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路径_读_中国乡里制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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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学　月　刊　　　　　　　　　　　

2002年　　第8期

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路径

———读《中国乡里制度》

余清良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浙江杭州310007)

[关键词]乡里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史学评论

[摘　要]由于史料过于零散、缺乏, 乡里制度本身缺乏规范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又同赋役制度、宗法制度

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所以, 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的深化, 有待于在研究的资料、视角、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赵秀玲著《中国乡里制度》一书, 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但却留下了不少遗憾和可供商榷之处。

[中图分类号]D691; K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 08-0023-04

Paths to China ' s Xiang Li System Research

YU Qing -liang

(Ancient work Department , Zejiang Librar y , Hangz hou 310007, Zejiang , Ch ina )

Key Words :X iang Li Sy stem (loc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 ; politic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 histo rical review

Abstract :T 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study of the Xiang L i System (lo cal administration sy stem ) , in addition to scattered

and insufficient materials , the Xiang Li sy stem on its own w as not normal ,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 and also intricately linked to tax system and patriarchal system . So , to deepen study on Chinese ancient Xiang Li sy stem we must make new breakthroug h in material , perspective , theory and me thod . Zhao Xiu -ling has made some beneficial initiatives and explorations in all the above -mentioned aspects in her work Chinese X iang Li s ystem , but this work has defects and debatable points as w ell . 　　在以往的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 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州县以上的政治制度层面, 对于州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一直缺乏深入的探讨。客观而言, 从事中国乡里制度研究具有很大的难度:一是史料过于零散、缺乏。在历代典章、实录及正史的记载中, 很少涉及到乡里制度, 个别的记载也十分简略, 有价值的资料大多散见在方志及文集、族谱、契约、笔记小说等文献中。二是相对于县以上政治制度而言, 乡里制度缺乏规范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带有地域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三是乡里制度同赋役制度、宗法制度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具有多重性的功能, 其互动关系不易理清。针对这样的困难, 要深化中国乡里制度研究, 就要在研究的资料、视角、理论和方法上取得新的突破。本文拟结合最近出版的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1](以下简称赵著) 来谈谈深化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路径。其中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 敬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多只重视利用朝廷官方文献资料, 对于方志和后两者的民间资料, 由于怀疑其真实性和可信性, 长期不予重视。这对于中国乡里制度研究来说, 史料范围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 在史料的取材上突破传统的范畴, 在鉴别、考证的基础上, 大胆地利用方志及各种地方民间文献和调查资料是深化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第一条路径。

赵著在史料的取材上有了一些尝试性的突破。该书参考的资料除了实录、正史、政书、类书、律例、档案、文编等朝廷官方文献之外, 还有一些方志文献和文集、笔记、家谱、文学作品等地方民间文献及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方志史料的价值引起了作者的一定重视,

[1](p19)

书中专门强调了应注重对县志、乡志的研究。然而,

从总体来看, 该书的史料突破工作仍存在很大局限,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隋唐以前有关中国乡里制度的资料挖掘不够。书中对于铭文、简牍等考古资料丝毫没有涉及, 相反却使用了可信性受到质疑的《周礼正义》、《文献通考》等史书中的资料, 并且对这些资料没有进行任何考订。二是对于方志史料和文集、族谱、笔记小说等民间文献资料利用不够。中国历代所修的方志数量众多, 尤其是明、清两代, 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修撰, 是我们进行中国乡里制度研究最重要也相对集中的资料。但赵著实际所利用的方志数量却很少, 不到30种, 这对于中国乡里制度研究来说, 量上显然是不够的; 而且对这些方志中的史料也未加以充分挖转引自他书, 引自一

一般而言, 历史学研究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包括历代典章、实录、正史、档案等在内的朝廷官方文献资料; 二是大量的由地方官府主修的方志文献资料(全国一统志由朝廷主修) ; 三是包括文集、族谱、契约、笔记小说等在内的民间文献资料; 四是通过实地田野调查所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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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 以下简称张著) 一书为多。由于没有核对方志原文, 其中出了很多纰漏。比如, 其所引的“浙江余姚人工部侍郎邵灿因

p243) 丁田忧而开缺回籍”这条史料[1](, 注明出自浙江《余姚

而且对于所搜集到的资料, 在使用过程中, 要注意运用传统的史料学方法进行鉴别和考证, 把各种史料相互对照起来使用。

二

中国地域广袤, 各个地区之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状况都有一定的差别。因此, 任何政策、制度的实施, 在各个具体地区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状况和特征。中国乡里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落实在各个具体地方社会之中的制度, 它与区域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各种势力、惯俗、人际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 它在实施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发展不平衡性。因此, 以一定的微观区域性研究作基础, 注重乡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区域的和细部的差别, 深入其制度发展内核, 把宏观的总体把握和微观的具体论证结合起来, 是深化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

