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 中国文学史 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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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朝诗文与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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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晋室东渡，北方为少数民族所统治。由于知识阶层的流失，而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自身缺乏文化传统，再加战争不断，经济萧条，精神生产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整个十六国时期一百数十年中，北方文学极为寂寥，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作家、作品。
至北魏统一北方，社会逐渐安定。而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此时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北魏后期出现了几位较著名的文人。代表北方土著文人最高创作成就的，是两部并非纯文学的著作——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而文坛上的一些领袖人物，其艺术造诣既不足与南朝大家相抗衡，其作品主要也是模拟南朝文学。《颜氏家训·文章》篇说：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为朋党。
当然，北方文学也并不是毫无自身的特点：《隋书·文学传序》说：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这里说北方文风的长处，一是风格质朴，一是便于实用。实用与否，实际上是一个应用文范围的问题，其作用，也只是可以纠正南方的应用文过度浮华、辞不达意的毛病。至于质朴的文风，则不但与应用文有关。有时，要表现粗犷、雄壮的美，质朴的语言要比华丽的语言更为适宜。而南朝文人对美的理解，久已形成一种偏狭地崇尚华丽的观念，适当吸取北方文学“重于气质”之长，确是有益的。
南北朝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南方的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其中最特出的有庾信、王褒。他们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并且也确实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此后直到隋唐，这种结合不断深入，而随着时代的新的需要，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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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朝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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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地三才”
温子昇、邢邵、魏收，史称“北地三才”，是土著作者中的佼佼者。
温子昇（４９５—５４７）字鹏举，太原（今属山西）人。晋大将军温峤之后。其祖于刘宋时北上避难。子昇生长于北方，仕北魏、东魏，官至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他的诗留传不多，其中几篇短小的乐府，文辞都很简朴，但不免粗糙，只有《白鼻驹》一篇较好：
少年多好事，揽辔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垆。
这种写贵族少年放荡生活的诗，是魏晋乐府中常见的。温子昇此篇虽辞语简单，但画面感很强。
他的其他几首诗，都是明显模仿南朝文风的。如七言之作《捣衣诗》：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
声调、用辞，以及杂用五言句的形式，都可以在梁代歌行中找到祖本。
温子昇的文章传世较多，一般说来，虽多用骈偶，但不重藻饰，也不甚精彩。其中《寒陵山寺碑》较有名。
邢邵（４９６—？）字子才，河间（今河北任丘北）人，家世仕宦。北魏孝明帝时，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甚高。
邢邵诗仅存八首。其中《思公子》很接近于齐梁文人从南朝民歌中脱化出来的绝句体：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但他的《冬日伤志篇》，又较多保存了魏晋诗的余风：
昔日堕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余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
邢邵少年时居于洛阳，专以山水游宴为娱，生活放浪。晚来衰病，而昔日繁华的洛阳城也同样因战乱而荒芜不堪。抚今追昔。感慨无穷。这诗的情调颇类于阮籍的《咏怀诗》，但并未着意模仿。比起同时的南方诗歌，虽不够精致，却有寄寓深沉之长，多少表现出北方文学“重于气质”的优点。
魏收（５０５—５７２）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南）人。由魏入齐，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著有《魏书》。他的诗也多模仿南方风格，《挟琴歌》较佳：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筯下成行。
