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晋国最终分裂的原因

造成晋国最终分裂的原因

---论晋文公的赏罚分明

在我多年的心中，一直以为晋国作为一个春秋时期的大国，想当初在西周初封的时候应该也不会小，细细的读了《史记 晋世家》才知道，当初，周成王“桐叶封弟”时，是如此的吝啬，仅仅分封其弟弟叔虞“河汾之东，方百里”，而且是因为“天子无戏言”的权威，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真不知，西周初年，封建诸侯七八十个，对自己的弟弟，为何这等的吝啬。史无可考，后人实难推测。 晋国之所以成为春秋之时的长盛不衰的大国，“文公初霸”、“悼公复霸”，甚至到了快要灭亡之时的晋定公还和当时的霸主吴王夫差在“黄池之会”一争长短。原因何在？我以为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晋国自从晋文公以来，多数君主一直善于赏罚，“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文公“晋作三军”后来晋景公变成“六军”，而这六军，基本上是以私家军队的面目出战的，因此，每次作战，晋国的“六军”多可以同仇敌忾，奋勇争先，而每次胜利，六军的实力就会进一步的增加，可以说，这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又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种做法一旦成为通例，无论如何得先进也会逐渐暴露出其可怕的另一面。随着“六军”实力的增强，“六军”统帅的世袭，逐渐演变成了“六卿”，“六卿”有分别代表着固定的韩、赵、魏、范、知、中行“六家”，六卿的先后轮流执政，

贯穿了晋文公以后的整个晋国的历史，致使，后来的“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所以，后来，晋国的每一次胜利，对这个国家来说却是进一步加深这个国家的灭亡，这在人类各国的政治史上倒是“咄咄怪事”。终于，随着“六家”的倾轧，先是范氏、中行氏的倒台，再是知氏被韩、赵、魏的瓜分，终于，晋国国君手里再也没有可打的牌了，“晋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决不祀。”无可奈何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史记》有段关于《晋世家》的太史公的评价说：“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祸，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这段话，太史公点出了一个十分要害的问题：“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但我的意见略有不同，事实上太史公只是点到这个要害，去并没有指出症结之所在。

首先并不是晋文公的忘记介子推，这是一件小事情。这个小错误，不足以影响晋文公的英明和“城濮之战”的胜利，也不足以影响“文公初霸”，这也恰恰说明，在危难之中，仅仅送上一碗用自己的肉做的汤，是远远不够的，治理国家，要的是谋略，是才智。事实上，在晋公子重耳出亡流浪的十九年间，狐偃舅犯是文公的舅父，但更是他重要的谋士，如“重耳恋齐”时的“桑下之谋”的主持人和行动的主要责任者就是他；赵衰是重耳的连襟，“狄伐咎如，得二女”长女嫁给重耳，少女嫁的就是赵衰，更重要的是赵衰是重耳智囊中最为重要

的人，而且，是他的“外交部长”其他，贾佗、先轸、魏武子当时和后来证明，他们确实是重耳重要的倚重。介子推则除了此事之外，其他不见记载，充其量是属于“等”的行列。一时被重耳遗忘，也是情有可原，况且重耳渡河入晋时，咎犯与重耳以退为进的“谈判”时，介子推已经言明：“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为同位。”后坚决隐居绵山。获得了有功不居的贤者的美名，同时，也算是以自己和老母的生命，为晋文公做了另一碗“闻过能改、善于补过”的贤德的“肉汤”吧，不过，细细想来，赔上自己，也算罢了，赔上老母亲，在今天看来未免太残酷了。

事实上，重耳的确也做到了赏罚分明，不仅是这次流亡之后的赏罚行为，更重要的是晋文公赏罚的理念：“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足以成立，此受次赏；失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

那晋文公的错处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关键是赏的东西是土地，赏的对象太单一，文公开始，韩、赵、魏、知、中行、范初露苗头，文公以后，历代晋国国君的行赏基本围绕着此六家贵族，这这两点都没有突破当时之囿。西周开始实行的是“井田制”，王、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并不是给下级发工资的，他们的俸禄是以采邑的方式给予的。这一点很要命，这就等于制造了更多的和王、诸侯一样的有兵、有民、有土地的小王、小诸侯，用现在的话说，随着争霸战争的节节胜利，六家的受赏的机会和土地就会越多，这就培育了更多更大的政治实体，完整的政治实体越多、越大，其离心力就会越大。

晋文公之于晋国时犹如周武王之于周朝时，宗法关系、血亲关系乃至与诸位大臣的忠诚自觉还不能明显的表现出离心的倾向，晋文公的政治才干也足以驾驭整个晋国和他手下的谋臣将领。

