形成合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大有希望。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要特别注意从两个方面加强工作： 一是及时总结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 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 有力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 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理论问 题； 二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各种错误进行积极的斗争， 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和坚 定正确的思想理论认识。邓小平同志还指出： “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归根到底是 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

务的。 要防止和纠正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脱节的俩张皮现象， 一 定要紧密结合经济工作和各项业务工作一道去做， 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际活动中去。 ”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长期以来闭关自守。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紧闭的门户，西方列强迫使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卖国条约，割地赔款，西方文明开始涌入这个古老的国度。这是中国在外力作用下的被动的开放。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的政策，使中国与西方长期断绝来往。70年代初，中美、中日建交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训，审时度势，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从而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的大家庭。这是一次顺应历史潮流的主动的开放。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创办经济特区作为一种改革实验，成为实行对外开放的突破口。1981年，我国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全国人大授权这两个省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各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上述各项措施有力的保证了经济特区建设的顺利进行和迅速发展，其中以深圳的变化最为显著。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签订了2500多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达18亿美元，引进2500台设备和一批技术。1983年与1978年相比，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前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2倍，基本建设投资比建国后30年的总和增加20倍。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雄心壮志，同时也为逐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1984年5月4日，中央正式确定开放沿海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至此，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新格局。

在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基础上，我国的对外开放继续向着更广阔的领域扩展，并在沿海地区形成了辽阔的对外开放地带，呈现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由点到面、由沿海向内地滚动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先后建立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国家对这些地区给予了优惠政策，主要是：扩大这些地区的自主权，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对前来投资的外商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待遇，以利于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和引进技术的审批权限，简化外商出入境手续；允许外商兴办独资企业，适当延长合资企业的合营期限；对确实提供了先进技术的产品，允许在国内的市场进行部分销售。在这些优惠政策下，各经济开放区的建设和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

到1988年底，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对外经济贸易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02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0．3%提高到27．3%。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上的位次，也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1988年的第16位。出口金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商品品种，由1978年的16种增加到61种。实施沿海开放战略，促进了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有关资料，到1988年底，我国对外承包业与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125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7534项，合同总金额达106亿美元，已完成的营业额60．9亿美元，外汇净收入近10亿美元。其中1988年一年，我国公司就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2126项，合同总金额达21．72

亿美元，完成业务额14．2亿美元。在开放的同时我们党又进行了体制改革，变革不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各种旧的弊端。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开放，使我们吸收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理念，利用外脑、外资作大作强自己。改革开放使国家富强、人民受益，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三)从计划到市场

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过去传统的观念总是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且是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很快扬起了改革开放的风帆。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这是理论上的一次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后，沿着这个方向，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都说明我们的思想是逐步解放的，但对市场经济问题仍有不少争论。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进一步澄清了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的困惑。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个论断从根本上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两种社会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的一次飞跃。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我们党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是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认识飞跃，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十四大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继作出了一系列部署，推动改革和建设的加快发展，并抓紧制定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党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按照这一总体规划的要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向纵深领域拓展。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汇率并轨、外贸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活力显著增强，新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开始逐步建立。这一切，为政府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呈现了加快发展的强劲势头。面对新的经济过热现象，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16条措施，其中13条主要强调的是运用经济手段。经过几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六大回顾和总结过去13年的实践，提出了10条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使我们经受住了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严峻考验。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还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城乡体制分割，产权制度不健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任务还未完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秩序比较混乱，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科技、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还不完善等。这些体制性问题的存在，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也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来发展历程，我们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

(四)从人治到法治

我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历程。“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原本就不很完善的法律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国家立法和执法机关被砸烂，公民的基本权益自不必说，甚至财产和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那时，社会秩序混乱，打、砸、抢盛行，住宅被随意查抄，生命被随意践踏。各种规章制度被取消，长官意志盛行，社会经济、文化、生产活动都处于无序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为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作出了多年的艰苦的努力。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三大报告郑重宣布：“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加强法制建设，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并对依法治国的政治目标进行了如下的描述：第一、立法机关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形成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立法的内容必须反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客观规律、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第二，政府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社会事务；第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执法，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确保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第四，全体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学法、懂法、守法、维护法律的尊严成为社会的风尚。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4部宪法：1954年的宪法是宪政的基础；1975年宪法是“文革”中的特殊产物；1978年宪法基本上是一个“左”的产物。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根