这诗节奏轻快，色泽明丽，放在齐梁诗中，也毫无逊色。二、《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杨衒之都是崇尚实学而又有文学才
华的作者。他们的著作，叙事多用散体，写景多用骈体，总体上仍以散体为主，在南北朝散文中各具特色。
郦道元（？—５２７）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仕北魏，袭父爵为永宁伯，历任地方官员，又做过御史中尉。后为关右大使，被反叛的雍州刺史萧宝夤所杀。著有《水经注》。
《水经》是古代一部地理书，记录全国主要水道，文字很简单。郦道元为之作注，不仅说明原文，并且根据自己的见闻和众多的资料，对之多有纠正、补充，还旁及这些河流两岸的历史故事、名胜古迹、风土景物。后面这些内容，尤其是风景描写，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风山，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山海经》曰：“孟门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子传》曰：“北登孟门九河之磴。”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兼孟门津之名矣。
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
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浚波颓叠，迄于下口。
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河水注·孟门山》）。
上段先写龙门的地理位置，而后引古书三种，说明龙门的形成原因，及有关传闻。下段着力描绘黄河水流经龙门时冲撞腾扑、汹涌险急的气势，虽着墨不多，却令人如临其境，大有惊心动魄之感。结束又荡开一笔，深有余味。《水经注》文章的格式、布局，大抵如此。
《江水注·三峡》也是脍炙人口的一节：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秋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献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写山写水，写四时景物的不同，文笔清丽，富有情趣。应当说明的是，郦道元一生足履不及江南，此类文字，大抵别有所据。
大体从东晋开始，山水文学呈现出高度发达的局面。不但有山水诗
，文也以其宜于描叙之长，大显身手。除前已述及的一些名文，各地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风土记。据现存的书名、篇名和残余的片断来看，可以说涉及全国所有主要区域。这些风土记多少均有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所以说，不能把《水经注》看作是孤立的存在。这部书作为学术性的注本，而如此倾心描绘山水风光，既是深受时代风气影响的表现，亦利用了前人的大量成果。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郦道元的功绩，我们所要说明的，乃是这部书的特点与时代风气的关系。由于《水经注》多山水景物的描写，受到后代文人的喜爱。对于山水游记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北魏人，生平仕历等均不详。唯据此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
“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益炽盛，且尤重偶像崇拜，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北魏都城洛阳全盛时期，一城内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恶化，洛阳陷于战火，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亦迁至邺。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杨衒之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亡、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洛阳伽蓝记》共分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之东、南、西、北五个区域。以寺庙为纲维，涉及北魏都洛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异闻，内容相当丰富，就其性质而言，实是一种历史笔记，但结构严整，不像一般笔记那样松散琐碎。其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
从文学方面说，《四库提要》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大体论写景的细致生动、穷形尽态，此书不如《水经注》；论篇章之完整、叙述之清楚，则以此书为胜。特别是记载人物活动、传说故事的部分，尤非《水经注》可比。
记叙寺庙的兴废，揭露统治者沉湎于宗教狂热而大肆浪费民力的实况，并由此反映北魏政治的兴衰，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开卷第一条即写由实际掌权的胡太后所建、规模为群寺之冠的永宁寺。文中有一大段以冷峻的笔调不厌其烦地记述永宁寺塔通体饰金的详细情况，归之于“不可思议”、“骇人心目”的评语；最后记永宁寺被焚毁，大火三月不灭，“悲哀之声，振动京邑”，寓意悲痛而深沉。
那些耗尽人力物力所建成的寺庙，又是令人赞叹的艺术
品。书中多有写景之笔，不作精雕细琢，而于简略中得朗润高妙之趣。如写永宁寺塔：“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表现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写景林寺，又是另一番景象：“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
