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汪熙，历史学家，生于1920年，安徽休宁人。1944年赴美，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1948年回国后，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曾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美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现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及《美国研究》、《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编辑委员及学术顾问。

讨论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离不开中美关系研究。如今的中美关系介于冲突与不冲突之间。2011年，美国提出了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会对中国区域影响力进行遏制，但很多现实的问题又注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汪熙先生虽早已步入耄耋之年，却仍孜孜不倦进行学术研究。1999年不幸中风后，他右半身偏瘫，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读书、写作。2007年出版的《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书便是他在病后完成的第一本史学专著。之后，他又不遗余力地投入到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的研究中，并于2013年出版了《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一书，当时他已是93岁高龄。

当今中美关系错综复杂，让人心生雾里看花之感，该如何准确把握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如何进一步推动学界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记者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长期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者汪熙。

1漂洋过海与史学结缘

《中国社会科学报》：汪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资深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国研究专家，能否与读者分享一下您进入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前的求学经历？

汪熙：我出生在安徽休宁，年少时总是跟着父亲四处流动，当时的时局对我的求学经历影响很大。我在南京读高中，抗战爆发以后，南京不能待了，就逃难到重庆。在重庆读完高中后，去成都念大学。大学毕业后，大概在1943年，我在重庆的一家保险公司做事，正好有国民政府组织留美考试，也是抗战多年来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出国考试，我想去试试，考取后就出国了。

由于当时很多地方被日本包围，很难直飞美国，只能从重庆乘飞机出发，直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当时要飞过喜马拉雅山，这个航线10次飞行中就会有1—2次飞机出事。然后，再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孟买，最后坐美国运兵船到美国。由于早晨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每天早晨，船长都会叫我们穿好救生衣到船舷上，准备跳海。运兵船绕过澳洲南部，到达美国西海岸。为了避开日本的潜艇，航线都不是直行，而是曲折前进的。

当时出国是自费，我自己凑足经费后就去了美国。对于留学的学校，我一开始选择了芝加哥大学，半个学期后，发现语言不行，也没有学分，就和校长讲，可否先找附近的学校让我练习一下英文。校长就介绍我到附近的比诺特大学学习，当时我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英语学得很快。在我之前李宗仁的儿子也在该校学习，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去美国以后，我还是一直读经济，出于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也一直选修历史学的课程，经济史也学得不错。

留美经历对历史学研究有很大帮助。我们那一辈没有到过美国的人，始终把美国人当作敌人看待，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人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朋友，这需要分析，也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2内外因相结合研究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中美关系研究，学界评价您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的最新成果，在推动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初，您就率先发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引起学界内外广泛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您能回顾一下您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吗？

汪熙：我认为中美关系研究，不仅要研究中国，还要研究美国，不仅要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这些我在《求索集》中专门讨论过。我们既要研究两国相互间的影响，又要研究这种影响的根源，还要研究这种影响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过去研究美国如何“侵略”我们，我们如何反抗，美国为什么“侵略”我们，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侵略”的结果，美国的“侵略”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而美国学者一般不会谈美国“侵略”中国，他们的视角主要放在西方文明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经济转型的影响上，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即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而他的学生柯文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应该研究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即“中国中心论”。对这两种研究取向，我有赞同和不同的观点，并且认为应该内外因相结合进行研究，不能只片面重视一种研究取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怎样才能把中美关系研究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呢？

汪熙：时至今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了。以前中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羸弱，但如今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讨论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离不开中美关系研究。如今的中美关系介于冲突与不冲突之间。2011年，美国提出了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会对中国区域影响力进行遏制，但很多现实的问题又注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审慎，它想要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近期，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访华就是出于要摸清中方战略意图的考虑，而中日关系又成为牵涉中美关系的重要考量。

3在实践中摸索跨学科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学期间，您学经济的同时也选修了历史，之后您的研究方向也涵盖了经济和历史，二者间跨度比较大，但您都做得很好。今天学界已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作为先行者，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好跨学科研究？能否谈谈相关的经验？

汪熙：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跨学科研究是从实践中摸索起来的。我曾在四川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留学美国。在美国学习的内容比较繁杂，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了经济学理论，利用暑假在康奈尔大学修读了经济史，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我则学习了经济史、国际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知识。

我在比诺特大学学习后，就到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一个学期，暑假时与哈佛大学的陈观烈、谭崇台、陈文蔚一同到康奈尔大学共度暑假。我一直想学国际贸易，在入学资料中发现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保险系，就申请了该校，主修国际贸易和保险专业的同时，也选修了与历史相关的课程。在美国的5年对我影响很大，虽然我后来搞的是历史，但研究方法与在美国所学有很大关系，很多算是学院式的研究方法。

