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姑娘]的男性视角探析
2005年7月第4卷第4期
Journalof
瀹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WesternChongqingUniversity(SocialSeieae∞FAitioa)
July,2005V01.4
No.4
《珍妮姑娘》的男性视角探析
杜荣芳
(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系,重庆永川402160)
[摘
要]《珍妮姑娘》是德莱塞小说中受到关注最少的一部。批评家多认为作品是强调人在环
境中的无能为力,赞赏珍妮姑娘的自我牺牲精神。本文试用女权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分析,探讨作者德莱塞的男性视角是如何操纵着珍妮的命运及作品的创作的,进而揭示作品中所体现的男权文化和女性意识,并探析造成珍妮悲剧的根源,指出作者无法超越主流意识和男权中心
文化。
[关键词]《珍妮姑娘》;视觉;男权文化;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1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46(2005)04—0017—05
德莱塞的小说一直以来因其自然主义观点和现实主义态度得到认同或赞赏,同时也遭到不少批评甚至猛烈攻击。而其小说的悲剧性、小说中的悲剧人物也一直是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德莱塞小说所引起的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喋喋不休的争论,就足以说明德莱塞在20世纪美国小说家中的重要地位。他的长篇小说<珍妮姑娘》是他的小说中受到关注最少的一部,被中国学界认为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表现主人公在环境的重压下被沦为别人的情妇,成为环境的牺牲品,从而强调人的无能为力,赞赏珍妮姑娘的自我牺牲精神。
笔者认为,珍妮的自我牺牲是男权社会价值观念的要求和主人公自我选择的结果,也只有这样她才能赢得读者的谅解(指与两位男人未婚同居)和同情或者欣赏。综观小说,女主人公被放置在诸多困境中经受磨难,经历了从父亲老葛哈德手中传到议员布兰德,又从布兰德传到富家子弟莱斯特,最后自我隐退、独自承受生活的苦难。珍妮自我牺牲、付出了一切,并且最终还承担了一切后果。小说涉及到了当代父权语境中女性意识的话题。下面,笔者将从珍妮三个主要阶段的生活历程人手,探讨作者德莱塞的男性视角是如何操纵着珍妮的命运及作品的创作的,从而揭示作品中所体现的男权文化和女性意识,并探析造成珍妮悲剧的根源,指出作者无法超越主流意识和男权中心文化。
准。首先,外形上符合男权社会所推崇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标准:她有“异常招人喜爱的容颜”,“蕴涵着无限的青春和勃勃生机”,以至于小说的两位男主人公都在第一次看见她时就被深深地迷住了;其次,她是爱和善良
的化身——爱父母、爱兄弟姊妹,为了他们而任劳任怨。
作者说:“从她很小的时候,她的每一个行为思想都是由善良和仁慈塑造而成的。”同时,她热爱大自然,“大自然的优美线条和影子令她心动不已,她觉得这就是一首歌曲。”珍妮的美丽和气质与大自然无比和谐,少女时代的她是未经尘世玷染的天使。另外。珍妮还有一个很隐性的本性,就是对生存的渴望和热爱。作者说道,对珍妮来说,生活“是一片神秘的国土”、“一份风光无限的美丽”。珍妮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几乎无可抗拒地吸引着读者,给读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不过,细心的读者透过作者细腻、诗意的描绘不难看出,珍妮的善良、温柔和正直除了天性中对生命的激情之外,更主要的是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没有理想的理想人物。她的心思单纯,对大自然满怀热情,实际上是她生活空间的狭窄、生活的局限让她处于无知无识状态的结果。她出生在德国移民、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的家中,兄弟姊妹多,家里时常为生计发愁。母亲“坦率真诚”,成天忙于照顾子女和做家务,还外出找活干以减轻家庭的重担;父亲“诚恳老实”,“在家庭中恪守路德教规,因而他的路德派宗教信仰不断加强”。受父母的影
小说中的珍妮姑娘是作者试图塑造的一个理想化人物。她美丽、贤淑、温顺、善良,符合男权文化的审美标
响,珍妮从小就认为“青年男女都该堂堂正正地做人,听父母的话”。
・
【收稿日期】2005—03—02