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静行之僧，绳坐其内，飧风服道，结跏数息。”又写出寺园中幽静脱俗的情趣。
书中记载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写到日常的人物活动。其中精彩的部分，能够反映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如卷四《法云寺》条如下一节：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章武王元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传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
用不同人物自身的富有特征的言语行动两相对照，文笔简洁隽永，幽默多趣，很像《世说新语》的格调。
有些人物故事，又往往写得富有传奇色彩，十分动人。如《法云寺》条中的另一节写河间王元琛的歌女朝云：
有婢朝云，善吹箎，能为《团扇歌》、《垄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箎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箎。”
这故事属于民间传说一类，真实性可能有问题。但他写朝云的箎声，竟有如此的感动力，真是令人神往。同样的例子，还有河东刘白堕所酿酒饮者一醉经月不醒，盗贼劫客夺酒，醉而被擒的故事。
《洛阳伽蓝记》中，还记载了一些类似志怪小说性质的民间异闻。卷三《大统寺》条，有一则樊元室为洛水神之子传书至洛神宫中的故事，同唐代传奇《柳毅书》故事的形成可能有些关系。又卷四有一则狐魅故事：
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妇人，衣服靓妆，行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
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
狐精化为美女惑人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多，这是较早的一则。这个狐魅并不害人，被揭穿后也只是迁怒众人，整日恶作剧地
割人头发，似乎旧情难忘，显得很有趣。
总之，《洛阳伽蓝记》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散文、传记、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中，都有一定的价值。
三、庾信、王褒
庾信、王褒，都是从南方到北方的文人。
庾信（５１３—５８１）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文学风格，也被称为“徐庾体”。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所以，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如此至老，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有《庾子山集》。
大体说来，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
庾信在梁时所作大多毁于战乱，留存很少，且基本上都是唱和之作。其中《奉和泛江》、《奉和山池》等，多写景之句。后一首中“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观察、描绘都很细致，与萧纲的诗十分相近。具有宫体气息的六言诗《舞媚娘》大概也作于南朝：
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
诗中写爱美的少女对青春的怜惜，虽包涵着伤感的情绪，却还是活泼而有生气的。
庾信早期的赋，现存有《春赋》、《对烛赋》、《荡子赋》等七篇，有些已残缺。这些赋均属宫体文学范畴，内容不外是女子的美貌或相思别离，篇幅短小，语言华艳，注重音节之美。其中《春赋》最具体表性。此篇写春光之美及妇女游春景象，色泽极为艳丽。赋的开头和结尾多用七言诗句，有较强的音乐效果。如结尾一段：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
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和《舞媚娘》一样，也是歌咏对人生中短暂的欢乐时光的留恋。这种诗赋结合乃至诗赋难分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初唐王勃、骆宾王及稍后的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总的说来，庾信早年的诗赋，在语言技巧上已有相当的成就，但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缺乏壮阔的激情。
庾信后期的创作，虽谓“老成”，但早年那一种风格，并没有抛弃。他同北朝显贵唱和的诗，依然是雍容华贵，且多艳情成分。另有《题画屏风》二十五首，也以精巧见长。题画诗在此之前极为少见，故这一组诗在题材的开拓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诗的特点，是善于运用山水诗的手法，把画面的内容同想象结合，既不脱离画面，又富于自然的生趣。这启发了后代常在画上配诗以扩充欣赏内涵的风气。
不过，在庾信后期创作中，最受重视的，是与前一种风格很不相同的自抒胸怀与怀念故国之作。庾信的性格，既非果敢决毅，又不善于自我解脱，亡国之哀、羁旅之愁、道德上的自责，时刻纠绕于心，却又不能找到任何出路，往往只是在无可慰解中强自慰解，结果却是愈陷愈深。所谓“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使得诗中的情绪显得沉重无比。《拟咏怀》二十七首，就是这一类诗的代表。
俎豆非所习，帷幄复无谋。不言班定远，应为万里侯。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拟咏怀》之三）
