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巫蛊之祸看汉武帝的心路历程

后，不但没有谴责太子，还为他辩解:“太子必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

君，又觉得对不起先帝和万民。身为皇帝的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并派使者去召太之。” [16] 汉武帝在儿子去世的地方建立思

责任感使汉武帝最终选择了秉公执法，但是子，此时的汉武帝还是很理解太子的心理。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用以表达自己对儿子

他心里十分悲伤，“哀不能自止”。这件事不可是，派去的使者不敢进入长安，却为了复的思念和哀悯，从“天下闻而悲之”的记载

仅典型地体现了汉武帝执法严明的特点，而命而编造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中，也可以看出时人对汉武帝父子骨肉相残

且表现了他顾念亲情，富有人情味的一面。[10]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相信太子真的在的同情。

汉武帝对弄儿、昭平君母子尚且如此重谋反，因而勃然大怒，下令剿灭太子及其势有一种观点认为，汉武帝是巫蛊之祸

感情，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又岂能无情?何况力。假如汉武帝与太子之间的沟通渠道能够的主谋，他为了达到易嗣目的而精心策划了

汉武帝对太子刘据曾经非常疼爱，后来，汉畅通，事情绝不会继续恶化。此后，太子率兵这场阴谋，江充等人只是被汉武帝利用的工

武帝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爱护太子，和丞相刘屈氂的军队在长安大战了五日，最具和替罪羊，因而认为汉武帝事后对太子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武帝就不爱这个儿子后，太子兵败逃亡。司直田仁因放太子出城据的思念是虚伪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汉

了。诸多事例表明，汉武帝对太子的爱虽然而被腰斩;御史大夫暴胜之因劝阻丞相斩田武帝的迷信多疑、江充等人的精心构陷和汉

有所减少，但是他仍然信任、支持和理解儿仁，被武帝责问而自杀;“诸太子宾客，尝出武帝所派使者胡言乱语而造成的误会才是

子，父子之情还是很深厚。可是，在封建专制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产生巫蛊之祸的主要原因，自始至终很难看

社会里，皇帝和太子之间是先君臣后父子[11] 太子的叛逆让汉武帝怒气冲天，他严惩出汉武帝是在有意制造这场惨祸。至于汉武

的，汉武帝和太子的关系自然也不例外。作太子宾客和捕杀太子不力的大臣，决心置儿帝对幼子刘弗陵的无比疼爱，更多地是出于

为皇帝，汉武帝绝不会容忍任何人危及自己子于死地，父子亲情已荡然无存。

人之常情。汉武帝60多岁才有刘弗陵，晚年

的皇权，哪怕是自己的儿子。因此，当汉武帝汉武帝的盛怒使群臣十分忧虑惧怕，不得子自然是万分喜悦，于是欣然“命其所生

发现太子在公然造反时怒不可遏，认为这是知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况下，壶关三老茂冒门曰尧母门”。[17] 有人据此认为这个命名

对皇权的挑战，他要捍卫至高无上的皇权，死上书为太子辩白，认为江充“衔至尊之命已经流露出汉武帝易嗣的想法，其实，汉武对叛逆的太子自然是严惩不贷。就皇帝的身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太帝命名时，弗陵尚在襁褓之中，英明的汉武份而言，汉武帝族灭叛臣是合法的行为，无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帝怎么可能冒然决定立一个婴儿为太子!只可厚非;就父亲的身份而言，汉武帝剿灭儿子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是因为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弗陵，的行动无疑显得冷酷无情。在捍卫皇权时，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而尧也是十四个月才出生，这种巧合使汉武汉武帝和太子的君臣关系完全凌驾于父子[12]明确指出是江充在陷害太子，太子被帝一时兴起，遂命名为“尧母门”。尽管汉武关系之上，因而他对儿子是无情的。此后，汉逼得走投无路才起兵，并无篡权夺位的“邪帝无意易嗣，他的命名和对幼子刘弗陵的偏武帝了解到事情的真相，知道太子并没有出心”，建议汉武帝尽快罢兵，不要让太子长期爱，客观上却造成了对太子刘据的伤害，那兵夺权的意思，误会消除后，先前对立的君逃亡。汉武帝读后有所感悟，但是，太子谋反些痛恨太子的人据此猜测汉武帝有易嗣的臣关系恢复了正常，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又客观上已经形成事实，人人皆知。而汉武帝想法，因而对太子的谮害愈加有恃无恐，这慢慢涌上来。作为父亲，汉武帝对儿子的悲“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巫蛊之祸的发生。但惨结局充满懊悔之情，对死去的儿子自然是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13] 现在何是，汉武帝并没有参与策划这场陷害太子的思念不已，并为此建造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况是危及皇权的谋反之事!汉武帝虽然能够阴谋，他只是被奸人利用而已，可以说也是之台。此外，为太子诉冤的车千秋“无他材能体谅太子起兵的无奈，可是作为皇帝，他对一个受害者。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

太子起兵的行为和造成的影响一时还是无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也有重情的一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20] 车千秋仅仅法释怀，因而并没有马上赦免太子，最终导面，这在他宠爱弄儿和处理昭平君案件中体因为“一言寤意”，就被汉武帝破格提拔为宰致太子在湖县被围，自缢而死。

