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游猎赋]的封禅观念与"文赋互见"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三年》）的中国古代，封禅作为最高级别的祭祀大典，在国家建设中地位极为重要。《史记·封禅书》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馀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作为象征天下太平的重大仪式，封禅也是国家礼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封禅书》在司马迁《史记》中被列为“八书”之一，与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平准书、河渠书、天官书并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大一统”事功驱动下而产生的汉大赋，是“礼乐争辉，辞藻竞骛”的典型，汉大赋自然地与礼制建设密切相关。从《史记·封禅书》及《司马相如列传》可见，《天子游猎赋》与《封禅文》文赋“互见”，是从“议封”到“劝封”的转变。并非所谓形式上的“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内容板块之间彼此疏离，而是在其“封禅”观念引导下的统一整体，这是由文与赋不同的文体特点所致，与《史记》“互见法”有所不同。本文试从司马相如的封禅观念和《天子游猎赋》与封禅条件的对应关系作简要论述。　　一、司马相如的封禅观念　　司马相如的封禅观念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清晰可见。司马相如病卒之后，“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此“遗札书”即《封禅文》，于篇末作者再叹曰：大汉之德，逢涌原泉，口口漫衍，旁魄四塞，云口雾散，上畅九垓，下溯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迩陕游原，迥阔泳沫，首恶湮没，暗昧昭澈，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导一茎六穗于庖，……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进让之道，其何爽与？　　在这里司马相如证明了大汉皇朝已经具备了封禅泰山的条件，有“上畅九垓，下溯八埏”的统一事功，有“首恶湮没，暗昧昭澈，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的现实基础，更有“符瑞臻兹”的“天意”昭示，饱含深情地寄托了对大汉“犹以为德薄，不敢道封禅”的赞颂，后以大司马进言表达对封禅的建言，申明封禅之义：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憾，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浃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或谓且天为质暗，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靡几也。……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祗，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　　这段话反复叹日“不可辞”“不为进越”“不可贬也”，对汉天子封禅的资格与必要性加以反复说明，并最终感动了皇帝，以至于：　　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　　文中虽云假设问对，却是真情流露，亲切自然。文末反复叹日：“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最终促成了武帝的封禅大典：“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武帝封禅原因众多，其中不乏神仙方士言封禅之后即可成仙的蛊惑，但不能否定的是司马相如《封禅书》对武帝封禅的推助之功。　　在早于《封禅文》的《难蜀父老》一文末尾，司马相如也曾提及封禅之事：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司马相如将大汉功德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认为在五帝三王之上。对此，论者多以为“谀”，甚至这种做法“助成了武帝好大喜功之习”。但其以皇帝将欲封禅泰山之盛事说理，确有说服力，为开发和安定西南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见“封禅”在司马相如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封禅方说》十八篇，班固注云作于武帝时，余嘉锡先生《小说出于稗官说》谓：“此《封禅方说》，盖即当时诸儒及方士所言封禅事。”其于《六艺略》礼类也录有《古封禅群祀》、《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三种著作。而《史记·封禅书》多载汉武帝时期曾有许多儒者和方士言说封禅之事。同时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谈也十分真诚地肯定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认为其已超越前代，应该告成功于天地，去封禅泰山。生活于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司马相如，或多或少会受其影响，从而在赋作中有所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史记·封禅书》还是《司马相如列传》都明确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有封禅的资格，“帝王只要合乎条件就可以封禅。封禅的条件……可分为四项：（一）受命一先要获得天命，方可改朝换代，所谓“自古受命帝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二）功至——应指改朝换代成功，国家统一，而且政权稳固；（三）德洽——应指政治上轨道，人民安和乐利，安于新朝代；（四）暇给——以上三项工作都完成了，开始有闲暇从事于礼乐，封禅即是古代帝王之大礼。后来符瑞成了皇帝“受命”的象征，暇给亦归于政权稳固的“功至”之中，于是“在儒家看来，封禅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成就统一天下的事功、有受天明命的符瑞显现、恩德遍洽泽被群生。”