庾信只是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却被命运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并且必须承担这种“错位”带来的痛苦。这就是此诗的内涵。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湖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拟咏怀》之十一）
这一首悲悼梁的覆灭，万分痛苦而又无可奈何，只能把一切归诸“天意。”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之十八）
这一首感慨自己虽有才学，却于国无益，想学庄子的旷达，又不能做到，所以忧愁无止。“残月”、“新秋”二句，写出日复一日的无聊与绝望，看似简单，其实精警非凡。“露泣”一联写景抒情，也是精美异常。
《拟咏怀》二十七首，大多是感情真实而深沉，语言精炼而富有表现力的作
品。南朝文学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声律、用典、骈偶等手段，在这里被广泛使用，并得到新的提高。庾信后期诗中，还有不少五言绝句，无论数量和造诣，都明显高于同时代诗人。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
石影横临水，山云半绕峰。遥想山中店，悬知春酒浓。（《山斋》）
南朝文人从民歌中化出的绝句体，主要是发展得更加精致和蕴藉。而像上列前二首诗中苍凉的情调、开阔而深厚的意境，以前很少有人达到。第三首也是优美而饶有情趣之作。可以说庾信对五绝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庾信后期的赋，也有很大变化。最著名的作品，是《哀江南赋》。赋前有序，是一篇能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作赋的缘由，概括全篇大意，语言精丽，意绪苍凉，本身就是一篇杰作。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这一节抒发自己被扣留在西魏的悲愤。开头两句，将一生经历，化为一声长叹，悲凉无比。以下迭用典故，以一连串的历史上的人物故事，比拟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在抒情效果上起到积深积厚的作用。
《哀江南赋序》的文字，以四、六句为主，这是骈文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格式。入唐以后成为定型，所以后人也有将这种骈文称为“四六文”的。这种文体的长处，是节奏感很强，但写得不好，容易显得呆板。庾信的文字，善于调度变化，句式灵活，又善用虚词勾连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极强的构造能力。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对偶中间用散句，纵横自如。
《哀江南赋》的正文，以自身的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经过，具有史诗性质。篇制宏大，头绪纷繁，感情深沉，叙事、议论、抒情结合一体，在古代赋作中罕见其例。作者对梁王朝深深眷怀，但对梁代政治的荒疏混乱，对梁元帝以及宗室诸王的忌刻自私，批评也很严厉。叙江陵被攻破之后，百姓遭掳掠之苦，尤为惨痛感人：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
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
《哀江南赋》正文和序，都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善于化用旧典，是庾信公认的特长。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博学与巧思。每一个简短的包含典故的句子，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联想，因而形成十分厚重的文章风格。但由此也使文章变得艰深难懂，且难免也有生硬的地方。是谓利弊两见，不可执一而谈。《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竹杖赋》等，则是庾信后期所作的抒情辞赋。其中《枯树赋》以象征手法，写各种树木由于人为的原因，不能保持其自然的生命，特别是由于受到宠爱而导致灾难，着重抒发了动乱时代中贵族文人难以自全的悲哀，有相当的哲理意味，感慨殊深。但在象征写法中夹入大量典故，尤难读懂。《小园赋》则偏重写景，借以抒写向往隐逸的怀抱，故文字较为清晓，在诸篇中最为出色。像“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等景句，都是精巧而自然的文笔，显示了作者的才华。
庾信可以说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梁这个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又来到北方，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创作的内容，并多少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他的骈文、骈赋，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庾子山集》题辞说：
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玉台琼楼，未易幾及。……令狐撰史，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
“令狐撰史”云云，指唐令狐德棻《周书》中对庾信的贬语。唐代一些文人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不合情理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在此不论。这里张溥不以“绮艳”为文学的罪过，又指出“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确实是有见地的。