【作者简介】杜荣芳(1972一),女,四川蓬溪人,讲师,从事外语教学及英美文学研究。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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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把珍妮作为道德正面价值的悲剧人物来塑造的。珍妮的价值不在于她自身,丽是来自于她所象征的道德观念,这主要是指19世纪美国所盛行的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刚成年的珍妮把精力都用在了如何使家庭摆脱贫困上。她先后与布兰德、莱斯特未婚同居,就是为了拯救处于危难境地的家庭。在被父亲赶出家门时,珍妮“既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怨天怨地”,把一切“归咎于她自己的错误”。她理所当然地认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接受了男权社会为女性安排的人生定位。
在珍妮漫长的人生经历中,父亲是第一个支配并改变了她命运的男性。老葛哈德是一个在家庭中行使绝对支配权的家长,妻子女儿都得听命于他。得知珍妮与布兰德的瓜葛之后,他异常痛苦和愤怒,不顾实际情况和珍妮自身的需求,迅速把珍妮赶出了家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葛哈德不过分注重布兰德和珍妮的年龄差异,当初就同意他们的结合,珍妮今天的尴尬境地是可以避免的。从这一点看,父亲所灌输的宗教教义和传统的道德观念以及对他珍妮的态度是造成珍妮精神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
女权主义批评家指出,“在把妇女拔高为偶像的同时,它仅仅把她们表现为男人所渴望的无言而不动情的
对象。”他们把“妇女形象”确定为男性中心文化——主要
是男性作者的产物。“妇女形象”不但是男性想象的产物,而且是为满足男人的愿望而创造的东西。的确,作品中的珍妮是男性叙事者德莱塞塑造的男权社会中传统的女性楷模:善良、热情、无私、顾家,乐于自我牺牲,自然很容易博得男性的青睐。
果然,作者精心塑造的女主人公很快成了参议员布兰德倾心的对象。从文本来看,珍妮吸引布兰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然是珍妮的青春和美貌。珍妮“生就乐观豁达,对一切充满希望”,很容易把她的轻松愉快带迸“布兰德的郁郁寡欢里”。她的美貌和自然散发的活力成了已经五十多岁但仍有抱负的布兰德的欲望客体;其次,是珍妮的温柔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再次,就是布兰德看到的“在她女性温柔的深处,隐藏着对贫穷的蔑视和那种由于自己赤贫而感到的羞愧”,也就是作为人的那份自我意识和自尊;最后,珍妮与自然和谐一致使布兰德在本能上有一种要帮助她、要和她在一起的感觉。作者刻意描绘了布兰德意识到“生命和名利场上的变幻无常”,“政治生活上也是徒劳无获”,强调他现在所追求的乃是本真的东西和对于生命意义重要的东西,表明他对珍妮的爱是出于真情,而且他似乎已决定与珍妮结婚。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二者关系中,布兰德所处的绝对的支配地位和给珍妮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痛苦。首先,珍妮最初不过是作为性的存在引起布兰德的情欲。她的“千娇百媚”让他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贫穷与美丽的结合的确能够编撰出感人至深的情愫”,由此他决定帮
】8
万
方数据助他们。实际上,这种爱包含着男性对女性实施保护时所生的满足感,这是父权社会的一种话语;其次,我们应注意布兰德的爱所包含的自私:珍妮的经历和狭窄的生活空间使她对世界、对两性关系的理解仅处于感性阶段,而布兰德经历了政治生涯的变幻,“体面、高贵,但却孑然一身”。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年头可活了”。他是为了“不必带着遗憾”来生活而任凭自己受情欲牵引与珍妮交往。另外,布兰德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慷慨姿态”,“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上是同情关系”。在布兰德给珍妮家人的恩惠中,“无不交织着慈悲精神和由此而生的自我满足感”。在这种力量失衡的关系中,作为男性的占有欲、表现欲和支配欲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对于参议员对珍妮的占有,作者在大篇幅的议论中把它归结为处女的美令人无法放弃,这本身也是一种典型的男性意识。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了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他以破坏处女贞操这一必然行为,把那个身体毫不含糊地变成了被动客体,证实了他对它的获取。”“男人期望,通过占有一个女人,能够获得有别于满足本能欲望的东西:她是一个他借以征服大自然的、有特
权的客体。”“所有欲望的追求目标拦一,便是耗尽这个被
