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变世界

　　《当中国统治世界》自2009年出版以来，迅速被引进到中国，随即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应。多数批评者认为，作者马丁・雅克夸大其词，言过其实，中国经济学家批评尤其强烈，甚至有人目之为“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口号书”。 　　 　　民族主义帽子不能乱扣 　　 　　民族主义这项帽子有些大，也很好用，自“普世价值”1990年代在中国泛滥以来，但凡有什么人、什么事跟民族主义拉上了关系，就算完了。远的不说，比如摩罗最近出版的新书题为《中国站起来》，甫一面世即被贴上民族主义标签，随即就有摩罗早前的朋友公开宣布与之断交。还有稍微早一些的《中国不高兴》，去年出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莫不如是。至于热衷于批评的人们究竟是读了书才写的评论，还是望文生义，就是天知地知的事情了。 　　不过，平心而论，《当中国统治世界》首先是本严肃的作品，至少不能算是“口号书”。至于说民族主义，就更不知所谓了。作者马丁・雅克是英国人，要说民族主义，那也得鼓吹当英国统治世界。一个英国人鼓吹当中国统治世界，算是哪门子的民族主义? 　　欧美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历来是两派，无非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今天是东风压倒西风，明天是西风压倒东风。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转年到了2009年下半年，欧美稳住阵脚，经济企稳回升，“中国崩溃论”又开始慢慢出现。《当中国统治世界》引进到中国才一个月，著名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就在媒体上大肆宣传起“中国崩溃论”来了。国内主流媒体上一面猛批《当中国统治世界》，一面热情宣传索罗斯的“高论”，难怪摩罗要高呼“中国站起来”了。 　　无论别人是捧杀还是骂杀，其实都不重要，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办。用一句老话说，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是，按《当中国统治世界》的论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成了小沈阳改造过的那句名言：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全球化已被中国改变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者还是中国威胁论者，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正是得益于加入WTO带来的出口机会，中国经济才保持了近十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过12，5％，远低于34，87％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到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59，2％，高于53，3％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广东的外贸依存度2007年一度高达155％，2008年也高达133％。同时，中国的GDP总量排名也从第七位上升到第三位。20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年，中国更是趁势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和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澳大利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甚至日本也搭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走出了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滞涨；而欧美发达国家和东南亚的制造业工人则成为主要的利益受损者。 　　金融危机爆发前，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就已在迅速增加，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雪上加霜。2010年第一季度，共有十个国家对中国发起十九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美国对人民币也是磨刀霍霍，频频施加压力。要求升值。 　　频发的贸易摩擦和欧洲主要市场保护主义风气再起，加上多哈回合谈判已告失败，扳回的可能性几近于无。因此，马丁・雅克认为。全球化正面临着衰退的危险。而且，目前还看不到这种衰退出现逆转的可能性。 　　从前是欧美鼓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最起劲，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世人看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高举保护主义旗帜，动辄使用反倾销大棒，倒是中国在到处宣讲自由贸易，劝导欧美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中国不仅宣讲，还组团到欧洲采购，用实际行动捍卫自由贸易。 　　几年前有人在国内鼓吹基督教，余敦康先生说，如果真的让全中国的13亿人都信了基督教，改变的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这话同样适用于全球化。曾经有人以为，加入全球化会使中国被绑上欧美模式的十字架，如今看来，改变的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由于中国的加入，全球化已经岌岌可危了。 　　所以，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改变世界不是一个将来时的事情，而是正在进行时。 　　 　　中国改造国际秩序 　　 　　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已经对东亚的国际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多数东亚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让他们又爱又怕的邻居。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进口他们的产品。同时享用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另一方面，中国的强大让他们备感压力。如果说中国在东亚地区曾经有一个对手的话，那么这个手只可能是日本，而现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日本。更何况，日本在东亚的影响长期以来仅限于经济上的，在政治上几乎没有正面影响可言。 　　马丁・雅克认为，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地区影响力增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从东亚地区退出，美国在东亚的盟国都将逐步倒向中国，中国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东亚地区的权力中心。在经济上，这已经变成了现实，而在政治上，这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此外，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也已经越来越重要。非洲向中国出口了大量资源，而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也在与日俱增。在非洲，中国的投资规模已经仅次于美国和法国，位居第三。让西方人更加感到紧张的是，整个欧美在非洲的移民才不过10万人，而在非洲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50万，而且这一数字仍然在迅速增加。与欧美相比，中国在非洲的优势是明显的，非洲对中国没有痛苦的殖民主义历史记忆，而且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力支持过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欧美国家的投资总是附加着一些民主与人权之类的政治要求，而中国的投资几乎没有附加的政治要求。