王褒（约５１３—５７６）字子渊，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名族。梁元帝登位，他因旧交之情受委重任，拜吏部尚书、右仆射。江陵城破，元帝出降，诸臣均被带到北方。王褒以门第与文才，受到重视。仕西魏、北周，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
庾信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
王褒在梁时，作有七言《燕歌行》，萧绎及诸文士均曾唱和，但诸篇之中，一般认为仍以王褒原作为佳。诗中写南方春色，塞北寒苦，闺妇思远，征夫怀乡，颇可见出梁代诗歌重视美感、喜欢以华艳的文辞与哀怨的情调相结合的特点。王褒还存多首边塞诗。如前所言，梁代边塞诗已经很发达，而且习惯以北地风光为背景，所以王褒的这些诗，未必都是到了北方以后才写的。
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影亏同汉阵，轮满逐胡兵。天寒光转白，风多晕欲生。寄言亭上吏，游客解鸡鸣。（《关山月》）
这首诗当是就乐府题名而虚构，并非反映具体战事。通过写景，渲染边塞的凄凉和战争趋于失败的气氛，效果尤其突出。“影亏”、“轮满”两句，以月的盈亏表示时间的推移，同时象征敌盛我衰的变化，显示精深的锤炼之功。
如果《关山月》确系在南方所作，可以说王褒诗在梁朝文人追求抒情力度的努力中，已经取得较特出的成绩。到了北方以后，由于人生处境、自然环境的变化，这方面的特点更为显著。如果写景绝句《云居寺高顶》：“中峰云已合，绝顶日犹晴。邑居随望近，风烟对眼生。”景象堪称壮丽。《渡河北》则是王褒诗中最著名的一篇：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这首诗表现了对故国的思念，和人生失路、无可奈何的悲哀，风格也是萧瑟苍凉的。在南北朝诗风的演变上，他和庾信起了相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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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朝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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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朝土著文人诗歌大抵模仿南方风格而又远不能与之分庭抗礼的话，那么，北朝的民歌，却是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而毫不逊色。现存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另有几篇收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鼓角横吹曲是军乐，也用于仪仗、典礼、娱乐等场合。这些歌曲从北方流入南方，为梁朝的乐府机构所采录，所以在乐曲名称上冠以“梁”字。其中以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多，也有一些出于汉族。
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这和北方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北方没有南方那样繁密而多彩的植被、曲折而湿润的水网，景观缺乏细部的变化。然而大自然在这单调之中，充分显示出它的严峻、崇高、阔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大会注意细微的东
西，目光总是被引向高远之处，看到的是巨大的世界。久而久之，人的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形成粗犷豪迈的性格。其次，北朝民歌大多出于当时的少数民族，他们原来都是以游牧为生的，社会结构又有军事化的性质。游牧生活不像农业生产那样安定，那样井然有序、有耕耘必有收获，而是充满了变化和风险。各部落之间，也少有文化礼仪的虚饰，谁有力量谁就去征服。在与自然、与敌手的严酷斗争中，造就了民众的强悍气质，他们不会喜爱南方人那种温柔缠绵的歌。
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歌，是酒楼和贵族宴会上由歌女们演唱的风情小调，北朝民歌却是在多种多样的生活中产生的。有些题材，如战争生活、北地风光，在诗歌中表现出来，自然就有一种不同于南方歌谣的气象。就如庾信、王褒等人到了北方，即使单纯写景的作品，也比原来在南方之作来得雄壮。
也正是因为北朝民歌产生的背景复杂多样，所以尽管现存的数量较南朝民歌远为少，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却远比南朝民歌来得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以下大略分为几类加以介绍。
一类是反映北地风光、游牧生活的歌。这里有最著名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据有些学者考证，敕勒川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歌中唱出北方大草原广阔无垠、浑沌苍茫的景象，表现了开阔的胸襟、豪迈的情怀。后面描绘水草畜牧之盛，抓住特点，大笔如椽，并且充分体现出人对自然的自豪。据《乐府广题》说，东魏高欢攻西魏玉璧，兵败疾发，士气沮丧，高欢令敕勒族大将斛律金在诸贵前高唱此歌，以安定军心，可以推想它的音乐也一定是雄强有力的。
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原来是军事化的，尚武是一贯传统。进入中原后，虽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逐渐改变，但民族精神仍旧勇悍好强。加上北朝战争不断，更刺激了这一点。因此在民歌中，多有对尚武精神的歌颂。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企喻歌》）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琅琊王》）
