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政治下的儒家韩国

　　“文化立国”与“孝子产业”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过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弊端，为探索和创建新文化，不仅要挖掘儒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

　　祭孔与传统县学和书院

　　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会按照传统到文庙祭祀孔子。人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另外，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近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仍有300多座。

　　孔子海外后裔韩国人最多

　　最新统计显示，孔子后裔达300多万人，遍及全球各地。孔子后裔以山东曲阜为中心，遍及中国及海外，超过300多万人，其中大陆有250万人。海外人数最多的是韩国，有10万人之多。

　　悲情与信仰：亚洲女性治国史

　　难以磨灭的信仰、悲情的代际延续，女性柔弱之躯支撑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南亚次大陆鳞次出现，让人目不暇接。这些满怀伤痛的女人，成为一个家族、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她们的故事，是亚洲女性悲情政治的缩影。

　　贝・布托家族：

　　民主就是最大的复仇

　　布托家族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历史已经并非第一代。作为巴基斯坦政坛的名门望族，布托家族经历过数次死亡。2007年12月26日，巴基斯坦最著名的女性贝・布托遭暗杀身亡。她死后，儿子比拉瓦尔发誓将继承母亲遗志，为穷人而战，“民主就是最大的复仇”。

　　巴基斯坦这个多难的国家，其命运在贝・布托身上展开的故事要比绝大多数小说和电影更具张力。

　　“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不是被监禁，就是浪迹天涯。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贝・布托在自传《东方的女儿》中写道。

　　贝・布托1953年生于卡拉奇，她的父亲阿里・布托是该国的首位民选总理，却被反对派推翻处以绞刑，她的两个兄弟也惨遭暗杀。而她自己也曾9次被软禁或入狱，并多次被迫流亡国外。她在狱中的时间加起来近6年。

　　1988年35岁的贝・布托回到巴基斯坦，借助布托家族巨大的政治声望，当选总理。她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据说，老布托被绞死前一天晚上，亲自交代贝・布托一定要带领巴人民党继续走下去。他对贝・布托说：“你要像个男人一样做事！”他还要求女儿终身不嫁。

　　在《东方的女儿》中文版序言最后，贝・布托写道：“我梦想有一个世界，那里充满和平与和谐，没有恐惧，没有对种族、肤色和信仰的歧视。我梦想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广大人民将构建出比昨天更加美好的明天。”

　　印度：甘地家族的悲情时刻

　　索尼娅・甘地1946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附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家小旅馆的老板。18岁那年，一心想成为教师或英文翻译的索尼娅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英语。不久，一位身世显赫的印度男青年闯进她的生活――后来成为索尼娅的丈夫、并任印总理的拉吉夫・甘地。

　　拉吉夫・甘地外祖父尼赫鲁乃印度开国总理，母亲是不久后出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尼赫鲁家族对于印度和国大党的意义就如同肯尼迪家族对美国和民主党的意义一样。

　　1968年2月25日，索尼娅和拉吉夫・甘地在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的宅邸举行婚礼。婚后，索尼娅一度强烈反对老公从政。然而，在她婆婆遭枪杀之后，拉吉夫想拒绝政坛都不可能了，他成了印度的新总理。但是，拉吉夫依然未能逃脱母亲的厄运。1991年，他在印度南部参加人民院选举竞选活动时，被恐怖分子杀害。

　　国大党人把希望寄托在了索尼娅・甘地身上。1997年，当国大党处于危难之时，索尼娅作为国大党的“灵魂”与“偶像”，开始参与政治。她于1997年加入国大党，并在第二年出面支持印度国大党参加竞选活动。1998年3月14日，索尼娅开始担任印度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4月6日当选为党主席。2004年5月13日，索尼娅・甘地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瓦杰帕伊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了组阁的权利。索尼娅・甘地却令人意外地宣布，她将不出任印度新政府总理。

　　昂山素季：

　　一个女人的悲情史诗

　　贝・布托绝非独自一人。正如2009年，昂山素季生日之际，朴槿惠曾为她留言说，“虽然这个生日您一个人过，但您绝对不是独自一人。”

　　缅甸民主转型近3年，作为国父昂山将军女儿和衣钵传承者的昂山素季，面目却越来越模糊。如今缅甸人爱抛出一个问题：她是民主的代理人、棋子还是希望？

　　1947年，昂山素季还在襁褓之中时，父亲昂山将军被刺客暗杀身亡。

　　牛津大学的高材生、日本京都大学的访问学者、坚定的非暴力理念，这样的经历固然令人羡慕，但1988年，在西方生活了28年、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她，之所以能振臂一呼、响应者众，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很多缅甸人来说，她的面庞和眼睛很容易让人想起遇刺的独立运动领袖昂山将军。

　　1988年之前，昂山素季的生活轨迹近乎平静，在英国结婚、生子，避免与缅甸流亡人士接触。1988年之后，很快，她树立起有别于父亲的鲜明个人形象，一方面，她美丽、平和，全力付出；另一方面，她内心强大、极有毅力。这让她和一众为了巩固和扩大家族利益而参政、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无所不用其极的“孤儿寡母”们划清了界限。

　　1999年，丈夫阿里斯在伦敦去世，军政府催促她回英国料理后事，但昂山素季明白，一旦离开，便再难回祖国，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为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受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印度国父甘地的启发，昂山倡导非暴力反抗，她全国行走，号召群众，要求缅甸当局进行民主改革，举行大选，不过她的和平反抗，却遭到当局镇压。对缅甸人民而言，昂山素季是他们脱离高压军事统治的希望。

　　对于在崇尚流血牺牲和不妥协斗争的氛围中长大的人而言，要么觉得昂山素季名大于实，要么觉得她懦弱、不敢反抗，而没有意识到：人在面对威胁时，本能地会选择暴力抵抗，但在非暴力运动中，人们以非暴力对抗暴力，这需要比暴力更为强大的勇气，宽恕敌人需要更宽广和自由的心灵。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这个外表柔弱、身材单薄的女子，在缅甸被软禁的时间持续超过20年。人们对她最大的担心是，她在政治中表现得太像一个圣徒，忽视了现实的领导力。而昂山素季微笑着回答：“只要我是自由的，我就会尽可能多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