现得较为明显。金日磾的长子是汉武帝的弄相，这固然显得有些轻率，却再次证明悔悟三 、汉武帝对太子的深切思念

儿，汉武帝非常喜欢他，称他为“吾儿”，弄儿的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思念是真挚浓郁的。巫蛊之祸发生后，太子的冤情逐渐显现长大后言行不谨，金日磾为防后患杀死儿四 、汉武帝的痛苦和反思

于世，“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子。“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

汉武帝从被蒙蔽到明白过来，内心极其无他意”，[14] 汉武帝意识到太子的巫蛊之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痛苦。

尽管陷害太子的恶人受到惩罚，巫蛊罪并不属实，因而太子当时起兵的确是“惶[18] 得知弄儿被杀，汉武帝勃然大怒，金日

之祸所造成的后果却是无法挽回的。在这场恐无他意”，内心有所悔悟。恰在这个时候，磾说明原因后，

汉武帝尽管理解他的苦衷，惨祸中，太子、卫皇后自杀，除太子的孙子刘高寝郎车千秋(即田千秋)又“上急变讼太子但是仍然感到非常哀伤，禁不住为弄儿哭

询因在襁褓被投入监狱以外，卫氏被灭族，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泣，他对弄儿的疼爱由此可见。昭平君是武

二千石吏被杀数人，数万百姓受牵连而死。人，当何罪哉!’”[15]指出太子起兵是“子弄帝妹妹隆虑公主的儿子，也是武帝女儿夷安

汉武帝深切体验到妻子、儿孙被自己亲手毁父兵，罪当笞”，属于父子之间的家务事，打公主的丈夫，可谓是亲上加亲。隆虑公主临

灭所带来的痛苦。丞相车千秋曾联合其他大一顿即可，不属于谋反，这番话正好化解了终前还特意用重金为儿子预先赎死罪，得到

臣，一起劝谏汉武帝“玩听音乐，养志和神，汉武帝心中的疙瘩。幡然悔悟的汉武帝召见武帝应允。后来，昭平君醉杀主傅，廷尉请汉

为天下自虞乐。”而汉武帝的回答却是:“朕了车千秋，并立即任命他为大鸿胪，而严惩武帝判决其罪。“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

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陷害太子和捕杀太子的人，族灭江充家，焚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

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苏文，在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的人也被灭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

听?……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族。此时是征和三年，距太子自杀已有几个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

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 [21] 汉武帝月，汉武帝知道了巫蛊之祸的真相，在车千能自止，左右尽悲。

”[19] 昭平君一案使汉武开头就说自己“不德”，后面又说自己“愧之秋等人的劝解下，他深切体会到太子当时起帝陷入情与法的矛盾中，如果依法判决昭平甚”，心中充满自责和羞愧，甚至质问自己兵的无奈和被诬陷的无辜，先前被狂怒所吞君，就辜负了妹妹的临终托付，他于心不忍，“何寿之有?”一向千方百计祈求长生的汉武没的父爱又涌上心头。“上怜太子无辜，乃作

不免“为之垂涕叹息”;如果徇私情放过昭平帝，竟然发出这样的质问，足以说明巫蛊之

祸对汉武帝触动很大，他食不甘味，几个月来每天只吃一顿饭，无心欣赏音乐，没有“自虞乐”的心情了。可见，巫蛊之祸使晚年的汉武帝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令人感慨的是，在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发生后，社会上的“巫蛊”行为依然禁而不绝，这种迷信行为并没有因卫太子悲剧的发生而终止。 难能可贵的是，汉武帝由反思巫蛊之

祸，进而反思自己过去所做的种种事情。征

和四年，汉武帝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

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公开批评自

己“所为狂悖”，明确表示悔恨之情。此后，他

还常对群臣说:“曏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

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

[22] 汉武帝终于明白天下根本没有仙人，回

首过去，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由于“愚惑”

而被方士欺骗，一向迷信神仙的汉武帝在晚

年能够认识到神仙的虚妄，的确不容易，他对巫蛊之祸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醒悟。汉武帝晚年的悔悟更多地体现在

《轮台诏》中，他在诏书中全面反思了自己过

去的所作所为，指出今后要努力发展生产，

与民休息。诏书下达后，汉武帝立即着手推行富民政策,尽力弥补自己过去所犯的过错。《轮台诏》标志着汉武帝晚年统治思想的重

大改变，这种及时的政策转变不仅稳定了当

时动荡的政局，而且为以后的“昭宣中兴”奠

定了基础，具有划时代意义。

华书局，1956:728.

[9][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729.

[10][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730.

[11]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82.

[12]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44-2745.

[13]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6:637.

[14]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47.

[15]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83.

[16]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47.

[17][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723.

[18][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960.

[19][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51-2852.

[20][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84.

[21][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85.

[22][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738.作者简介

陈金花, 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 文学硕士,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上接109页)

以个体化的美学启蒙守侯着精神本体的超然。王国维启蒙思想中诗性的生存体验和生存哲学忠实于个人，拒绝承担指挥时代精神合唱的任务。《人间词话》中彰显的文学非功利化及直观的认知方式，使王国维从理论和实践都与时代主潮疏离，为个性充分发展提供了学理上的论证。

王国维所开创的私人性空间的意义是卓著的，他从审美启蒙角度坚守了个体人格，从多元化层面展现出对个性主义的尝试，与充斥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史的“公”、“群”概念和宏大历史叙事的追求态度相对峙，使个性主义思潮成为消解主流统治性话

[2]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A].王国维文集(第三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王国维.文学小言[A].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5]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A].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朱妍，宿州学院文学院，中文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