从《难蜀父老》和《封禅文》可见司马相如强烈的封禅观念，“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的感慨应不仅仅是就《封禅文》一篇而发，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从司马相如《封禅文》和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可以看出“一、劝导武帝封禅是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的共同想法，相如作为文坛领袖，自觉担当了撰文劝说的责任；二、晚年的司马相如虽然看透官场，淡薄名利，但也并没有真的忘怀政治，他一直对国家民族的强盛充满了热切的期待。”故“献谀”之说不合情理。关于《封禅文》是对汉武帝的“讽武帝不要夸功封禅”的“尸谏”之说，也值得商榷。班固《典引》，就是以司马相如《封禅文》为范本，“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封禅文》和《天子游猎赋》的主旨一样，都是为了“颂述功德”，更深层次则为“封禅”引导下对“仁德”的向往，其所歌颂的即为其所向往的，因此，《天子游猎赋》不是“谀颂”，而是有目的的“颂”，其“颂”是为了引导武帝修仁德以“封禅”。 　　《天子游猎赋》未明言“封禅”深意，笔者以为原因有三：一、此时汉武帝及诸侯王奢侈盛行，仁德未洽，相如从游梁到侍从天子，深有感触，遂生“讽谏”之义，如若名以“封禅”条件不足以“讽”，难免获罪武帝而事与愿违；二、相如初出，奉旨作赋，有取悦武帝之意，只好隐含主旨，暗中流露；三、赋的“穷貌体物”文体特点决定了在赋作中不宜展开议论，大谈特谈“封禅”条件和议论封禅之事。其最终的主旨只有在条件成熟之际的遗札《封禅文》中申明。这就是司马相如的文赋“互见”，与《史记》中的“互见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有所不同。　　关于《天子游猎赋》分篇及创作时间，历来多有争议。高步瀛先生在《文选李注义疏》中就认为《文选》中的《子虚赋》《上林赋》的写作时间就相隔十年之久，换句话说，就是《天子游猎赋》分为两部分，命名为《子虚赋》的前一部分作于游梁时期，命名为《上林赋》的后一部分作于汉武帝时期。持此说者，历来不乏其人。刘跃进先生则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子虚赋》乃初稿，而《上林赋》为定稿。其定稿时间是在元光元年（前134）。在此基础上，梳理资料，论述了元光元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认为《上林赋》的创作顺应那个特定时代的要求，因而得到时人特别关注。刘氏总结综括各家之言，资料翔实，逻辑严密，结论令人信服。可以肯定的是，《上林赋》创作时的司马相如已是名闻遐迩的武帝文学侍从，此时的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并命儒者赵绾、王臧等“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又于此时，方士李少君以黄帝封禅成仙事蛊惑武帝，“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司马相如取悦武帝之意自不待言，而欲以赋议政，拔侍弄之臣的目的也隐约可见。高祖受命之时，功至而德未洽；文帝之时，德洽而不暇给，而此时汉家开国已久，上述封禅条件已备，投武帝之所好，论“封禅”就成了达到目的的十分有效的途径。于是，作为封禅的必要条件的“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自然也成为了其《天子游猎赋》的深意所在。这从此赋形式、内容及主旨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二、全景描写与一统事功　　《子虚赋》、《上林赋》作为《天子游猎赋》的上下篇，其对比之意，视而可见。《子虚赋》中楚使子虚言云梦泽为楚国七泽之“特其小小者”，反衬楚地之大、楚物之繁。乌有先生申之以君臣之义，极言齐地之广、苑囿之盛，此一次对比；《上林赋》推出天子游猎盛况，极力描述上林苑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游猎场面之壮观，皆在齐楚之上，此二次对比。作者对上林苑的描写极为细致详尽，以虚实相生的手法展现了上林苑的全貌。齐楚较之，相形见绌。上林苑，其实就是大汉帝国的缩影和代表，对上林苑全景式的描写，正是大汉皇朝一统天下的象征。　　全景式的描写集中体现在强烈的方位意识上。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　　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　　这种东南西北，全景描述，上下左右，弥不涉及，跨度之大，令人震惊，很难相信这是天子校猎的场所，仿佛是整个大汉帝国。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十一评《上林赋》云：　　亡是公赋上林，盖该四海言之。其叙分界，则曰：“左苍梧，右西极”；其举四方，则曰：“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至论猎之所及，则日“江河为陆，泰山为橹。”此言环四海皆天子园囿，使齐、楚所夸，俱在包笼中。彼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土毛川珍，孰非园囿中物，叙而置之，何一非实。　　余有丁亦云：　　亡是公虽言上林，而所叙舆图品物，乃网罗四海。盖天子以天下为家，故侈言之若此。后人乃以卢橘等訾议之，拘矣。　　程余二人所言，可谓切中肯綮。袁枚“文人兴到”之说，未能明察个中深意。　　在泛观周览的描述中，还确立了一个“中”的宇宙空间地位。“中”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观念之一，发轫于人类蒙昧初开，始为万物命名，确立空间秩序的远古时代，它意味着某个群体对自己在宇宙间的地位及自己独特性的欣赏和肯定，因而“中”的观念，开始就是一种价值确认，是一个权力符码。《上林赋》始终将天子所在列于中央地位，采取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的陈述方式，其实就是对这种宇宙空间地位的重申与确认。这种确认不可以史实比之，只是一种文学化的写照。杨慎说：“左苍梧，右西极，其诞著矣。丹水紫渊，若有若无，杂以霸、浐、泾、渭、丰、鄗其间，使虚实相半，听者眩耳。”《子虚》、《上林》二赋，以“中”的宇宙空间观念及虚实相半的写法，借上林苑物产之丰、面积之广，“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表达了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难蜀父老》引《毛诗》语）的大一统事功的赞颂之情。　　