渴望的客体,这含有破坏的意味。”与在《神秘的岁月》中,安德烈・布勒东对此事进行的永恒的赞美一致,男性作者德莱塞也极尽赞美之词,为参议员的情爱分析了种种合理性,让读者接受这一切的自然与必然,有意为这位议员进行了辩解。而读者看到的是参议员一时的冲动给珍妮造成的伴随一生的痛苦,可珍妮并不责怪他:她“虽然已付出牺牲,心中却充满甜蜜”,并且在后来的生活中忍辱负重,养育着未婚先孕的女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给予了珍妮以同情,这也是男权语境中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在父权文化世界里,男人一直扮演着以权威、尊严、力量为标志的主体角色,而女人则居于依附于男人的客体地位。小说主体部分,莱斯特和珍妮之间的情爱关系与布兰德和珍妮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异曲同工的。珍妮存在的价值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她是男性的审美对象:珍妮是上帝创造的人间尤物。男性站在主体的位置,把她作为审美客体来欣赏,从而获得一种审美愉悦;其二,她是男性征服的对象。男性在对她的征服过程中,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布兰德如此,莱斯特也是如此。在整个以男权为轴心的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除了为求得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文明生产、创造活动和战争外,男人为维护自己的主体位置,最初要征服的对象就是女人的身体和精神。
爱情中的两性关系本是和谐共处、平等互有的,但由于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实行的父权制是一个“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影”的体制,爱情在这样的只代表一个性别的父权制文化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倾向,投射到现实中,出现的男人/女
人的关系便是主动,被动、强大,弱小、保护,被保护、外,内的二元对立关系。在这一段故事中,除了珍妮的绰约丰姿,“她身上特有的温柔如水的性情和卓越的女性气质”更是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位汽车制造商的儿子。莱斯特经历过不少女人,“自诩已掌握了生存的诀窍”,真正让他想要得到珍妮的就是作者在作品中赞叹不已的珍妮的献身精神,特别是对男性作出的牺牲。作者这样说道:“她
就是这样~种女人,一种天生为男人而存在的女人——
而且只为唯一一个男人。在她看来,性爱向来是与爱情、温柔和献身精神紧紧融合在一起的。”实际上,珍妮就是莱斯特所需要的温顺的依附者。
美国评论家卡尔・范・杜伦(Carl
VanDoren,1885—
1950)说过,德莱塞“很容易把妇女的意志与意识搁置不论,除了少数例外,他总是把她们写成温顺地粘着他们的追求者,在某个情人塑造出她们的个性之前,她们是没有什么个性的。如果说他了解某些比较坚定的女性,他也很少去描写她们的爱情生活。在他的小说中,意志几乎完全属于男性所有。”这一点在《珍妮姑娘》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少女时代珍妮的美好无私但毫无个性;其次,虽然经历了和布兰德的悲剧后珍妮成熟了,但她的纯朴善良和坦率仍无多大改变,引起了莱斯特对她的爱意。珍妮是按照男权社会灌输给她的思维意识来对待莱斯特的追求的。尽管情感上认同对方,她还是要拒绝,为了不让自己“重蹈覆辙,再一次滑向罪孽的深渊”。莱斯特“是一个精力旺盛,富于进取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男人”,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代表着社会的主流方向,是人们认同和景仰的对象。他对珍妮表现出的爱的专横使得珍妮对他滋生情感从而在拒绝与接受之间徘徊不定。男权社会的贞节观念一直禁锢着女性,无论是守旧的老葛哈德还是自身不受社会习俗制约的莱斯特都是这~观念的维护者。正好在这时,父亲在玻璃厂烫伤了手,家庭的经济陷入了窘境,为了家人,珍妮接受了莱斯特同居的要求。
作者把一切都安排得似乎合情合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是把珍妮当作堕落的女性来看的。读者也不会简单地将她列人“堕落者”的行列,因为,珍妮的生活方式不是由于自我放荡造成的,而是出于自我牺牲。在她身上,根本没有丝毫可恶或不道德的地方。她是个孝心十足的女儿,富有爱心的母亲,慷慨大度而不处处伸手的理想情人。珍妮~直处心积虑让父亲晚年生活有保障并保证女儿维思塔不受影响。与莱斯特同居后,珍妮一心一意依附于他,全心全意操持家务并竭力维持社交礼仪方面的事情,尽管人们不会忘记她的过去,而且“莱斯特并没打算与她结婚,使她的地位合法化”,还有媒体对他们的无聊追踪。处于这样一个尴尬境地,珍妮隐藏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她想得更多的是莱斯特。在看了对他俩的无聊报道后,她对莱斯特说道:“不管怎样,我还是觉得对