赵著是一部宏观性的研究著作。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性就在于“微观研究有余

p19)

而宏观把握不足”[1](。因此, 作者研究的一个总体思

县志》卷23第23—26页, 但实际上它是来自张著第65页注①。这种从他书中转引而不是从原书中挖掘的做法, 在利用方志史料的深度和可信度上显然是不够的, 它不仅会遗漏许多重要史料, 而且有时还会曲解原文。三是缺乏实地民间田野调查资料。该书对这方面资料完全没有去涉及, 这对于重现中国乡里制度“活”的历史来说, 是存在严重不足的。四是在对资料的具体利用过程中, 在史料的剪裁、取舍、注释、校正等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例如, 该书在论述清代对保、甲长的选任时, 引用了黄六鸿《福惠全书》中的一大段史料

[1](p88—89)

, 笔者核对原文后, 发现其中

有严重的剪裁不当和省略号使用错误问题。作为一般的历史研究, 这些都是基本功, 自然力求准确、贴切, 要尽量避免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其中或许有印刷和编辑校对方面的过失。

在传统的史料取材上进行突破, 其目的就是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对于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实际而言, 我们认为其突破的口径重点可以放在方志和地方民间文献及实地田野调查资料上。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入挖掘方志和文集中所含有的史料。中国历代地方志和一些重要的士人文集(如《实政录》、《海瑞集》、《王阳明文集》、《惠安政书》、《福惠全书》等) 中蕴藏着大量的有关中国乡里制度的内容, 而且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乡里社会的实际情况, 史料价值很高, 是我们搜集史料的重点所在。二是充分利用族谱、契约、笔记小说等民间文献中的史料。这些史料比较分散, 但其中涉及到的可以和方志、文集中的内容相印证或弥其不足。因此, 把其作为乡里制度研究的重要补充资料是十分必要的。三是尽可能地利用一些考古资料并积极开展一些实地田野调查。在大量的中国考古资料中, 有许多记载了中国乡里制度内容。比如, 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937-938号简中, 就有一条关于汉代以前中国乡里制度的记载:“五十家而为里, 十里而为州, 十乡〈州〉而为州〈乡〉”[2]。充分利用有关的考古资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隋唐以前的资料不足问题。开展实地田野调查一方面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些碑刻、契约等宝贵的民间文献资料; 另一方面通过采集一些代代相传的口述史及对昔日乡里制度具体实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各种历史痕迹的实地感受, 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乡里制度的理解和把握。当然, 重视地方民间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 这并不是说要撇开官方文献的记载。对于历代中国乡里制度的一些制度规定及其实施背景的研究, 大多还得依赖于实录、正史及典章中的记载。另外, 很重要的一点, 搜集资料必须要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要在有关原始文献中进行深入挖掘, 不能人书中了路是力图从宏观上进行探索和把握中国乡里制度的发展规律及其是非得失。然而由于片面地去追求研究的宏观性, 赵著对区域性微观研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忽视。因而, 该书出现了几个较严重的问题:一、所得出的结论太过笼统、抽象, 体现不出地域的差异。例如, 作者在该书第四章论述宗族家庭制度与乡里制度的关系时, 总结出其有捍卫乡里、维护治安、促进乡里制度发挥经济功能、解决族人争端、教化族人等六条积极作用和享有特权、干扰乡里组

[1](p182—196) 织正常运转、横行乡里等三条破坏作用。这显

然是指总体而言的, 具体到各个地区, 宗族家庭制度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及其程度就不完全如此。比如明清时期福建地区宗族制度在捍卫乡里、解决族人争端等方面, 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 就表现得更突出些, 而且其作用也不仅仅局限于这几条[3]。二、把个别区域性的制度和组织当作全国性的来论述, 以偏概全。例如, 作者在书中把明代粮长制度当作一种全国性的制度来考察, 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实际上并未在全国通行, 它的实行区域主要是在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一带, 中原、关中、山东、四川、