再往后呢？随着争霸战争的继续进行，随着晋国后来国君能力的退化（不是表现为持续退化，而是表现为总体下降趋势中的曲线退化），而众将领、谋臣的家族私心的膨胀和关系的疏远，离心力就会越来越明显的表露出来，分崩离析之势在所难免。比如，在晋楚城濮之战时，无论进攻还是“退避三舍”的退却，晋国一直表现为三军用命，齐心协力。文公刚死后的崤之战，矛盾就开始抬头，先轸和栾枝就在和战之间有所分歧。当然，这还算忠于国是的君子之争，然而刚烈的先轸就暴露出“不顾而唾”的对君主的不敬，虽然后来他做了一次自我的惩罚，在后来的作战中因此而战死。不能不说，这是糟糕的苗头。

晋襄公七年而亡，赵盾执政，矛盾已属十分明显了。并因此而产生赵穿袭杀晋灵公的“赵盾弑灵公”的公案。晋景公时候，晋楚邲之战就是由于晋军将领因为贪功各自为战，而作为统帅的荀林父不能控制，致使同样的对手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这次如此重大的失败，竟然没有看到那位将领为此负责，包括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荀林父，和不服统领的几位将领。这说明了什么？要么是国君赏罚不明，要么是国君威权不够，无力赏罚。

景公八年齐晋鞍之战，就是一场大臣郤克为泄私愤（齐国国君的母亲萧桐叔子在帐后嘲笑郤克是个驼背），而驾驭国君、导致国家之

间的战争行为，弱本强末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也是在这时，不管是否是晋景公情愿与否，晋景公始作六军，“六卿主政”的局面从此开始。

后来戏剧中著名的“张扬忠烈”的“赵氏孤儿”也就是此时发生了。透过尘封的历史迷雾，我们不禁要问此时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晋景公为什么会默许自己的姐夫全家遭到“灭门”的惨祸呢？屠岸贾真的是消灭赵氏一门的真正凶手吗？我说，绝对不是，为什么，能消灭晋国最有权势的执政（当时六卿之中赵家占了三位：赵穿、赵括、赵蚒）怎么可能是孤立于六卿之外司寇所能够呢？要知道，孔子也做过鲁国的司寇，没见到他有如此大的权力。而灭门之时，我们既看到了晋景公的“无能为力”，也看到了作为六卿之一韩厥的“无能为力”，同样也没有见到其他六卿的作为。而当真相大白，赵武复出，屠岸贾就像一条弱不禁风的绵羊一样被轻而易举的解决掉。答案只有一个，屠岸贾只是一把被人利用的杀人的刀，真正厉害的是它的主人。会是谁呢？我以为，既有晋景公的默许，也会有其他几位执政“不作为”，还有当时不在六卿之列，而却拥有传统家族势力的晋军的其他将领，比如栾氏、荀氏等诸家。“赵氏孤儿”实质上是一场对“木秀于林”的赵氏的削弱，是一场晋公室对执政大夫不满的发泄，是一场晋国之内的众多次级政治实体的权利的再分配，是晋国末年，六卿（韩、赵、魏、范、知、中行）、四卿（除去范、中行）血拼，三家分晋的预演。外表强大的晋国公室与大夫，大夫与大夫之间的政治离心力终于无可避免的彻底暴露无疑了，只不过，因为各方还没有到足可以彻底离心、

彻底决裂的地步，所以又在相互妥协暂时平静罢了，强大的“出头鸟”赵家，在被削弱之后，又根据自身的努力和各种力量的妥协中复出了，但他再也不是，估计他的后人也不会那么张扬，过早的暴露自己的实力了。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名言的正确性。 所以，文公之赏罚，错不在少赏了一个介子推，而是错误的把最要害的东西赏给了他的部属，给了他们取而代之的机会，所以，晋国的对外战争越是成功，晋公室的霸主的面子越足，晋公室拥有的土地、人民、军队的里子越少。

至于：“灵公被弑，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几句，我们不应该怪罪当时的君主，更应该把它分析为，这是公室与大夫之间的权力的反复的争夺拉锯，难道不可以认为荒淫的晋灵公不是个“韬光养晦”、“三年不鸣”的失败的楚庄王，而把楚庄王认为是一个因为“韬光养晦”而“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成功的晋灵公吗？

至于“大夫惧祸”，祸在何处？我以为，来自公室的威胁还没有来自同类的威胁更大吧。既不可以像赵家、知氏那样有一马当先的飘飘然，又不能在大队人马之后而落得被淘汰的命运。

总之，晋国之成在于晋文公，晋国之衰也应是在文公之世埋下的伏笔。至于如何做好“赏罚分明”这篇文章的答卷，后人做了不少，高祖大封同姓，光武的纵容豪强，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朱元璋的“炮轰功臣楼”，似乎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似乎答案总是并不那么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