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燕霞长篇小说[磷火]:一个民族的"秘史"与"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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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火》具有强烈的精神向度、丰沛的想象与最为酷烈的战场惨貌，构成了极强的审美冲击力。
小说通过对一代英雄个人史、心灵史的呈现，表达了生命的渺小，精神的伟岸。怀着悲悯和反战的情绪，塑造了从神坛走下来的英雄形象，把英雄打造为精神高尚、伦理正义的化身。
奥尔罕·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第一句话是：“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帕慕克在开头给小说设置了奇异的叙事视角，接下来读者必将和亡灵打交道，倾听亡灵的诉说——这在阅读感受上无疑是奇妙的，而小说意义的产生，自然也会与观察者的观察角度有关。帕慕克这部小说，叙事视角的择定是一种形式的确立，而形式从来都是有意味的，不仅仅是为了刺激读者，更不是为了猎奇。《我的名字叫红》在叙事上受人称道，也便在情理之中。
温燕霞的《磷火》开头这样写道：“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扇动着翅膀，在这片绿得浓稠的树林间翩飞，忽然，从苔痕累累的石头上伸出两根布满铜绿色结晶的手指，轻轻地捏住了那只美得妖异的金翅红纹蝴蝶。”“没错，捏住蝴蝶的正是我的手指，确切地说，是我的尸骨。自从1944年战死在缅北这片密林中、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后，70多年来，捉弄蝴蝶、看猴子嬉戏、观毒蛇交尾、听疾风中枝柯相撞的响动和雨珠敲打树枝的沙沙声是我仅有的乐趣。”
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强烈的精神向度、丰沛的想象——这浪漫主义作品的审美特征，与最为酷烈的战场惨貌的写实主义还原，构成极强的审美冲击力——这如同李白与杜甫的一次诗学牵手。温燕霞有可能受到了帕慕克创作《我的名字叫红》的启发，她在这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结合点。作品呈现出中国百姓之所以离开家园，远赴海外浴血参战的深层精神伦理动机：爱家必须爱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小说既体现了当初华人的爱国情操，也体现了作家站在当下的反战情绪。因而，温燕霞在开头写了一个战死他乡的“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我们不得不承认，温燕霞为《磷火》找到了一个恰切的叙事视角。
在小说的各种形式中，结构被认为是最容易传达作品意义的一种形式。《磷火》故事的主体由前4个章节平行构成，分别写摄影师、女护士、兽医、南阳司机的人生际遇，写他们如何从国内、国外的家中辗转来到缅甸战场，写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战事，最后如何牺牲。共同的参战动机，读者早已知悉的死亡结局，可以说，没有秘密。印度女作家洛伊曾对“伟大的故事“加以描述：“伟大故事的秘密就在于没有秘密……你知道它的结局，然而当你聆听时，你仿佛并不知道。”《磷火》4次重复“没有秘密的秘密”，只为表现他们内心一致的精神伦理秩序。
首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尾页 跳转到： 战争能摧毁一切：捣毁政体、碾碎家庭、摧毁肉体，甚至包括摧残人的精神……但温燕霞却在战争中寻找秩序，为大写的“人”建立精神伦理秩序，显示了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作者的庄严。人类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与暴力手段，就是战争。战争的走向涉及到每一个战士的命运，抽象地关乎正义与邪恶的胜负——但一切并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小说中最为极端的情境，除了地震、海啸等天灾，无疑也就是战场——再也没有比战争更为恶劣的人祸。战争题材的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人在极端环境中的物理状态、精神状况、身心承受摧残的极限。正因此，战争题材的小说极能反映人类的面貌，战争题材是极能考验作家才能的大题材。
温燕霞是一个经受住了大题材考验的作家。《磷火》写的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经历。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命运，其意义自不必说，而书写这段历史的纪念意义也不言自明。小说家处理这个题材，如果仅仅表现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使小说成为历史教科书，显然是不够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且也仅仅只能是“秘史”。小说的根本属性永远是虚构，表现的是心灵的真实。战争在温燕霞的小说中是人物的极端生存困境，是一个巨大的困局——战争在小说艺术中的功能就是这样。温燕霞认识到了战争在小说中的功能，知道战争在现实中的历史意义，这才能使小说恰如其分地成为“民族的秘史”，成为活灵活现的“心灵史”。
战争机器碾碎了无数人的幸福生活，激起的是人对正常世界秩序的心灵渴望。亡灵们回望自己早年的家庭生活，摄影师水中救人的人性闪光，女护士的爱情升华为一种献祭情怀，不同种族的战士之间的友谊都是美好的回忆……而那些追逐着他们的极限恐惧、背叛、陷阱，以及女护士饮用尸水后本能的恶心、反胃……这些是战争留给他们的无边梦魇。战争把敌人变成了魔鬼，也把自己变成了亡灵——这更能确立正义的价值，确立高尚灵魂的价值，确立精神伦理秩序的价值。战争中的世界畸形、变态、慌乱、混乱不堪，等待每一个人的是死亡，毫无悬念的死亡。
缅甸战场的远征军战士，无疑是民族的英雄。在国家危亡关头，他们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英勇献身。然而，海明威却说：“战争是一场灾难，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海明威参加过战争，深受其害，因而写了《永别了，武器》，表达他的反战情绪。海明威借主人公之口说：“每逢我听到神圣、光荣、牺牲和徒劳这一说法，总觉得局促不安。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后来，美国总统肯尼迪说：“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温燕霞通过对一代英雄个人史、心灵史的呈现，表达了生命的渺小、精神的伟岸，投军的热情、战争的惨烈和亡灵盼归国的70年漫长等待。作品高扬人道主义精神，怀着悲悯和反战情绪，塑造了从神坛走下来的，具有人的弱小的英雄形象，塑造了从“人”到“魂”的不灭爱国情怀，把英雄打造为精神高尚、伦理正义的化身。作品中以浪漫主义方式处理的亡灵的归乡渴望，颇似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悼念和颂赞为国而死的将士的《国殇》以及振聋发聩的《九问》：“问天何寿？问地何极？人生几何？生何欢？老何惧？死何苦？情为何物？人世何苦？苍生何辜？”
战争是人类的极端困局，是时不时上演的巨大悲剧。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梦想。在混乱的战争时期，更能看出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对沙场战死将士的态度，也更能体现出精神伦理的秩序是否得到了大范围的维护。温燕霞歌颂英雄，反对战争，这也正是对精神伦理秩序的一次维护。现实中的状况和小说中一样，我们欣喜地看到，远征军将士的遗骨已经分批从海外战场接回祖国。英雄们的遗骨安葬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接受全民公祭。
愿英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