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经过全民讨论，于1982年12月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先后三次对宪法部分内容作了修改。20年来，1982年的宪法既保持了稳定，又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修宪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和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引人瞩目的是这一修正案草案，获得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一致赞同，无一弃权、反对票。这在近些年常委会的表决中是不多见的。中央《建议》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半年多工作形成的。这次修改宪法与前三次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这次修改，中央事先没有出台任何即定的方案，而是广泛听取各方面、各个阶层的意见和建议，拟订出征求意见稿之后，再次征求各方意见。

与1988年改2条、1993年改9条、1999年改6条相比，这次草案提出了14条，是修改内容最多的一次。其中许多条款的修改，尤其引人注目：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针；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增加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还有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

在完善宪法的基础上，我国还陆续出台了《民法》、《刑法》等许多部单行的法律、法规、条例等，各地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法规。可以说，我国已从根本上告别了那个无法可依的年代，我国的法律体系日臻完善。虽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执法犯法、长官意志在个别地方还相当严重。但笔者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建立一个法治社会的日子不会太远。

二、改革开放以来观念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主意识、创新意识、开放意识与先进的思想文化意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法制观念等文明进步的社会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些变化是全方位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同时还有文化方面的。

(一)日趋成熟的消费观念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由解放之初的供给制到后来的凭票制，居民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处于给啥用啥的地步。

从国家来看，政府重积累、轻消费，居民可用于消费的货币少得可怜。受当时经济状况的局限，当时人们的消费观念也是比较单一，只满足温饱，没有太多的奢望。在消费结构上，因为当时都住公房，人们用于衣食方面的支出占很大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随着住房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人们在住房和医疗方面的支出明显增加，增幅最大的恐怕还是教育方面的支出。

过去，中国的老百姓一直习惯于量入而出的消费习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愿借钱购物。而现在“超前消费”这个在西方发达国家流行很久的消费方式已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如贷款买房、贷款买车、助学贷款等超前消费的方式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先享受、后赚钱”为一部分人津津乐道。

过去，由于市场商品供不应求，居民经常是排队购物，每当节假日前，就会出现抢购风，消费集中在几个节假日期间，尤其是春节期间。而现在，由于市场繁荣，商品充足，过去那种过年买半头猪的情况很难再现，尤其是在城市。

消费观念的成熟折射着人们思想的日趋成熟，而思想上的成熟才是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努力作出客观全面的分析，形成自己正确认识，能够在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文化和理论背景下，通过客观冷静的比较，作出理性的判断，这是民族心理进步的表现。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自主性、选择性空间将更加广阔；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世界经济文化相互影响与渗透的加深，人们对各种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和鉴别的范围也更大。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更加需要成熟的民族理念和民族精神，以宽广的眼界、清醒的头脑，把握发展全局。

(二)形式多样的就业观念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形式是单一的公有制，只有全民和集体之分，而在集体所有制中，还有“大集体”和“小集体”之分。一谈到职业，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的人会洋洋得意，而在“小集体”工作的人会觉得低人一等。这种状况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多种所有制的并存而有了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的表现。

就业取向 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对“公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屑一顾，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更青睐于企业和公司等经济部门，而在内地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虽然就业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但人们仍然对“铁饭碗”流连忘返，在东北某市近期的一次公务员招考时，某一个热点职位的报考人数竟达到200多人。

就业形式 过去国家实行的是分配制，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毕业后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衰退和人口的急剧增加，就业矛盾日益突出，政府也不堪重负，不得已采取“上山下乡”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尽管如此，人们宁肯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也不愿意自己去想办法。改革开放后，随着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和经济状况的日益好转，人们就业的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取消分配制的同时，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就业指导体系，设立劳动力市场、就业中心等，各种民办就业中介机构也应运而生，通过报刊、电视、因特网发布招聘信息，网上就业已成为一种时尚。现在的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和用人单位签定劳动合同，真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自谋职业形式已被广泛接受，人们承受失业压力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三)五彩缤纷的审美观念

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人们的创造

力被扼杀，一切都与政治挂钩，一切事物都带有政治的色彩。那时的人们无论是举止还是服饰、无论是观念还是情趣是那样出奇的统一和单调。改革开放的春风使饱受十年浩劫的人们重新获得了新生。人民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这次解放不亚于1949年的解放。以前的解放是政治的解放，而这次解放可以说是经济和思想的解放，是一次人性的解放。