求学期间，虽然所学内容与跨学科没有直接关系，但我的导师每次授课都会提到跨学科的内容。每上一门课，我都会在课后与老师及时沟通。老师会问一些非常宽泛的问题，其中囊括不少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但当时老师不会告诉我，这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是潜移默化地让我逐步了解跨学科的概念。学生时代，我对跨学科的重要性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直到我开始自己授课时，才逐渐发现跨学科的意义所在。

那时候的留学生都认为自己的事业在国内，一心想要回国。我回国以后，国内当时讲国营经济，不需要资产阶级那一套，我所学的东西，包括工商管理、保险等内容一点用处也没有，只能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搞经济史。后来我在复旦教书时，开设过不少与跨学科相关的课程，比如国际贸易理论、中美经济关系、中美关系史等。讲义中也有不少与跨学科有关的内容，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跨学科研究的思路也逐渐影响了我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一传统。所以我认为不是先有跨学科这一概念，再去考虑跨学科研究，而是在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跨学科的方法。

4治史四步曲：史料、观点、构思、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哪些治史原则是非常重要且学者应该坚持的？

汪熙：我认为有四点原则非常重要：第一是史料。要充分掌握和弄清史料。第二是观点。只有弄清史料之后才能有观点。第三是构思。有了史料、观点之后，才能构思该如何讨论这个问题。第四是表达。用什么表达方式也很重要。以上四点是研究历史应该坚持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很早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后来又发表了《试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与作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等多篇文章。论文写作上有什么心得呢？

汪熙：我来复旦以前就写了我的第一篇论文。那是1959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写在印度民族大起义100周年之际，之后刊发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写完之后，就寄给我的老师陈翰笙，他说很好，

《论晚清的官督商办》一文获得了1979—198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在此基础上，我于1983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试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一文。我的文章基本在两份杂志上发表，一个是《历史研究》，另一个是《复旦学报》，《世界历史》也有一些。

顺便讲一句，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我回国以后，不断受到“文革”的冲击，不是这个运动，就是那个运动，我们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总是卷入这些运动当中，不得安宁，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写东西。

5勤思善问 心无旁骛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章千古事，薪火有传人。您花了不少心思培育学生，可以谈谈培育人才的心得吗？

汪熙：我培养的学生中，像金光耀、王立诚，都在史学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吴心伯则从历史跨学科至国际政治，主要从事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的研究。

培养研究生，我有几点心得体会：首先他们要有良好的英语能力，不但能看，还要能讲，要熟练地与国外学者交流。我做导师的时候，就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参加我接待外宾的活动，让他们去主动交流，有的学生还很不习惯。

我喜欢在课堂上提问，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没有准备，要么回答不上来，要么乱讲一通，我一听就知道不对，知道他没有思考。有一次上课，有学生头一天没有看书就来听课。刚好提问他，他答不上来，就冷场，气氛很尴尬。我喜欢能提出问题的学生，也一直鼓励学生要多提问、多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习惯不同，外国学生喜欢提问题，中国学生不太喜欢。不仅如此，我还让研究生参与到我与国外学者共同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我与国外学者合著过四本书，研究生在搜集资料、参与课题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包括与杜恩（James A. Dorn）合写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合编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还有一些论文也发表在国外，像《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东亚的影响（1934—1937）》、《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在这些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学生有机会不断与西方学者交流探讨，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不断学习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

其次，跨学科研究非常重要，所以我要求学生要具备跨学科研究的能力。我比较重视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我自己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时，会告诉学生当时最前沿的经济学观点，开阔他们的眼界。

再次，我认为学术争鸣是好事，学生要敢于和不同的观点辩论。我的好朋友柯文曾写书反对自己导师费正清的观点，即便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但学术上观点不同，就应该敢于站出来争辩，即使对方是自己老师，也可以与他持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对今天的青年学者有什么期望与建议？

汪熙：我希望青年学者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不要旁骛到其他东西。做学问一定要肯坐冷板凳，要真正潜心研究。如果心里想得太多、太杂是不行的。写学术文章，也不要空话连篇，每一句话都要实实在在，要有根据。当然我也希望今天的社会环境能够给青年学者多一些支持，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好。

后记

虽然汪熙先生已年近95岁，但在谈起旧事时仍神采飞扬。他每天依然保持阅读大量文献、史料和史学杂志的习惯，出于对时事政治和国际问题的关心，他还托人从美国寄来最新的军事资讯，其治学态度恰似风华正茂时。采访结束时，记者看到汪先生书房中间挂着顾廷龙先生送给他的对联，上面写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副对联正是对汪先生学术生涯和治学精神的最好诠释。

最近，他正着手撰写自己的自传，配有大量的图片、轶事，作为最后一批早年留美的学者，他的传奇经历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这部自传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