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局限及其辩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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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非常规的工具和手段——其实在很多人看来主要是无限制的放水和无限的债务担保——拯救了美国金融体系后，伯南克们很快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许能够稳定资产价格从而避免危机的深化，但在促进美国经济再增长方面却乏善可陈。
盖特纳也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危机中只有有限的力量，因为当借款者不想再借款，房贷者不想再放贷时，低利率不起任何作用。不过，反向的选择则更不可为，因为中央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实践证明：紧缩货币政策会是灾难性的。
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的一个优势是其过去的纪录给人们留下了“勤俭持家”的好印象，而一个在过去保持低通胀纪录的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会有更多的余地扩大现金供给，而不招致人们关于未来通胀的恐惧。
不过美联储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民众对财政赤字的反感对冲了。美联储工作人员曾预计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可以创造出70万个工作机会，但在伯南克看来，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多被财政紧缩抵消了。财政政策阻碍了经济复苏的创造就业，直接削弱了保障充分就业的能力。
伯南克抱怨说，解决赤字问题当然很重要，但赤字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医保支出增加导致的，因此国会在解决赤字问题时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长期性，而不能仅仅依靠增税或削减支出加以解决，否则不仅阻碍了经济复苏，也不利于解决那些长期性的问题。
一向自负的伯南克最后不得不承认，仅仅依靠美联储一己之力，是不足以充分提高就业率的，在当前这种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美国经济需要国会伸出援手，国会即便不能增加公共支出（比如路桥建设方面的支出），至少也要在就业培训方面增加支出，让那些失业人员接受必要的培训，方便他们找到新的工作。
几乎从不公开抱怨的伯南克面对人们对美联储的指责也难免发了一些牢骚：货币政策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国会也要挑起自己的担子，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危机平抑下来之后，国会并没有迅速伸出援手。但当经济复苏没有起到普度众生的作用时，也就是说，没有让每一个人找到工作时，美联储却成了众矢之的，这是不公平的。
伯南克认为，美国经济面临老龄化、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多项重大挑战。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在增加，这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正在增加。联邦政府由于要为更多的退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服务，因此财政压力必然会进一步增加。这种局面必然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僵局，导致更多的类似债务上限和财政悬崖那样的情形出现，而这必然会影响政府履行职能，从而阻碍政府的合理支出，阻碍政府实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措施以及其他措施，比如改革监管体系，改善教育和培训，以及加大在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的公共投资，而这些投资有利于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力。
让伯南克沮丧的是，美国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远远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但结果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超越，而且往往还不如其他国家。部分原因是许多美国人缺乏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系统教育，因此缺乏在全球化的高科技经济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以及中产阶级“空心化”是当前的两大长期趋势。伯南克认为，教育和技能的缺失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趋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好几年，许多美国人依然相信美国经济在衰退，因为虽然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正在复苏，但这些缺乏教育和技能的美国人依然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从经济复苏中受益，觉得经济依然在衰退。
伯南克坦承，美联储可以推动经济复苏，促进整体就业形势的改善，但它无法解决教育质量的问题、技术创新步伐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也不能确保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新增的工作岗位是不是高新的好工作。
无独有偶，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Robert S. Kaplan）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各国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需要超出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改革。比如老龄化是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都面临的问题，货币政策或许有所帮助，但它不能替代增加劳动力的结构性改革。日本正在鼓励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大军，中国已经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美国则要改进和移民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结构性改革。
卡普兰认为另一个问题是生产力水平过低。美国应该进行的另一项结构性改革是加大对再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职业培训。当今很多行业中都发生了巨变，如果你被一个行业抛弃，想要进入另外一个行业，就需要再培训。人们低估了行业巨变的影响，比如亚马逊、阿里巴巴对传统零售业的影响。目前传统行业的利润率受到挤压，不熟练的工薪阶层容易被裁员，但人们没有足够投资为他们进行职业培训。
卡普兰认为这是这个时代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挑战之一，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挑战。人们需要更多的尝试，更多货币政策之外的方法。
此外，美国还需要是基础设施支出，而这则意味着推进结构性的财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