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啸天说起:旧体诗的整体平庸与个体平庸

2014年08月28日09:44   新浪文化   作者：文学报   评论中大奖（19人参与）

文/布可吟

一、开头的话

笔者不太关注当代文学，当然也不太关注鲁迅文学奖。不关注当代文学，是因为作家们都在地上，太闹腾了。不关注鲁奖，是因为第一届就倒了胃口。记得那届的全国优秀杂文奖第一名给了《微言集》，那是一册行政工作报告之类的东西，与文学无关。作者林祖基时在深圳人大主任位上，现在当然下去了，但那个奖励还记载着，不怎么光彩，这就累及了鲁奖，至少对我而言。

但笔者天天上网读新闻，周啸天以古诗词集获第六届鲁奖，网页上炸开了锅，不能一眼都不瞅。瞅了就找诗看。看了就有印象，感觉作品题材丰富，学养不错，境界欠佳，诗艺一般，妙句难寻。中国人古来作诗与读诗都讲究“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一部诗集里没有一个句子可以回味，景何以写？情何以寄？理何以道？境何以高？诗何以传？总起来说，周的诗与词，有较好的，但不好的更多，得奖名不符实。

二、关于版本

写评论总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随声起哄。要看到诗的真身才有感觉，也才敢开口说点什么(网上的文本总缺乏信任感)。但想找川人的《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犹如李白描写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沪上各大书店根本没影子，包括上海书城；各大高校图书馆甚至上海图书馆，目录也查不到；刚巧2014上海书展开幕了，跑去泡了六个多小时，消费了一大杯牛奶咖啡和四个小蛋糕，连看带查带问，都是三不知。网上倒是有个书影，可是不能放大，连出版社都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有天晚上突然发现新浪视频有一个采访作者的短片，托记者的福，打出了该书的封面，且放大了，才发现了那家“天地出版社”。于是托朋友到成都的省图书馆和市图书馆查阅，仍杳无声息。这是一件大怪事？！

点击《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公告》，第四条“征集范围”第二款，有这么一段话：“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的作品，须于评选年限内由中国大陆地区经国家批准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和网站首次发表或出版”。这意味着参选和得奖作品是公开读物，也是公共文化产品。如此，整个流通、传播、交流、评奖乃至评论与批判，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公开的，也是公平的，没有隐瞒与欺诈。蹊跷的是，《将进茶》出版了两年多，在大上海的大书海里，连一片茶叶尖也没看到飘出来，且在沸腾的声浪中，真有点不可思议！静下来想一想，作者有可能是自费出版，书出了以后谁也不管，只是作者自己、他的朋友和鲁奖的评委们拥有特权。这就出现了一个公民社会、民主时代，知识和文学信息公开化、公平化、透明化，从而也做到在知识和文学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将进茶》尽管可能是自费出版，但仍是公开出版物；鲁奖经整合后，是全国性的文学大奖，当然是公开且应公平的信息行为和文学行为。可是，该书获奖了，公而布之了，广大的读者却蒙在鼓里？一本在公开阅读视野中消失的书，怎么有资格流通在整个鲁奖评选的过程当中，又怎么能获得公开度本应极高且极敞亮的鲁迅文学奖呢？我相信，国家版本图书馆等极少数地方，可能应该有这本书的。但他们有关注那本书的人吗？

一顺手就可以借到那本书并能有根有据地发表意见吗？包明德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公示期间，我们没收到任何针对周啸天诗集的疑议或不同意见。”书在哪里？谁来提意见？想到笔者寻书的遭遇，这话听起来就是一个大讽刺。公众的无声，不是公众的无能或无视，而是因为从《将进茶》的作者、出版者到评奖者，有意或无意将文学当成了私器，或根本上就是一种策略，让某种程度上的客观原因，变成一种不便或不能被指责的主观遮蔽，从而达成某种目的。怪不得获奖消息网上一公布，包括文学界人士在内的公民社会立马爆炸了！原因很简单，那么多理性和非理性的批评，是因为公众被蒙蔽的信息太多了，感觉被愚弄了。这个里面，最重大的责任是评奖委员会，他们完全没有考虑信息社会中，公众对于焦点文学信息拥有无可争辩的传播权、接收权、监督权、评议权和交流权等等。一旦这些大众权利变成特权，变成黑箱，种种弊端就会依黑而生了。

