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汉人
我的《史记》文章结集后，立品图书的黄总读罢书稿，下了四个字的评语，曰，“心旷神怡”。
身为作者，我以为，此评极好。
这几年来，大陆的国学热方兴未艾。有人认为，如此热潮，乃源于政治的维稳需求，换言之，这是一场由上而下、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运动。这样的说法，当然有理。可是，据我这些年往返两岸的所见所闻，我很清楚，国学热的后头，还另有一股许多人感觉得到却未必充分意识的力道。此力道，甚大，甚强，且后劲十足；此力道，若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大概，就是“历史的气运”吧！
这股“历史的气运”，显然，已将中国带进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中国已彻底走出贫弱，也开始百年未曾有的自信。可另一方面，当中国人有了自信之后，对于自己到底是谁，或者说，对于中国人真正的文化身份，却感到空前的迷惘。这样的迷惘，当然源自于五四以来从无间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掏空。因为迷惘，许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也因为迷惘，整个社会才充斥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浮躁与不安。
这样的“历史气运”，说穿了，就是当下的中国人不愿意再迷惘，于是，便有一股强大的力道，想开始转折，想开始告别自我否定与自我掏空，更想开始藉由文化的肯定与珍重来找回自己。换句话说，国学热最根柢的理由，只不过是当下已面目模糊、魂飞魄散的中国人，一股脑地、满心热切地，想看清楚自己，想找回魂魄罢了！
就这样，国学热一路延烧，其势辽辽，至今未央。值此之际，却有个极简单、也极根本的问题，那是：到底该读些什么？又该找回些什么？关于此，近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不论是儒释道的哪一家，抑或是琴棋书画、小说戏曲的哪一种，但凡深造其中，优游既久，都可以从中受益，亦可以循之而走上“回家之路”。其中，我推荐《史记》。
《史记》写人为主，此其殊胜也。既然写人，就具体，就比儒释道三家以说理为主的经典更易于亲近。中国人一向不喜抽象思考，总愿意以事显体、以色显空。中国人喜欢在具体的人事物中有所感、有所悟，再进而契入大道。因此，中国人着史、读史、说史，皆天下第一，皆世界各民族所不能及也。
在浩瀚的史书中，《史记》当然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首先，太史公笔下如有神助，一经勾勒，人物的魂魄，便呼之欲出。其次，太史公视野闳阔，看人有纵深，写人有层次，越是细读，就越读之不尽。最后，《史记》记的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古人，通常，古人越古，越有元气；古人越古，也越有看头。《史记》中的汉人，最有神采，也最接近我们今天亟欲找回的中国人那该有的典型。
我读《史记》，看那群古汉人的模样，观其胸襟，察其气度，不禁，就要欣羡向往！别的不说，单单刘邦那一帮人，总让我在反复咀嚼之际，忽然就神清气爽了起来。譬如，我刚刚读了《张丞相列传》，里头有个周昌。依今日看来，周昌似乎名气不大，也不算显要，可是，他却是个极有神采的。周昌为人刚正，有原则，“敢直言”，即使相国萧何、曹参，也不敢与之相抗。有一回，刘邦在内宫闲居，周昌不待通禀，直接就入宫奏事。一进宫，但见刘邦搂着戚姬，半点都不正经。周昌一脸不悦，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刘邦一看，急急追出，一跃，就直接骑到周昌脖子上，涎皮赖脸地问道，“我何如主也？”周昌仰着头，毫不给刘邦面子，恶狠狠地言道，“陛下即桀、纣之主也”。刘邦听闻，哈哈大笑，可从此，也更加畏惮周昌。
不久，刘邦欲废太子，改立戚姬之子如意。众大臣极力劝谏，却几乎无效。这时，但见平日有口吃毛病的周昌，在盛怒之下，激动言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期，必也；期期，因激动而口吃，故多说了一个期字）。”刘邦看着慷慨激昂的周昌，心中一凛；可听他满口“期期”，又忍俊不住，遂“欣然而笑”，事情也于是作罢。
我喜欢这样的故事，也喜欢这样的人儿。我读《史记》中这一帮“汉人”，常常如黄总所言，“心旷神怡”呀！不论是无赖如刘邦，抑或是刚正如周昌，他们都明亮爽快，也俱有风光。我喜欢这样的明亮爽快，也喜欢这样的风光。我读《史记》中的“汉人”，总觉得，这真是中国人最该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