万
方数据不住你。”德莱塞认为,虽然命运多蹇,她还是达到了她形象的完美高峰。
这种形象是莱斯特这种男性人物所需要的。他欣赏她的美丽、善良,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她的要求,但更主要的是力满足他自己的要求。珍妮这种出生和经历的女子永远不要奢望能嫁给他,更不可能要求他始终如一。如果这样的话,被遗弃的时间更快,社会自然也不会欣赏她。她只有无私地、忘我地完全奉献才是可爱的,才会得到读者的谅解和同情。实际上,同情只是一种姿态,它的潜在话语是一位女性如果为男性付出了许多,她就力自己积了德,她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一种规则。假如
她的付出成为一种牺牲的话,就会得到更高的欣赏。这依然是父权语境中的一种解释,即在女性一男性一女性的结构关系中,男性是中心。如果能够彻底摆脱父权语境影响,女性对于男性的要求与男性对女性一样,那么,女性就不存在付出的话题,因为为男性所作的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它为你而在,是自己存在的事实。在这个语境中,位于中心的不再是男性,女性不会以弱者的身份受到同情。
同样,在莱斯特与珍妮的力量极不均衡的关系中,珍妮的位置是极不稳定的。首先,珍妮是能够满足莱斯特“本性中最大需要的一个女人”,“最初他接近她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他自己。”“如果他能满足自己心灵和本能的需要,仍然能够无拘无束,不受羁绊的话,那么决不会给自己套上社会传统的枷锁。”他的目的只是要占有珍妮,要和她同居;其次,莱斯特和哥哥罗伯特一样,想在父亲的企业中能够占有更多的业绩和股份,不可能与珍妮终其一生。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莱斯特对珍妮的爱逐渐发自内心,珍妮对莱斯特的爱也是真实的、无条件的,这种生活的确给莱斯特带来了安闲舒适的感觉,让他常常沉醉在家庭的快乐之中,但莱斯特摆脱不了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他在父亲的企业里担任着秘书和物质司库的职务,年薪15000美元。获取世俗认可的成就致使莱斯特想到了要结束那种游荡的生活,想到了要不要抛弃珍妮。另外,莱斯特处于上流社会的家族也不可能接纳珍妮。他父亲在遗嘱中写下了苛刻的条款。莱斯特既想跟珍妮保持原有的关系又不愿放弃与上流社会的密切联系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他也不可能和整个家庭、整个社会习俗抗衡到底,最后在强大的阻力下舍弃了与珍妮的感情,回到了他所属的社会阶层。
“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关系的~种作用。”透过两性关系的深刻内涵,我们看到,“男性特权”实际上是经济特权。波伏娃说过:“不论男人征服和占有了什么,他都渴望能表现出他自己的尊严”。莱斯特最终要回到上流社会,是由于他失去财产和社会地位之后会失去男子汉的尊严。而珍妮的悲剧根本在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作为女性,她经济上毫无保障,只能永远处在被动地不断适应男性的需求的位置上,在两性关系的结构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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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配角,随时有被抛弃的危险。莱斯特的1日情人杰拉德夫人的出现加速了他离开珍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现实中,集勤劳、善良、隐忍与智慧、地位于一身的女性几乎不存在。从男性的角度来看,莱斯特需要珍妮这种容貌姣好而又善良隐忍的女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与欲望,但同时还需要能体现其经济地位、保障其利益的女子。杰拉德夫人就是这种女人,她“与他身份相匹配”,能让他重返上流社会。因此,尽管有如此多的美德,珍妮与有着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杰拉德夫人相比显得黯然无色,最终被冠冕堂皇地遗弃了。她最终还是没逃脱社会制度(例如婚姻制度)和男权意识的控制,不得不充当了维护资产阶级“家庭神话”的“家庭天使”。
四
法国女性主义者对西方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她们认为,虽然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思想的显著特征,例如,太阳/月亮、文化,自然、日,夜、父/母等等,但这些组二元项不是平等的。父权制的价值观往往潜伏着男/女对立,男性是主动者或胜利者,而女性等同于被动者和死亡。在情感这个话语中也包含着男/女这一组二元项,其价值倾向同样将男性摆在了主动者的位置。所以,珍妮实际上是男性眼中的女性,在她身上表现出的各种女性特点都经过了男性目光的照射。珍妮主动离开莱斯特,去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正为莱斯特