[4]两广、云贵等广大地区都未曾真正实行过。三、在论述过

程中, 仅用某一地区或某一特殊规定的一两条史料就来论证全国性的规律和特征。例如, 作者在该书结语中, 论述乡里制度层级递进式网状控制体系的控制性优点时, 引用了《万历明会典》中的“粮长督并里长, 里长督并甲首、甲首

[1](p307—308) 催督人户”的记载作为佐证。这种论证是立不

住脚的, 因为这条史料仅指明代催办税粮的规定, 粮长并不是里长的上一级行政组织单位, 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递进控制关系。实际上里长的职务范围远比粮长广, 而且

[4]到了明后期更有兼管粮长职务的趋势。该书之所以会出

现上述这些问题,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对中国乡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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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在对中国乡里制度进行宏观研究时, 必须把它建立在一定的微观区域研究基础之上, 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具体实践途径无非是两种:一是吸收、借鉴别人的相关微观区域性或专题性研究成果, 以此作研究基础。二是在进行宏观研究之前, 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地区先进行一定的微观区域研究, 在此基础上再拓展到宏观研究。千万不能只依据个别史料的记载, 就轻易地下总括性的判断。

期、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 论述其历史变迁和地区发展差异及其特征; 最后, 在此基础上, 再上升到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和全国范围内, 总结其总体发展特征及其规律。再次, 不能光从制度本身的变迁来考察, 必须把中国乡里制度放在整个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 从制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来观照历史的实貌, 即从社会总体史的角度来进行把握, 把制度的静态分析与社会的动态解析结合起来。

四

三

乡里制度属于政治制度的一种, 因而它一向划归政治史的研究范畴。但事实上政治制度牵涉所及, 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史范围, 它还涉及到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等诸多领域, 因为“一代之成法, 往往即当时政治社会需要之反映; 且往往亦已深植于当时之政治社会之中”[5]。尤其是中国乡里制度, 它不仅与同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着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与各个地区的各个阶层、各种势力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乡里制度的研究必须打破学术研究中划定此疆彼域的观念, 不以制度史或政治史的框框为限。因此, 在运用传统的历史学理论及其考证分析法的基础上, 借鉴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 是深化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第四条路径。

赵著一书意识到了用多学科的方法来对中国乡里制度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以往的中国乡里制度研究一个较大的局限就在于“受`史学' 学科的限制, 难于多学科、多方法、多视角地对乡里制度进行研

p 143)

究”[1](。强调要吸收、借鉴“比较学、心理学、社会学、

任何制度的规定都是个相对静止的东西, 而现实社会生活则是一个多元、动态的发展过程, 两者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 在进行中国乡里制度研究时, 仅仅从历代的条文规定出发, 停留在制度本身的静态分析层面上, 是不够的, 必须对其在现实中的实际操作及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进行动态的解析。因此, 注重制度本身与其具体实施之间关系的探讨, 注重制度的实施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 是深化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赵著一书意识到了这种制度规定与制度实施之间的差异关系, 也意识到了采用动态分析观来解析中国乡里制度的重要性。作者在书中认识到“乡里制度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条文规范, 而是动态的由多种力量运动而成的信息系

p23)

统”[1](, 并多次强调中国乡里制度在大多时候是“制度

规定是一回事, 而制度的实际操作又是另一回事”

[1](p27, 61, 208)

。然而作者对自己的这种正确认识却缺乏

具体深入的论证。在具体的论述中, 作者未能将中国乡里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动态变迁过程反映出来。就全书的论证体系而言, 基本上仍停留在制度本身的层面, 即就不同时代的制度具体条文规定展开论述。例如, 该书在论述乡里制度在明代的嬗变过程时, 认为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一是明初期的里甲制, 二是明中后期的保甲

p40) 制”[1](。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因为明代乡里制度的

结构学、系统论、信息论等研究方法并运用到中国乡里制

p22)