此外，对作为全景之一的校猎场景的描写，也表现了大一统的时代主题。如校猎的第一段写道：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蚬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凌三峻之危，下碛历之坻，经峻赴险，越壑厉水。椎蜚廉，弄獬鹰，格虾蛤，铤猛氏，捐腰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腽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　　此段写得激烈壮观、惊心动魄，千载之下，犹令人心旌为之回荡。这是有汉一代的时代精神，“它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可谓饱含激情和刺激，达到了人神共庆、盎然蓬勃的欢快境界，是其高度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表现，象征着大汉帝国之武力强大、所向无敌、征服天下、长养万类、统御群生、一统天下的赫赫事功。　　三、祥瑞记载与受天明命　　举行封禅大典，只有一统的事功、帝王的贤明还不够，还要上天降下来征兆，即所谓的“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史记·楚元王世家》），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隐秘关系，与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应”、“受天明命”思想有关。符瑞的出现成为封禅必不可少的条件。 　　关于符瑞的记载及歌颂由来已久。符瑞，可以有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奇珍异宝等，也可以是自然现象。它们是吉祥的征兆，同时也是帝王受命的征兆。这在《天子游猎赋》中多有提及，且看《上林赋》中有写离宫别馆的一段：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踏，辇道纚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榇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檐轩。青虬蚴蟉于东箱，象舆婉蝉于西清，灵圉燕于间观，偓俭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乎中庭。盘石裖崖，嵌岩倚倾，嵯峨碟酺，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瑁玉旁唐，瑸斒文鳞，赤瑕驳荦，杂臿其间，垂绥琬琰，和氏出焉。　　在这段话中，可谓祥云笼罩，符瑞毕集。其中有奔星、宛虹、青虬、象舆，也有仙人灵圉、偓俭，有醴泉、通川，有玫瑰、碧琳、珊瑚、珉玉、垂绥、琬琰、和氏等美玉，等等。通观全文，亦不乏麒麟、凤凰、孔鸾、玄鹤和“长千仞，大连抱”的欃檀、木兰，豫章、女贞等瑞兽、灵鸟、异草的描写，对祥瑞之物的连类铺排，是深合时代风尚的。这些祥瑞之物是司马相如对盛德大业的装饰与点缀，更是封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此外，这种千祥云集、“符瑞臻兹”的场景可谓与好大喜功、才情浪漫、雅好神仙的汉武帝心理深相契合。汉武帝开创了以“改元”来“应天顺人”的传统，确立了符瑞现则更改年号的风气。“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元日建元，二元以长星日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日元狩云。”元狩、元光、元鼎、天汉等年号，皆为据“天瑞”而纪年的典型。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多次以诏书形式宣布符瑞的出现。元光元年（前138）五月，汉武帝贤良诏：　　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成以书对，着之于篇，朕亲览焉。　　汉武帝下诏要求臣子歌颂古今帝王的功绩，实际上更多的是希望臣子们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并开了径直以诏书的形式宣布符瑞出现的先例。类似的诏书，仅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就有：元封二年（前109）六月：“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拨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元封四年（前107）冬十月：“朕躬祭后土地祗，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太初二年（前103）夏四月：“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其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可见武帝对与符瑞的关注。当然，这是其“神道设教”的工具和手段，同时也成了臣子阿谀奉迎的途径。根据刘跃进先生的考证，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也完成于元光元年，自然考虑到了汉武帝的这种阅读期待，其之所以深得武帝赏识，与其营造这种“符瑞臻兹”、颇类仙境的场景不无关联。此外，对于符瑞的记载，也有一定的规劝皇帝应天合时、施行仁政的警戒作用。　　四、讽谏主旨与泽被群生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上林赋》后，司马迁总结曰：奏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乃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索隐大颜云：“不取其夸奢靡丽之论，唯取终篇归于正道耳。”小颜云：“删要，非谓削除其词，而说者谓此赋已经史家刊剟，失之也。”司马迁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明确指出，司马相如作赋，目的不在于夸饰之词，而在于最后的论道之“讽谏”，司马迁作《司马相如列传》在于褒扬其赋作讽谏之旨。关于司马相如赋作讽谏之旨，前人多有论述，但其目的简单地归于“无为”，似乎略有偏颇。《子虚赋》篇末借乌有先生之口指出：“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骄，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明显有论道之迹。