解决了难题,也维护了父权制的价值——男性是社会稳
定的象征,也是身为男性的德莱塞所期望和赞赏的。在莱斯特病逝前,作者还安排了他的忏悔,强调他对珍妮的思念和自己选择的不得已,使他扮演了一个有情有义的男性角色。总之,话语始终是倾向男性的,而女性所受到的打击只能获得同情,实质性的改变很难实现,除非社会以女性为主。
文学作品中,男性人物通常是作为社会主流人群出现的,他们既代表着自己的利益,也代表着社会的利益,而女性对他们的牺牲被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事,即使他们本身在两性关系中有什么过错也不会遭致惩罚。莱斯特在这感情变化中实质上并未损失什么。“与珍妮分手后的一两年里”,“不论是在社交场所还是商界中,他在交际和经营上的精神似乎又恢复了青春活力而意气风发”。他与杰拉德夫人结了婚,“他的财产、权势和尊严都已经恢复。”而珍妮却是在孤寂和痛苦中度过的。维思塔的死割断了她与莱斯特最后的纽带,为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她先后领养了两个孩子,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养花、教育孩子、操持家务上”,最终回到了为传统女性设置的生活轨迹中去。
里吉尔曾经指出,德莱塞并没有指望将《珍妮姑娘》中女主角的感染力放在她的自我牺牲上,因为小说的叙述者在霍布斯(英国哲学家)之前就提出了反对这样自我牺牲的纯洁性。这个观点认为,每一个牺牲的潜在实质都毕竟是自私的。所以,他说,德莱塞“并不是简单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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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方数据颂扬珍妮自我否定的模式”。也有评论者认为,珍妮为了家庭的生存而牺牲自己。她的牺牲不仅保证她父母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生存,保证了莱斯特和他家族企业的正常发展,而且,这些整体利益的存在又反过来保证了她自己的存在。但我们得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无论珍妮对谁作出的牺牲,都是为了身边的他者,而其本人从中咀嚼的更多的是痛苦,特别是珍妮离开莱斯特,是典型的女性为了维护男性的利益作出的又一次自我牺牲。与莱斯特的分离中,莱斯特和珍妮的不同表现更凸现了珍妮的无私和莱斯特的自私,只是作者德莱塞不能容忍读者对男主人公的鄙视情绪,因此安排了繁多的情节证明莱斯特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前的迫不得已。蒋道超在他的一篇评论中说过,德莱塞也许借此机会阐述他自己对待婚姻的态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德莱塞的男性视角对《珍妮姑娘》小说的创作具有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这种男性视角左右着珍妮的形象塑造,暗中指引着读者对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态度和评判。这种处理方式或多或少体现了德莱塞女性观中无法超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因素,即德科文所谓“厌女情结和男性至上主义的结合”。
五、结语
德莱塞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19世纪,伴随美国工业化进程,男性施展才能的领域得到了扩展,而妇女的活动领域却变得狭小起来,家庭成为女性的牢笼。女性身份被狭窄地界定在女性个体与父权制家庭之间的关系之中,女性只能同在男性的关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那时,美国社会对“真女性”和“家庭天使”极力推崇。1880至1920年问,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将“新女性推上历史的舞台”,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但传统的对于女性的观点根深蒂固。