度的研究中来”[1](。在此认识基础上, 作者对多学科

方法的运用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例如, 作者把政治学规范引入到中国乡里制度研究中来, 以政治学的内容规范设计该书的研究框架, 把研究重点放在乡里制度的组织形式、结构形式、治理形式等方面, 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另外, 在该书的具体论述过程中, 作者还引入了政治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术语, 用它们解释其中的一些历史现象及其原因。但从总体运用过程及其效果看, 作者的这种对社会人文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吸收和借鉴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首先, 作者没有从政治学、心理学这两门学科的内在结构去把握、吸收和运用它们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 作者未能引入政治学和心理学两门学科中的一些具体的分析方法, 对中国乡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各参与阶层的行为及其发生的相应历史事件, 从政治学或心理学的视角对其作出内在逻辑上的解释与判断, 而仅仅是在论述过程中借用了一些政治学和心理学术语, 显然这种“借鉴”是无法把握住这两门学科研究方法的合理内核的, 只能流于形式。其次, 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社会学和人类学曾对政治史的研究作出巨大的贡, “摆脱`浮面' `的讥评内容并不仅仅只有里甲制和保甲制两种, 而且里甲制到了明中后期尽管遭到严重破坏, 但直至明朝灭亡都未完全废弃, 只不过是部分功能被保甲制等其他乡里制度取代而已。至于明代乡里制度在全国各个地区是怎样进行实际操作和演变的, 它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明代社会发展又起着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它在明中后期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变革, 保甲制出现的社会大背景是什么等一系列制度规定与制度实施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该书中并没有得到具体深入的论证。在论述其他朝代的乡里制度时, 作者也同样只停留在制度的表象上, 缺乏具体深入的论证。

当然, 由于中国乡里制度的异常复杂性, 加之史料的原因, 要深入探讨乡里制度规定与实施之间的关系确实有一定难度。如何进行探讨,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首先要努力搜集、占有各方面资料, 没有充分、确凿的史料无从谈起。其次, 必须先从一定的时期、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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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为有深度的历史”[6]。中国乡里制度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其研究对象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 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联系密切, 因此, 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史或制度史的研究范畴,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更是一个社会史的研究课题。吸收和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把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置于社会史的范围之内, 把社会史深入到中国乡里制度研究之中, 从新的角度寻找适合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思路, 进行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综合研究, 对于深化中国乡里制度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路径。但遗憾的是赵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全书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丝毫没有借鉴。另外, 赵著在具体运用传统的历史考证分析法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即对历史史实只注重回顾性分析(re tro -spective analy ses ) , 没有与一定的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 ) 相结合。这对于解释中国乡里制度下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和重要性, 探索其在历史发展过

[7]程中的各种可能性来说, 其说服力是不够的。

历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其研究领域涵盖了人类社会活动的所有方面, 它与所有其他社会人文科学都存在着交叉、互补的关系。因此, 中国乡里制度研究必须要走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之路。其具体的思路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从其他学科的研究角度切入, 以此来审视中国乡里制度诸问题, 从而转换研究的视野及其分析问题的角度; 二是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规范和理论, 以此来建构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理论框架; 三是借鉴、引用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 以弥补传统的历史考证分析法之不足。

么是乡里制度? 书中有两种不同的指称:一是指历代县以

下的一切有关基层社会控制管理的制度总称; 一是指两宋时期在实行保甲制之前的一种具体的基层管理制[1](p 25, 27) 度。作者没有对其加以任何解释和说明。又比如, 明代乡都图制和总甲制是不是一种具体的乡里制度,

[8—11]

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 作者未能将这些不同的观点在书中反映出来, 更没有对其进行史实上的考订和理论上的说明。其次, 作者对中国乡里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多元性和或然性规律及其作用认识不[12]足。作者对于中国乡里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 并没有作多元性、或然性的分析, 大多是从完全必然的角度进行推导。比如, 乡里制度从乡官制到职役制的转变过程是必然如此呢, 还是历史在其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世界中进行某种选择的结果? 作者没有对隐藏在其背后的或然性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只是根据其历史发展的结果进行必然的肯定。而且对其发生转变的时间———究竟是在隋唐时期还是在宋代, 前后

[1](

的表述也互相矛盾p22, 25, 70, 110) 。再次, 作者认为中国乡里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自治色彩的逐步弱化, 统治者逐渐由重“王道”向重“霸道”的统治方式转变。但作者在总结太平天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乡里制度特征时, 认为具有较充分的民主自治性, 且带有

p60, 68)

自觉性[1](, 这是它们的一个很重要特点, 而这两个

时期的乡里制度已是发展到了传统中国乡里制度的晚期, 那么这种民主自治性特征是否违背了其总体上的自治弱化规律, 两者是矛盾还是统一? 作者在书中没有对其进行任何理论上的解释及史实上的论证。一般认为, 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制, 可以分为“公”与“私”两大系统, 即国家