虽然与欧关一样，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要以取得资源为目标，但中国没有贩卖奴隶，没有武力掠夺，还投资建设了大量医院、学校、公路等非洲亟须的基础设施。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在中国参加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有80％的兵力投放在非洲。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中国将如何行使这一权力?马丁・雅克预言，中国崛起后，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朝贡贸易模式将会复兴，至少在东亚几乎不存在多少悬念。包括在非洲、南美、澳大利亚等地，可能都会成为朝贡贸易模式的覆盖范围，由此进而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统治世界。 　　这种新的国际秩序的核心就是，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出口提供市场，同时提供价格低廉的消费产品，中国成为全世界的经济中心，但在政治上并不过多干预别国，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全世界都在这个体系中共享繁荣与发展。这与当下美国动辄以枪炮向“邪恶国家”输出民主与人权 形成鲜明对照。 　　但同时，即使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国家实力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仍然会处于全球中上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仍然可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大于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在国家发展水平中并不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国家安定、主权独立、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民族一族群关系和睦等同样重要，甚至在多数时候要比民主更重要。 　　马丁・雅克指出，与欧美国家的“不同文明、一种制度”的传统相反，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一种文明、不同制度”的状态之中。这一模式同样被运用到了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的问题中，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但却允许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允许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而且承诺使他们的民主权利逐步增加，直至最后实现地区领导人直，选。他认为，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最终也可能会采用这一模式。同样，即使中国成为全球霸权，也不会要求别的国家采用与自己相同的制度。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当然会受到欢迎。 　　在历史上，除了个别时期外，中国对已经臣服于自己的民族和区域都采取羁縻政策，并不过多干预，给以高度自治权利，仅仅当他们发生重大政治变故的时候才出面干预。在文化上，也并不排斥其他形态的文化，允许甚至鼓励其他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学习，至于是否融合，则完全采取自愿态度，并不强求。所以，马丁・雅克认为现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会延续这种古老的传统。 　　 　　两点批评 　　 　　总体而言，如前文所述，《当中国统治世界》并不是一本哗众取宠的书，而是一本严肃的书，是对中国不戴意识形态眼镜的观察。无论其数据的搜集，还是对中国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分析，都相当严谨，令人敬佩，值得国内的时政评论者们学习。 　　但是，该书也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该书对中国崛起的判断主要建立在高盛的一个研究报告上，该报告称，到2025年，中国的GDP规模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并且，该报告还提到了许多国家，包括日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他们预测，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将会全面超过欧洲的单体民族国家。 　　如果没有这个名单，我们也许不会产生什么疑问，但是看到这个名单，就会发现，高盛的分析主要建立在人口增长及规模的基础上。换句话说，高盛的这个分析的前提假设是，在未来的十五年，各国的人口规模将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人口多少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大小。 　　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有其道理的。中国的崛起就是最好的注脚。但是，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中国过去近百年的历史同样也提供了证据。人口规模能够转化为经济增长潜力，至少需要注意到几个条件，人口素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人口结构。目前，在美国就有人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确实成就斐然，但并不会取代美国的霸权。因为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已经接近极限，而美国的人口在未来五十年可能会再增加1亿，这将会为美国在未来的发展提供支持。 　　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正在逐渐进入中老年，而出生于1980甚至是1990年代的“新一代农民工”远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新一代农民工们不仅想要挣更多钱，也在意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一辈农民工的选择余地小得多，所以他们可以忍受极端艰苦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但新一代显然不会，时代给了他们用脚投票的权利。 　　第二个问题是对朝贡贸易模式存在过度阐释。当然，这并不是马丁・雅克的问题，而是许多欧美的中国观察家们都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朝贡贸易只是一种交往方式，而不是全部。传统的中国对外交往方式有一套复杂的观念支撑体系，比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守在四夷”、“羁縻”、“戎狄与草木禽兽无异”等，都是这个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有些还是相互矛盾的。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内在的矛盾并不是坏事，而是为其处理事情留出了回旋余地。而这对未来的中国来说，就意味着，中国如果崛起，朝贡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中国有可能会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发展出另外一种模式。 　　最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书似乎忽略了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仍然是，而且曾经有过毛泽东思想。如果中国有机会重塑国际秩序，这将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