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序言
作者：戴逸
贵州社会科学 1997年08期
前年，吴雁南教授和我谈起，他正和许多位中国近代史专家、思想史专家合作，编写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时间跨度从晚清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半个多世纪。时隔两年，现在这部多达4卷、200余万字的煌煌巨著，已经杀青，即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参与工作的主编和撰稿人中很多是我的老友或新交，我由衷地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鼓舞、欣喜。
从晚清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国家穷困落后，战乱频仍，外国侵略，军阀肆虐，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先进人士奋起抗争，探索救亡的道路，长期以来，这种努力一直在执着地、不懈地进行着。而反动落后之势力亦粉墨登场，旋起旋灭。伴随着派系和人物的活动，思想领域中亦波涛翻滚，急流飞溅，阴晴明晦，潮起潮落，种种“主义”和“主张”前推后拥，此起彼伏，千姿百态，目不暇接。当时的人们或者从刚刚传来中国的西方文明中寻找救国的真理，或者从尚未退出舞台的传统文化中觅取济时的药方。改良主义、立宪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各样的主义名目繁多，匆促上阵，曾几何时，又仓惶退潮，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部著作中，对半个多世纪内匆匆来去的各种思潮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极有见地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当时中国思想界主义之繁多、思想之纷杂，正反映了苦难中的中国社会的紊乱、彷徨、无序。但是，历史的行进有着确定的方向，先进志士的不懈探索，使中国前途上出现了希望的光辉。这就是上个世纪之交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这是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强音，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先后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带领人民群众，昂首阔步地前进。
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潮的形成、传播，不仅仅是某些杰出人物的创造和引导，它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长远的历史传承。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内出现了这样多的“主义”和“主张”，偏偏只有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信奉的指针，这决非偶然。这部著作告诉我们：世纪初的三民主义和后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怎样产生？它们借鉴了什么样的先行思想？又在中国的社会实践、革命运动中吸取了什么营养？它们何以会被20世纪的中国人所接收而成为人民群众行动的指针。一种思潮，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流行。它总是以一定的经济和政治为基础，反映着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利益，代表着向上的前进的或者倒退的落后的趋势。认真辨析各种思潮的背景、渊源、性质、内容，就能正确地判断它的作用、意义和发展前途。思潮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中派生，但这一点并不妨碍思潮具有超前的引导作用，它一旦产生，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反馈力量，人们将以他们倾向或信奉的“主义”、“主张”指导当前的行动。思潮对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牵引作用。观察和研究某个社会中的主流思潮，将能预见这个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大致轮廓。
各种思潮的同时并存和前后相继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我们看到这半个多世纪内，有革命和立宪之争、共和和复辟之争、尊孔和反孔之争、问题和主义之争、科学和玄学之争、本位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社会史社会性质之争，等等。我们应该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争论中把握住观察的方向和方法，找出隐伏在这种思想斗争之下的深层内涵。在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和长期斗争中，社会主义思潮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认同。其原因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思潮最符合中国的国情，最适应历史之潮流，故而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时代的主导思潮。主观的思想，当它获得客观历史进程强有力的支持时，这种思想才能不胫而走，迅速发展，广泛传播。
当然，20世纪众多的思潮和主张中并非只有对立的方面，也有着彼此呼应，相互影响的同一方面。例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如果天真地以为可以用之来避免革命，拯救国家，那当然是空想而不切合实际的。但曾经服膺这种主张的人怀抱强烈的救国爱民的愿望，切切实实为社会办了许多实事，还有不少人因他们原来主张的碰壁进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些主张中也包含了与社会主义可以相通的某些具体思想，对于一切社会思潮中所包含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应予肯定
人们习惯于回顾刚刚走过的艰辛路程，以总结经验，增长智慧。现在，已临近二十世纪之末，回顾本世纪前半叶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思潮，探析其发生发展及其内容、意义，辨析其精华和糟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将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起有益的推动作用。
作者介绍：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邮码：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