上述原因，这篇文章的特定批评对象《将进茶》，竟然不在笔者的书桌上。好在千方百计后，找到了作者2005年由四川文艺出版发行的《欣托居歌诗》，262页，收诗词225首。推想，此为周氏第一部诗集，而获奖那一部则称为“诗词选”，两书之间应该大有关联。再看网上下载的近二十首诗词，有一半多的标题就出现在《欣托居》中。所以，这篇文章分析的文本，以《欣托居歌诗》全部和网上传播之《将进茶》的一小部分为主。既然从作者、传播者到评奖者大蒙了一回，笔者小蒙一回，也就不太怎么样扪心有愧了。这，还是想请读者诸君多多谅解的地方。

三、关于意识

作品的主题好讨论，意识有点玄幻。思想就更加复杂，它总是与的见有关，与深度有关，与历史有关，甚至与体系有关。而在阅读上述提到的诗词时，没怎么体会到作者有那些东西，更谈不上有系统的诗与思。诗是情与思的大世界，虽然它是用意象或形象的皮影表现出来，但背后的那双思之“手”，却是真正的操盘者。“手”缺乏厚度、力度、艺度，皮影就会有形而无神。从这个角度说，周氏的诗虽然是一个学者的诗，却不是一个思想者的诗；是用新闻视野观察的诗，却不是用心灵鸡汤塑造的诗。有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甚少矣！与鲁迅先生的生命哲学之道，相距甚远。

根据周氏诗词的意象与故事等，可以探索到一些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意识(当然不可能是作者意识的全部)。比如《练姐生日口占三绝》、《赠别二首》、《邓小平与四川竹枝词六首》对亲属、故乡、师友乃至国家的感念；《邓稼先歌》与《人妖歌》舍身奉献的精神；《葡京赌城》与《何所长歌》对官场腐败的评点等，都可以说是正面、积极的意识。但也仅此而已，没有独特的发现、挖掘和表述。像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境，在这里是读不到的。

周氏诗词，意识不正、不良或不纯净者有之，兹举数端如后。一是缺乏大悲悯。《悼哥哥》一诗怀念歌者张国荣，劈头说：“世间废物多不死，天生俊彦天丧之”。按照对比原理，“废物”显然指人，而不是指垃圾桶或广大世界中的无用之什。人之“废物”就该死吗？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周易》有不少的阴阳爻，也是不吉不祥的，但它仍在那个位置。辩证哲学告诉我们，大废也许是大用。何况千人万物不断在变动之中，今日的废物，也许就是明天的英杰。周氏并非一时不小心有上面的诗行，《海啸歌》九、十行道：“阳光海浪沙滩客，未知天谴在顷刻”，里面虽然有大自然报复人类的意思，但放在人类大灾祸的地方，对受难者来说还是太过分了，太不人道了。有宗教或非宗教大悲悯的诗人，不会如此露“凶”。

二是政治上的霸道逻辑。《感时》一诗，根据一九九0年伊拉克进攻科威特时事而写，“沙漠军刀舞”，美国为正义一方，伊拉克活该皮毁羽飞。相关的一首歌行是《代悲白头翁》，描写萨达姆“依稀颓龄一衰翁”，为他“遭遇了二00三年全人类个体生命最大的落差”而喜出望外。但伊拉克如今是什么局面？美国随便找个借口的民主自由之战，就让一个人类文明发源地的悠久国家破败不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今年，美国政客自己都出来承认出兵伊拉克的错误了，但人家国已不国！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乎？非也！只不过是为不可控制的复杂局面再找一个“脱”词而已。为强者唱赞歌很容易，为弱者主持公道显然需要独立思维和特别的勇气。一个真正的诗人，不能跟着新闻思考，尤其是强大的美国传播系统制作出来的新闻。

　　《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作品封面。(资料图)