穿着打扮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的着装非常统一，学生清一色的军装、军鞋、军帽、军包；成年人也是清一色的深色服装，以蓝黑为主色调。服饰也很单一，女人很少穿裙子，很少化装，很少烫发，因为这些在当时都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受到限制和批判，如果有人一旦烫发或穿上一件比较鲜艳的衣服就会被人所耻笑。“随大流”，成为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现如今，人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这与西方文化的涌入和原有各种限制的放宽不无关系，同时也与近2O多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独生子女偏多的结果有着直接的关系。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成为这一代青年的共性。改革开放后，受港台影响，首先从青年开始，掀起效仿热潮，一时间，喇叭裤、牛仔裤、西服、高跟鞋、“高山流水”随处可见，甚至种地的农民也穿上了西服。西方各种“名牌”的大量涌入，更使人们目不暇接、不知所措。起初，这种变化仍带有过去那种“随大流”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审美观念日趋成熟，不再盲目跟从，学会了根据各自的特点选择服饰和打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也随之提高，彰显个性，追求时尚，讲究实用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

道德标准 记得小时候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非常正统的教育，“雷锋精神”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走过了青少年时代。热爱劳动、助人为乐、无私奉献是当时人们追求的最高的思想境界。曾几何时，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统治大陆几十年的“斗争哲学”，受到来自西方社会“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挑战。形形色色的观念冲击着多年被单一思想禁锢的人们，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人们在躁动中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苦苦的思索，苦苦的挣扎，经历了相当长的痛苦的心路历程。

(四)背叛传统的婚育观念

过去的人们一谈起“恋爱”一词感到很羞涩，大多数人一般都是经人介绍才和素不相识的异性确立“对象”关系。还有一些人是属于那种“包办婚姻”、“指腹为婚”。多数人是“先结婚、后恋爱”。因此，很多人往往和一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人无奈的度过宝贵的一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当时经济落后的制约，“儿孙满堂"的观念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一般的家庭都是三代同堂，十来口人，在农村更是如此。“养儿防老”、“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通过“B超”来预测胎儿性别的夫妻相当普遍。“早得贵子”又驱使人们早婚早育。受“嫁鸡随鸡”、“从一而终”观念的束缚，离婚的家庭几乎是凤毛麟角。“婚外恋”被人们斥之为“搞破鞋”，犯有“生活作风”“错误”的人，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其政治生命也许就此终结。

而如今，在短短的20多年间，人们的婚育观念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早恋已成家常便饭，而“师生恋’’“婚外恋”“黄昏恋”等过去谈虎色变的恋情已不足为奇，“网恋”成为少男少女追崇的时髦方式。人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出入婚介所，可以理直气壮的在媒体上刊发征婚广告。早年在春节晚会上令人捧腹的“超生游击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部分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抵触情绪。那时，许多家庭不择手段超生，甚至认可重罚。如今，城市自不必说，在农村，超过二胎的家庭已不多见。这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

无关系，更重要的是与子女抚养和教育成本的大幅提高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国家在一定范围内适当放宽了生育的限制，但是，这并没有引发新的生育高峰。可见，人们的生育观真的进入了一个成熟期。一向稳定的中国家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的忍耐力降到了最低点，家庭变得十分脆弱，且离婚的周期越来越短。与此同时，单身一族悄然兴起，个性化在婚姻问题上暴露无疑。

(五)正在觉醒的民主意识

逆来顺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官本位”的思想在民众中有着相当厚重的社会基础。长期以来，“家长制”、“一言堂”剥夺了民众的发言权。虽然宪法赋予了公民民主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兑现。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也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以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责任感，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畅所欲言、议论风声，正是我们党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开创了党和国家历史上最生动、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民主政治局面。如今，“民告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村干部“海选”已在许多地方普遍采用，尽管在具体操作中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人们已经习惯独立地思考、判断和决策，而不是人云亦云。人们已经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国家法制的日益健全和完善，党和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变，赋予了公民更大的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公民的民主意识，近些年依法维权的事例层出不穷。当然，我们的民主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民主，是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民主。相信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民主制度也会进一步得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