论道之旨在《上林赋》篇末亦清晰可见：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馀间，无事弃曰，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日：‘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颓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　　文中提到的“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似乎与校猎不甚相关，但却是相如讽谏的主旨，在他看来，“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其目的是建议皇帝“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最终使“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从而恩德遍洽、泽被群生，为封禅创造最有利、最重要的条件。通过这辗转曲折、极尽靡丽的描写，不难看出，作者最终是想达到托赋议政的目的。　　齐楚藩国作为汉天子管辖下的诸侯国，亡是公对其夸耀游猎之盛进行批评，也是汉天子恩德遍洽的组成部分，只有天子、诸侯一齐尚节俭、修仁德，才能达到泽被群生的封禅条件。　　此外，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都不约而同地对武帝迷信神仙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司马迁作《封禅书》讽刺武帝好神仙的行为，司马相如则作《大人赋》讽谏武帝，“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对“大人”“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的写照，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时盛行的脱离现实的求仙风气的批评与蔑视。可见，二人都极力反对武帝封禅所持的求仙倾向，所标举的同为对“泽被群生”的仁德盛世的呼唤。不同的是，司马相如卒于元狩五年（前118），距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封禅泰山尚有八年，而司马迁作《史记》乃是在封禅泰山之后。 　　五、结语　　综上，如果说铺张扬厉的风格、虚实相半的内容是尽情歌颂汉天子一统天下的事功以及受天明命的符瑞的话，那么，篇末的“归于节俭”便是对“泽被群生”的呼唤与谏言，“劝百”与“讽一”在这里并不矛盾，而是和谐地统一在了作者的“封禅”观念之下，只有将三者全部做到，才能“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获得封禅的资格。综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可知，在节俭的表层含义背后，是其对“封禅”即“仁德盛世”的深情向往。此外，提倡“封禅”与“节俭”也不矛盾，“封禅”恰恰是讽谏武帝“归于节俭”的终极目的，而只有“归于节俭”才能真正德洽群生，具备封禅的条件。《天子游猎赋》主旨为通篇的歌颂与篇末的讽谏所湮没，真实的想法在遗文中方才加以申明。“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且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把象征“一统事功”的“封禅”看得极其重要，而这封禅必备的上述三个条件顺理成章地成了司马相如大赋所关注的焦点，“封禅”需要的一统事功和受天符瑞是“劝”的主要内容，而德洽群生则是“讽”的最终目的，在儒生看来，封禅在于明受命，武帝封禅旨在求神仙，相如这一主旨在表层含义的掩盖之下，深藏于其“封禅”观念之中，在《天子游猎赋》与《封禅文》的文赋“互见”中清晰可见。这一创作主旨的湮没，是导致“劝百讽一”“曲终奏雅”误解的主要原因，《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在后世赋家的形式模拟和评论家的嘉许中，这一误评成为散体大赋的“定论”，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尸谏”之说则在另一个方面，走向了极端。无论是过于的“谀”还是过分的“谏”的解释，都未能深谙主旨。　　万光治先生在《汉赋通论》中谈到：“汉代经学其于赋体文的影响之一是在内容结构上，也常常使某些赋作在酣畅淋漓的物象描绘的后面，拖着一条沉重而又极不协调的尾巴，‘曲终奏雅’，‘劝百讽一’之所以成为汉赋的最为突出的缺陷，经学是应当负有很大责任的。”这反映了在经学独尊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向经学的靠拢。同时，汉人“依经立论”的思想也同样体现在创作之中，即以文学创作体现经学内容，赋作结尾的经学点缀即是典型。蒙文通先生经过分析、对比，归纳出了五种制度：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封禅居其一。在《天子游猎赋》的篇末，还提到了井田、辟雍、巡狩、明堂等其他几项内容。通过《天子游猎赋》与《封禅文》以及《难蜀父老》诸篇封禅主旨的分析，便不难发现经学对于赋以及赋体文的深远影响，作为近乎纯文学的汉赋也难脱经学之窠臼。董治安先生也认为：“大赋从一开始所听命和附庸的，主要是以公孙弘、董仲舒等为代表，以《公羊春秋》学为基本内容的今文经学。它适应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在一定历史阶段高居定于一尊的地位。自司马相如起，在大赋作家笔下，不仅充满儒家仁政、德化等一般说教，而且还不同程度地触及或反映了诸如“天人应合”、“大一统”、尊君抑臣、倡言改制以至侈谈祥瑞之类的内容，具体表现了所受今文经学的实际影响。　　从文学的角度看，“更值得注意的是，经学事实上还铸造了一种正统的赋观。这就是，把大赋的作用比拟于《诗》教，按照《诗》的‘美刺’价值要求大赋同样具有‘劝’与‘讽’的政治职能。”《汉书·王褒传》引汉宣帝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都是对这种赋观的明确表述。在这种赋论观念的影响下，过分谈论其“曲终奏雅”“劝百讽一”的缺陷就不难理解了。然而，综上可知，这种观念显然是不明其创作背景及主旨之举，是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的表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这种认识影响深远，几成定论，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