三是“穷愁自古扰诗家”(《韩翃》)的酸葡萄心理。这个问题还真说不出个大是大非来，但诗词中如何处理，却是有讲究、有门道的。中国诗与文学，历来有“穷而后工”之说，讲贫穷与历练可以成就一个诗人或文学家，或让他们的作品更有艺术性。但既穷又欠“工”或不“工”怎么办呢？这就折磨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成为一道心病，一直到当代。“自古官商能速富，如今教授剩清名”(《寄潘啸龙》)；“乘时儿辈多先富，教授名高久不肥”(《教师节作》)，周氏在不少于十首诗中反复吟唱，也无可厚非，或许正是数十年来，没有知识或知识少的人都富起来了，知识分子仍一如既往自悲且自怜的写照。问题是，一碰到哪个地方时来运转了、发达了，就一定先与钱有关，与收入有关。《徽州民居》写当地人民在浩劫中保存了明清建筑后，写道：“时过境迁还故物，前人种树后乘凉；财源滚滚来行旅，天下始得重徽商”；《泰国行》之“资政一纸逐客令，肥水直流泰王家”；人妖表演到了海南，当然是“观光客自天外来，一方经济为翻倍”(《人妖歌》)。可怜诗人，在用眼睛观景的同时，也忙坏了他手上的算盘珠子。至于文化、生态、生存、人性等更广更深的东西，都来不及探讨了。这就大大削弱了事实本身更重要的历史关联与价值追问，也使得“富到唯钱却是贫”(《赠罗志才》)，成了自嘲和虚伪，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古人讲诗者要有“才、胆、识、力”，其中的“识”，与诗歌的精神力度有关，否则，对世道人心无所裨益，也会严重影响诗词的境界与成就。

四、关于格律

看过的那些文本，五言与七言的律诗也好，歌行体也好，“一剪梅”与“浣溪沙”的词也好，他有好几首诗采用了邻韵，还在不只一首诗的后面，专门注释用了什么韵，打通了什么韵。证明作者是懂格律，也是在乎格律的。这与他的专业有关，他不但是古典文学的教授，还被称为唐诗鉴赏专业户，诗词修养可见一斑。前文提到的那幅视频采访，他还专门强调要“衔接传统”，要“遵守旧体诗词的游戏规则”。略微统计了一下，《欣托居歌诗》中，有三十多首作品应该挑剔不出格律上的毛病。但他更多的诗词，不遵格律、不合格律，拗字、拗句、失粘、失对、出韵的地方太多了。

当代人作格律诗，不出两个路数：一路严格遵循《平水韵》(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平水韵》去写作不讲究格律的五古或七古，也称乐府或歌行体，这不能叫做格律诗，只能叫做古风或古诗)；另一路呢，可用古格(五七言的绝、律与粘对规则等)而采新韵。所谓新韵，要么是十三辙，要么是《中华新韵》，但须注明，否则就乱套了。周氏《司马相如二首》其二：“梁苑归来词客贫，大人一赋气凌云。辞章纵令惊天子，所幸狗监是故人”。第二联对句是个大拗句不说(只有“人”字是个平声，其余六字皆仄声)，三个韵字，“贫”在《平水韵》

的“真”部；“云”在“文”部；“人”又入“真”部，这不是用邻韵，而实实在在是出韵了。奇怪的是，作者在【注释】第一行就自注：“此诗依词韵通押”。词韵是写词用的，近体诗(格律诗)不存在通押一说，唐人写格律诗好像没有这么干的，他这是自定规矩，破坏了中古以来的格律诗传统。上例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周氏作诗词不用新韵，我们必须按照他“遵守旧体诗词的游戏规则”的要求来衡量他的作品。

但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说，周氏为何明知而故犯呢？解释唯有一条：格律不严，笔力不够也。对于自己诗词的格律艺术，他可能预感到了一些，故在《欣托居歌诗·自叙》中说：“平仄稍严，欲存唱叹之音，韵对从宽，不失萧闲之致。”清代诗哲叶燮所说的“才、胆、识、力”，这个“力”，当然是创作力和驾驭力。王维、杜甫、王昌龄、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诗，只要讲格律，没有不合的，不合也可以合——拗了再救过来就是了！李白尽管擅长古风(或称歌行)，那是表现他浪漫、奇拔而伟大的文体根据地。但拿起格律之笔，他一点也不含糊，规规矩矩又漂漂亮亮！何也，真正的学富五车而才高八斗也！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诗歌奖评奖委员会，从主任、副主任到委员共十一人，怎么就没人看出周氏格律诗在格律上的那么多毛病，而坦坦然然让他的诗词带病获奖，让读者哪怕就是从网上的文本，也能挑出那么多问题来？

