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四大名医与四小名医

中医自形成以来，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自身的发展中名医辈出，受到人们的爱戴与传颂。远的不说，就拿十九世纪来说，这时西医在中国只是依传教士而零星存在，中医在人们治病疗病上还是关键的主力军。在三、四十年代，京城盛传“四大名医”，既是：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和汪逢春。他们以其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在当时就享誉华夏。他们不仅因为妙手回春的医术成为政界名流的座上客，而且因为普救含灵的仁心成为贫苦患者的救命人。

萧龙友，在“北京四大名医”中居首位：

萧龙友像（截图）

萧氏于1960年以88岁的高龄谢世。萧氏为学问家，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并精研诗赋帖拓，书法十分出众。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萧于46岁时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他是由仕途转向医学的，对于中医的理论有很深的造诣。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也是由仕途转为医学的。

　　施今墨画像（蒋兆和作）

施今墨祖籍是浙江萧山县，出生于1881年，逝世于1969年。其祖父在云南贵州做过官，施今墨的父亲认为仕途才是正道，曾送他进山西大学堂。在那里他由于受进步思潮影响而萌生了民主与革新思想。后因反对山西大学堂西斋主持人、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专制，被校方开除，转而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他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军阀混战，无人过问教育，施今墨壮志难酬，于１９１７年应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邀请，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当时他想在香山慈幼院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境地，让孤儿们长大成人，自食其力，在自己开办的工厂、农场中从事各种工作，让这里充满自由、平等、博爱。但社会的腐败、官场的倾轧、某些官太太的骄横，使施今墨的理想难以实现。他因此愤而辞职，决心弃政从医，时年他已40岁，并自己更名“今墨”，专心医业，精研医术，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师，门前经常摩肩接踵，车水马龙。

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１９２９年余云岫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生存，岌岌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中医界的进步人士，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庄子语），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北京四大名医”的第三位是孔伯华：

孔伯华像（截图）

在当年国民党作出激起全国民众极大公愤的“取缔中医”案时，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汪精卫国名党政府请愿。面对汪精卫，孔伯华先生义正严辞地提出：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话，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

汪精卫同意做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病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眼见为实，看到中医的良好疗效，初步决定中医不能取缔。后来，汪精卫把自己的朋友介绍到孔伯华这里治疗，再试试治疗效果，最后发现果然相当满意。这样，汪精卫政府撤销了“取缔中医”的提案。昔日，孔老在北京西单北白庙胡同，创建“北平国医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办学15年，为祖国培养了数百位杰出的中医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对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备至关怀，多所建树，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

汪逢春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汪逢春像（截图）

汪氏江苏苏州人，生于1884年，卒于1941年。汪氏可以称为一代儒医，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氏的处方很有特点，立法严谨，颇具匠心。汪氏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汪氏不但极重医德，而且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

汪氏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医书，打坐。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

“北京四大名医”称谓来源也是有考究的。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北京的四大名医都是学者型的儒医，他们都是精究医术，博览群书。

比他们过后一代的北京中医大夫，时人也有“北京四小名医”之俗称，这四小名医文化不高，但是在医术上很是精堪，实际诊治经验很丰富，疗效卓著，因此在治疗专长上更是被人们所称颂。他们是：

皮科大夫赵炳南；正骨大夫夏琪武；内科大夫李景泉；针灸大夫王乐亭。

他们比“四大名医”晚了一辈，活跃在四、五十年代，彼此年纪相当。“北京四小名医”虽然各自都有专长，由于这四位大夫之住地都在南城内外，赵炳南、夏錫武住和平门内；李景泉住家及诊所在和平门外前铁厂；王乐亭住家及诊所在宣武门外小六条，如此使他们交流起来很是方便，当时他们定有交流聚会，即每月由一人请客去饭馆聚会恳谈心得，解放前从无间断。解放后由于都参加了医院工作，赵炳南、夏琪武、王乐亭参加了宽街的北京中医医院，李景泉参加了北大医院，各忙各的便不太聚会了，只是个别来往。

如今，这些中医界的先人都已作古，他们精湛的认病治病、遣方布药的好的经验也不知留下多少。但愿他们的经验得以很好地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