前一首，以雄健的鹞鹰冲天而起、怯懦的群雀如水波躲向两侧的形象，赞美真男儿敢以独身敌众的英雄气概，足以感奋人心。后一首写爱刀甚于少女，有一种独特的情味。这里顺带提及《杂歌谣辞》中的《陇上歌》。这是汉族的歌，内容系歌颂为抵御匈奴刘曜而战死的陈安。语言朴素，内容浑厚，也是相当出色的作品。“七尺大刀奋如
湍，丈八长矛左右盘，十决十荡无当前”，写得气势飞扬；“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显出无限感慨。
长期的战乱，致使人民流离失所，甚或转死沟壑。反映离乡漂泊之悲，徭役、从征之苦，也是民歌中常见的内容。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陇头歌辞》）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狄谷中，自骨无人收。（《企喻歌》）
这二首诗都是写悲苦的情调，前一首苍凉深切，后一首以嘲弄的口气发出对死亡的悲叹，明快豪爽中包含了复杂的情绪，但都不是陷入长叹短吁、哀哀凄凄，总不失男儿本色。还有一些反映下层民众贫苦生活的歌，是南北朝文学中少有的。
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雀劳利歌辞》）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赢马，有钱始作人。（《幽州马客吟歌辞》）
这二首短歌，都是以直捷了当的语言，道出社会生活中的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前一首以雀为喻，“长嘴”说机灵滑头的人，“短嘴”说老实本分的人。生活中总是前者得利，后者倒霉。后一首明明白白：没有钱就不能像样地做人！言外自然有对财富的渴望。诗中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普通人民的内心本色语。而就是因为简单，才格外深刻。
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歌，是北朝民歌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但与吴歌、西曲相比，因为有了对照，更容易显出差别来。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裌褝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
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
北方民族保存着较多的原始风俗，在两性关系上，远没有汉族那样复杂的礼数。在他们看来，男欢女爱，男婚女嫁，原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什么需要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地方。“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这是对婚姻之事最简单直截的看法，爽快无比。《地驱乐歌》咏唱幽会，情人不至，却毫无哀伤，只是简截地指斥对方，同南方民歌中的情调大不一样。还有那些女子埋怨家中不让她们及早出嫁的歌，更是以口道心，毫无遮掩。像上面那首《折杨柳枝歌》，前二句起兴，意思说岁岁年年，树不见老而人易老，下面不说自己，却利用老人喜爱孙辈的心理打动对方，写得真淳而有趣。有的甚至唱道：“老女不嫁，蹋地呼天！”（《地驱乐歌》）这样的泼辣简直是南方人想都不敢想的
。总之，这些表现爱情与婚姻的民歌，都直接表现了热烈的生命冲动，很值得珍视。不过，在北方情歌中，个别也有婉媚的风格，可能是受了南方民歌的影响。上面所列的最后一首，就可以看出。
将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相比较，可以大略概括如下：在感情表现上，北朝民歌以直率粗犷为特征，少有南方民歌那种婉转缠绵的情调；在语言风格上，北朝民歌以质朴刚健、富有力感见长，没有南方民歌那样华美的文辞、精致的手法，更不用双关隐语的技巧。在诗歌形式上，也以五言四句体式占优势，约为百分之六十。其余多为整齐的七言、四言诗，杂言体较少。但这里要指出一点，即许多诗是经过翻译的。如《敕勒歌》，《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指汉语）。”又《折杨柳歌》有“我本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二句，则可见原非汉语。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这方面的成绩也值得赞美。
最后，再专门来谈《乐府诗集》中收于《梁鼓角横吹曲》的《木兰诗》。这首诗宋初编的《文苑英华》题为唐韦元甫作，其他宋人著作也有认为是唐人作的，所以其产生年代尚有争议。不过，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是北朝民歌，而可能经过唐代文人的修改润饰。这是一首叙事诗，一向被认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在民风勇悍，战争连年的北朝社会中，完全有可能发生过女子扮男装从军杀敌的真实事件。这种事情最容易引起社会中的好奇心理，因而流布开来，逐渐形成一个文学故事。在这首诗中，故事的传奇性，人物的英雄性格，收尾的喜剧色彩
，都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趣味，反映了人们在平凡生活中对不平凡事物的爱好。木兰这个人物，被塑造成十分美好的形象。她有对父母的挚爱，有勇毅的个性，也有女子对家庭的眷恋，归来后一节，又写出她的美貌和富有生活情趣、机智活泼的一面。总之，作者把自己所要求的人物品性都赋予了她，使她成为一个健康明朗、充满人情味的女英雄。所以，自古及今，她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诗歌的语言，有着浓郁的民歌风味。那些浅近、轻快的叙述文笔，和口语化的、穿插在全篇中的对话，造成了活跃的气氛。“东市买骏马”以下四句，“旦辞爷娘去”以下八句，“爷娘闻女来”以下六句，连用排比重叠句式，显得节奏明快、音调和谐。中间“万里赴戎机”以下四句，文字精整，高度概括，从全篇的剪裁来说，起了重要作用，只是锤炼的痕迹很重，与全诗不太统一，可能是经过文人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