在1900年的长篇小说<嘉莉妹妹》中,作者试图超越男性的狭隘视野去洞察和同情女主人公的苦难,去理解嘉莉怎样在男性自我中心的社会中以身体为代价,变被动为主动,一步步走向成功。小说出版后,被评论界认为有伤风化而遭到封禁,这给作者以很大打击,以至于“颇想在东河夜间的湍流中求得解脱”。所以,尽管《珍妮姑娘》在1901年作者就开始构思,直到1911年才完成得以发表。作者没有落人女权主义者所批评的“天使”或“荡妇”的俗套中,对女主人公的刻画超越了固定模式。珍妮有一定自己的个性,她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选择,并不完全任环境摆布。她和布兰德、莱斯特相识、相爱都是她自愿的。在两种情况下,珍妮都是对对方有好感的,都产生了爱慕。但总的说来,珍妮姑娘是作者作为传统女性来塑造的,这个形象的塑造无疑代表了饱尝失败之苦的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作出的一种妥协姿态。可以说,从嘉莉到珍妮形象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和主流社会之同的千丝万缕的依赖关系。无论他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自愿,我们都应该意识到他摆脱不了当时的文化假定和狭隘的男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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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iefAnalysisofthe
Male
PerspectiveinJannieGerhardt
DURong—-f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Language,ChongqingUniversityofArtsandSconces,YongchuanChongqing402160,∞『几a)
itemphasizes
present
the
Abstract:JannieGerhardtisDreiser’S
impotenceofhumanbeings
inthe
novelthat
is
leastmentioned.most
criticsbelieve
environmentand
praisesJannie’Ssacrifice
forothem.This
paper
analysesbrieflyhowtheauthor’SmaleperspectivecontrolsJannie’Sfateandthecreationofthework,presentsthepatriarchalpower
andfeministconsciousnessexpressedinthenovelandpointsoutthe
to
causes
ofJannie’Stragedy.
Inthisway.itshowsthatDrieser’Sinabilitytranscendthepatriarchalconsciousnessandculture.
Key
Words:Jannie
Gerhardt;perspective;patriarchalpower;feministconsciousness
(上接第12页)
ChineseXia—novelsinNarrativePerspectiveinthe20thCentury
LIYong
(SchoolofUteratureandNews,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na)
Abstract:The
20th
Century
is
the
goldenperiodofChinese
Xia—novels’development.In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thepaperdealswiththeformingandCentury,by
changingofnarrativestrategyintheXia—novelsinthe20ththentried
to
analyzing
theXia—novels’text
structure,and
to
revealthethinkmodeland
thehistoric
andculturalreasons,whichgavemuchinfluence
Xia—novelsinthe20thCentury.
Key
Words:Xia—novels;narrative
strategy;textstructure;think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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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姑娘》的男性视角探析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杜荣芳, DU Rong-fang
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系,重庆,永川,402160
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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