五、关于体例

《欣托居歌诗》一书，体例上大致由四块构成：诗作、注释、附录和插图。但不是很统一，也不是很严谨，像附录与插图，并不是每一首诗都有。有时，【注释】条目之侧，还可能加上一条“自注”之类的东西。版权页上，除署名该书由“周啸天著”，还特署“管遗瑞等注评”(其它地方未见签署，可见书做得并不怎么规范)，这“评”的任务，大概就由“附录”来承担了。

本节批判不及其它，只说“附录”一项。依愚见，中国历来所谓诗文别集，少数为作者自定，多数由后人编刻。自定者，请人做序与跋之类，说说大话甚至好话，在所难免，旁人一看也明白。很少有人请朋友“附录”点赞于许多首许多篇之后，高度评价甚至肉麻吹捧的。只有已成经典或准经典者，才有人肯花功夫做校勘、注疏、评点、集评、集解等工作。到了这一步，著者与评者，也许相隔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比如归有光之评点《史记》。著述者即使后来名望再高，他生前也是无福消受的。

《欣托居歌诗》则不然。作者请“书家”朋友管遗瑞做注释(这有点儿像自己当运动员，请朋友来做裁判的意思)，更兼短评即“附录”的重任。不知这些内容所来何据，估计就是朋友间的书信、唱和、谈话、书法，有些大概就是直接编写上去的，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并未注明出处，它们的公开传播性，被学界、诗界和社会的认可度等，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些内容拔高和吹嘘得太厉害，实在目不忍睹。这与诗人作为一所高校的学者来说，很不相称。兹列数条如下，奇文共欣赏：

作者《自叙》之后，就有一篇长达三个页码的“附录”，从五个(事实上是六个)方面对《自叙》作了阐释，说作者用新旧词语“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并借用《启功丛稿·诗词卷》的总序，支持周氏“韵对从宽”的主张。看来看去，这篇长“附录”很觉可疑，与周氏的行笔与文风很有些相似。有兴趣的文体学家，不妨研究试试看。

《邓小平与四川竹枝词六首·其二》之后，管遗瑞“附录”道：“构思巧妙，既文既白，亦雅亦俗，诗味大出”。《超级女声决赛长沙》后，管氏又“附录”道：“一气呵成，无不如志。荧幕、星光、屈贾、粉丝、多泪、弥香、芙蓉、牡丹，熔裁今古、拈来好语，织作五彩云锦。”但不少时候也会闹出笑话：前引《广元作》，“附录”的管遗瑞大加赞赏道：“起四句神似太白，有大江无风，波浪自涌之感。‘长风吹白日，大道出雄关’完全是现代人的感觉。”这么短的一段评论，用力之猛，无出其右者。但太过了，出现了至少两个漏洞：“飞车过蜀北，一路饱看山”，这真像太白风度吗？恐怕没人信；接着又说后两句“完全是现代人的感觉”，自己把“神似太白”的极赏又马上给否定了。笑柄还有不少，再举一例：《人妖歌》的注释完了，“附录”出场了，全文如下：“王蒙(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洗脚》《人妖》两首，奇诗奇思，真绝唱也。”王蒙当然是大家，但因缘不际会，没有做过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只做过副主席。周氏不知道呢？还是故意去掉了“副”字，只有他自己明白。

王蒙先生是性情中人，遇到了知音，可能有些得意，在《读来甚觉畅快》中说了不少过头的话，谓“难得有此一部奇书……与众不同，自立门户……衔接传统，天衣无缝”。其实也是就几首歌行说的。周氏如获至宝，放在《欣托居歌诗》最前面，俨然有一统天下的用意。估计他后来出版《将进茶》，是断然不会删掉这篇墨宝的。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