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诗创作现状的比较

新旧诗创作现状的比较

近几年来，陆续收到各地一些新诗和写作诗词的诗友们的诗文集，总体来看，当前的新、旧诗的创作，都还不尽如人意。

新诗的创作，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逐渐坐上了正统地位，也取得了令世人和文学史家刮目的成就（我不同意诗词圈内有人对新诗成就的贬低，这是一种无知、偏见和无视），尽管它后来也曾陷入了“假民谣”、“政治口号”的误区，当前又是一种一味求洋、玩弄技巧、远离社会的“自我清高”。而诗词的创作，五四特别是建国后，几乎曾被彻底“冷冻”封杀，经过改革开放的“解冻”和二十来年的努力，其复兴的势头似乎超过了新诗。当前新诗、诗词的这种一“洋”一抑、一“保”一贬的地位仍未有任何改变，但就作品创作的总体数量（只有一定的数量，才能谈得上质量）和总体水平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作，我认为诗词已经超过了新诗。扪心自忖，本人作为一个新旧诗兼好，首先出的是新诗集，主编过全国性的诗词集，还涉足旁及一些诗论探讨的中壮年作者，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和判断，实非是对新诗的反叛、对旧诗的偏好，亦非是自己的鉴赏能力本有问题或者出了问题，更非因与有的诗词作者稔熟、感情左右之故，而恰恰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冷静中肯的判断（当然，这也还只是一种粗略的感性的判断，更加精确、科学的、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还有赖专家们的进一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诗词圈内，一些老一辈诗词家焕发青春，不少中

坚精锐作者也都已取得了长足进展，所出诗词集中的一些精品，已是清新可诵，呈现一种令人欣喜的趋势。到近年止，已读到作品或者见诸评介而感觉特好、印象特深的，除了有“南李北刘”之称的广州李汝伦老的《紫玉箫》和北京刘征老的《刘征文集•诗词卷》外，还有包括福州蔡厚示、刘庆云伉俪的《双柳居诗词》，南京丁芒的《苦丁斋诗词》，浙江的《戴盟诗词选》、叶元章的《九回肠集》、叶知秋的《寸草集》，广西熊鉴的《路边吟草》等等一大批老一辈的作品。晚一辈、年轻些及中坚中，则有香港黄钟尧博士的《沙田集》，山西寓真的《寓真诗词选评》，江苏顾浩的《神州凯歌》、张文廉的《柳笛集》，湖南熊东遨伉俪的《画眉深浅》，上海杨逸明的《飞瀑集》，北京赵京战的《苇航集，陕西魏新河的《秋扇词》，江西胡迎建的《湖星诗集》，湖南伍锡学的《南园草》，浙江陈嘉棣的《率吟集》、徐中秋的《望峰楼诗文稿》、林崇增的《白野室诗词联（漫评）》等等。翻读这些集子中的作品，或者凭选登、评介读到一些代表作品，对中华诗词创作的“异军突起”（丁国成语），一种欣喜溢满心头。但我们同时也不得不看到，当前的诗词圈内，虽诗社林立，诗刊遍地（大多仍为圈内自赏、无社会读者的非正式刊物，一些提高性的正式刊物，也未办出应有的社会影响），但仍然还是一种表面繁荣的现象；诗词作者、作品，鱼龙混杂，伪者济济，膺品泛滥，守旧成风，应酬频繁，寻章摘句，佳作无多。事实上，许多诗词作者，不仅没有当代语言意识，没有运用当代形象思维创造出当代艺术形象，有些甚至仅仅是懂得一点古诗和平平仄仄而已。一些较好的作品，大多也被湮没，隐现其中，无法更

及时、更广泛地得到主流、强势媒体的传播而真正走向读者大众，因此也造成了那些能真正代表当代诗词创作水准的顶尖作品，亦未能被社会所了解和重视，也就未能取得它在文学中和社会上应有的地位。 读到的当前的新诗诗友们的诗集，大多在意料之中，种种探索、标新不一而足，诗艺技巧有的可谓登峰造极；报刊发表的有限的一些新诗，也是要么 “创新”得离奇，要么平淡无奇；一味玩弄技巧，淡化、虚化主题，思想、灵魂的缺失，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丧失，远离现实、远离社会、远离生活，已成为新诗界的通病、痼疾。不禁使得有人惊呼：“中国的诗歌，中国的诗人们，你们到底怎么啦？！”作为结果，当前的新、旧诗创作的主要的、同样的问题，都是尚缺乏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时代胆识、读者意识和具备足够冲击力，可引起主流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宏篇力作。因此新诗、诗词作品均仍然无法赢得应有的读者群体，都未能取得应有的社会影响，未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

同时兼擅新旧诗的诗坛大家臧克家提出的要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的“三新”以及“诗随时势变，方能成代雄”（题赠笔者句）的要求，似乎同样适合于新旧诗的创作。诗人高平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新诗民族化和旧诗现代化”的命题（见1999年第4期《中华诗词》），为新旧诗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专就新诗方面，著名诗评家、文艺理论家张同吾、丁国成、毛志成等都已有精到论述，他们似乎都在对中国的诗歌做着“守望”与“期待”。毛志成更是尖锐指出：说眼下中国已近于无诗，实在是有据的。有大见识、大勇气、大文采的大

诗人不再写诗，剩下的一些后来的诗人们只顾在那里玩“自我”、玩“深沉”，写“纯诗”、仿洋人，胡乱地制造一些“天才梦呓”、“怪语怪句”，连语言上的基本功都不过关，更何况识民、识时、识世！一些有识之士不禁大声疾呼：中国诗人，你有大兴趣体味民情吗？你有大才气写出民言吗？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各种文化艺术娱乐门类和传播形式风起云涌，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空前丰富、活跃，交往空前多样、频繁，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同时交流、沟通和合作也日益广泛。在此时代大背景下，新、旧诗都必须面对挑战，取得借鉴，先求生存，再图发展。生存发展一途唯有改革、创新。新诗在“向内心掘进”和诗艺技巧创新方面已取得了刮目进展，但题材远离社会、远离现实、远离生活，彻底割裂、抛弃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玩弄现代技巧走火入魔，太过超前，而形式的创作随意性似乎也太大了，尚无一些可供参照的大致体式。诗词在表现现实、表现生活，贴近社会、贴近大众以及短、平、快等方面，都有独到的优势（笔者已读到一些诸如反映火箭卫星上天、宇航登月探星、杂交水稻之父、基因工程、环境保护和克隆技术等等高新科技方面的很不错的诗词作品），但仍有许多作者沉溺于孤芳自赏，严重守旧，缺少创新，以及思想、语言、技巧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陈言滥调、“旧”不忍睹，使读者倒了胃口。因此，笔者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的新、旧诗创作，都同样面临着改革、创新和发展的重任：就是要重注时代精神，重塑精品意识，重构理论框架，重铸语言艺术，重建韵律体系，重理传播

渠道，重组创评队伍，重新走向人民。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重新争取读者、走向读者。同时还应指出，继续发展中国新诗、创作出能贴近社会、贴近时代，重新唤起读者的宏篇力作；复兴中华诗词、创作有鲜明当代特色的当代诗词力作——从而振兴中国诗歌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诗人自己的头上；中国的新诗和诗词界，已经到了应该洞开门户、互相借鉴、学习，共同合作、提高，形成大交流、大融合，新旧诗双枝并秀新局面的时候了；只有诗人们自己的努力，才会有诗歌诗词的希望。

（曾载作家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楚新诗集《长歌短笛》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