[13]与乡族势力的双重统治。而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了明

五

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内容主要是考证制度之起源, 厘清制度之内容、特色与变迁, 申论制度之功能(或建立此

[6]

制之目的) , 综述制度之影响。然而, 相对其他政治制度

清时期, 尽管其中央专制集权, 即“公”的统治得到了高度发展, 但其基层社会的控制, 即“私”的统治却逐步走向自治化, 并且其“专制集权的维系是以基层社会的自治化为代价的”[14]。可见, 中国乡里制度的发展事实上也并不存在所谓的自治弱化规律。

从理论的高度对中国乡里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进行全局性和总体性的分析和探讨, 确实是我们深化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这不是一件易事。首先, 作为研究者,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 尤其是历史哲学素养, 不能老是把思维习惯停留在以往的线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上, 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 对历史发展的或然性规律有较充分的认识。其次, 一定要有具体的微观研究作支撑, 否则任何总体上的理论概括都会显得空洞乏力。再次, 要不断地吸收、借鉴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对传统的理论框架不断地进行反思和重构。最后, 历史学研究任何理论问题, 最终都得回到史料这个基础上, 必须要有一定的史料作依据, 要广泛搜集各类确凿的资料为其服务。

研究而言, 中国乡里制度由于其不规范性、复杂性、变异性、多样性、地域性等诸多特征, 又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 因此, 对涉及到的相关理论问题进入深入的思考、分析和探讨, 是深化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第五条路径。

赵著意识到理论问题对于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前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性, 就在于“缺乏

p19) 深入分析和理论提升”[1](, “少有人从理论的高度对乡

里制度的是非得失进行经验的总结与评析”

[1](p 325)

。因

此, 作者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试图对中国乡里制度的发展特征及其规律和是非得失, 进行总体性的理论概括。为此, 作者在各章中设定了其写作“范式”, 即先对中国乡里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简要的勾勒, 并在勾勒过程中分阶段地概括其特征, 接着根据这些特征总结其演变规律, 从中加以评析。然而, 作者的这种理论概括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素养和微观研究的支撑, 或难于自圆其说, 或陷于前后矛盾的僵局。这主要表现在:首先, 作者对几个最基本的理论和概念问题没有阐述清楚。例如, 什

(本文曾受厦门大学历史系业师颜章炮、王日根两位教授的有益指正, 特此致谢! )

(下转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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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相权, 对旧的皇权统治秩序予以突破和否定的成分甚浓, 顺应了一部分人主张革新皇权的要求。另一方面, 霸府政治毕竟保留了名义上的东汉皇帝, 存续了皇统, 对于那些同东汉皇室瓜葛很深而主张复兴汉室的人物, 未尝没有一些慰藉和安抚。杨彪、孔融能够与曹操共存于一个政权之中, 荀甚至是曹操谋士群体里最突出的人物, 原因就在于此。可以这样认为, 霸府政治所具有的内涵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在一个时期里适应了不同政治主张的要求。当然, 待到霸府政治最终导致新旧皇权嬗替之时, 不同政治主张的人物终究分道扬镳, 也就不可避免了。

最后, 我们看到, 建安年间曹操对霸府政治的成功实践, 至少在两方面显示了它的重大意义。一是在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秩序, 促成北部中国的局部统一方面, 霸府政治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二是在革新皇权, 完成新旧皇权嬗替的过程方面, 霸府政治的独特作用更为显著。正因如此, 在以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 每当王朝易代之际, 我们都会看到霸府和霸府政治在其间发挥作用; “霸府”、“霸朝”一类的记载, 也屡见于史籍。两晋南北朝王朝更迭频繁, 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原因, 但曹操开创霸府政治的模式, 为权臣篡夺政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

素。当然, 就历史上出现的霸府政治而言, 仍以建安年间曹操的实践最为典型。

【收稿日期】　2002—03—25

【作者简介】　柳春新(1965—) , 男, 湖北黄陂人, 湖南师范

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责任编辑　晓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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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6页)

【收稿日期】　2001—04—12

【作者简介】　余清良(1976—) , 男, 浙江淳安人, 浙江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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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古籍部助理馆员, 历史学硕士, 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　殷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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