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病菌"NDM-1

NDM-1超级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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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分类：HOT健康生活疾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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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确认人群

2 结构 3 抗药性 4 预防 5 案例 6 病菌命名之争 展开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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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M-1超级病菌其实是一种新的“耐药基因”，应其强大的耐药性，为世人所恐慌。目前，替加环素、黏菌素和万古霉素这三种抗生素仍对NDM-1有效。

NDM-1超级病菌-确认人群

NDM-1超“级病菌

“超级病菌”是指含有NDM-1酶的细菌。这种NDM-1酶最初是在2009年被英国卡迪夫大学的蒂莫西•沃尔什确认。他在一名瑞典病人身上的大肠杆菌和肺炎杆菌中找到了NDM-1。而这名患者曾经在印度住院治疗。目前，南亚和英国已经出现数起感染病例。研究人员正在确定这些患者感染的NDM-1病菌的普遍性。

在对疑似患者进行检查以后，研究人员在印度钦奈市确认了44名患者，在印度哈里亚纳邦确认了26名患者。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英国发现这种超级病菌的踪迹。其中，英国患者人数达到37人。部分英国患者最近曾经前往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接受整形手术。 [1]

NDM-1超级病菌-结构

NDM-1全称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 1（新德里 金属－β－内酰胺分解酶）。这种酶可分解β-内酰胺环结构，因此可使任何含β-内酰胺环结构的蛋白质失效。由于目前为止临床最常用的抗生素， 包括青霉素与头孢菌素，以及新发展的头霉素类、硫霉素类、单环β-内酰胺类等其他非典型β-内酰胺类抗生素，都含有β-内酰胺环结构，因此携带这种酶的细菌可以使几乎所有抗生素失效（即只要该抗生素含有β-内酰胺环结构）。超级病菌是指携带编写NDM-1酶的基因的细菌。大多数NDM-1超级病菌出现在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NDM-1基因存在于DNA的结构中，被称为质体。研究人员称，质体可以在细菌中自由复制和移动，从而使“超级病菌”的菌种有多种可能，具有传播和变异的惊人潜能。 NDM-1超级病菌-抗药性

超级病菌

研究人员称，这种超级病菌跨越不同的细菌种类，除了替加环素和黏菌素以外，这种病菌对其它抗生素都具有抗药性。在部分患者身上，甚至这两种抗生素也不起作用。NDM-1病菌甚至对碳青霉烯类（carbapenes）抗生素也具有耐药性，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通常被认为是紧急治疗抗药性病症的最后方法。

其抗药性来源于这类细菌内部存在的一种酶，叫做“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或者简称为NDM-1酶。可使含有β-内酰胺环结构的抗生素失效，包括临床最常用的青霉素与头孢菌素，以及新发展的头霉素类、硫霉素类、单环β-内酰胺类等其他非典型β-内酰胺类抗生素。这些抗生素是人类对抗致病细菌最常用的广谱抗生素，一旦失效会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根据《柳叶刀》论文报道，这种耐药基因对多种抗生素具有抗药性，但目前替加环素和黏菌素这两种抗生素仍对其有效。另外，被称为“超级抗生素”的万古霉素应该也可应对。 [3][2][1]NDM-1超级病菌-预防

英国卫生部宣布英国已经开始讨论研制新抗生素的办法，但科学家提出：可能10年内都不会有对NDM-1有效的新的抗生素出现，但勤洗手能有效阻止其传播。

科学家指出，要阻止NDM-1的传播，必须尽快识别NDM-1感染病例，并将任何感染者隔离起来。其他的感染控制措施，例如对医院设备进行消毒、医生和护士用抗菌香皂洗手等，也能阻止NDM-1的传播。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学者皮陶特呼吁，要求那些曾在印度的医院中接受过治疗的外国人在返回本国后先去医院进行筛查。英国健康保护署专家利弗莫尔则呼吁所有医院的病人、访客和医务人员都勤洗手，以防止NDM-1的传播。

NDM-1超级病菌-案例

有报道称，在印度等南亚国家出现的NDM-1，已经蔓延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目前全球已有170人被感染。此外，香港卫生署早在去年10月就于一名66岁的印度裔男病人的尿液样本中发现了含有NDM-1的大肠杆菌，不过该病人已痊愈出院。

据法新社报道，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医院的医生说，一名曾在巴基斯坦出车祸并在那里接受短暂治疗的比利时男子于今年6月死亡。这名医生没有交代死者身份，只说他在巴基斯坦入院治疗时感染含超级抗药基因NDM-1的细菌。医生曾用强力抗生素黏菌素治疗这名患者，但仍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按法新社说法，这名比利时男子是NDM-1致死第一人。

[4][4]

NDM-1超级病菌-病菌命名之争

有关印度超级细菌的报道已引起印度卫生部门强烈不满，称把这种细菌与印度首都新德里联系起来是不公平的。有印度专家称，有关报道“建议”英国患者应慎重考虑前往南亚地区医院，这可能是跨国制药机构的“恶毒宣传”，意在打击印度正在兴起的医疗旅游业。 印度卫生部近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将一种新出现的尚不明病因的病症与印度联系在一起，并称印度目前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此类病症的威胁，在印度进行医疗旅行的所有外国游客是非常安全的。 印度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西方一些媒体仅根据不完整的病例报告就把这种不明原因的病症与印度联系起来，这是非常错误和不公正的。印度尤其反对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病症。声明说，印度的医疗机构一向为前来印度进行医疗旅游的外国游客提供良好的治疗和护理条件，目前印度完全没有受到这种新出现的病症的威胁，在印度旅行以及在印度的医院进行治疗都是绝对安全的。

近日铺天盖地的报道基本是源自英国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网络版上英国卡迪夫大学医学院蒂莫西·沃什等人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的研究认为，印度次大陆的多名患者有这种名为NDM-1的基因。这种基因会改变细菌，使它们对多数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目前已经传播到前

往印度、或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有联系的英国患者身上。至于以何种具体方式进行传播，文章中没有太多引述。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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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M-1“超级病菌”

超级病菌爆发 已发生致死病例

NDM-1属于“肠杆菌”的一种。著名的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毒性坚强的困难肠梭菌，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研究人员指出，NDM-1甚至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也具有耐药性;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通常被认为是紧急治疗抗药性疾病的最后方法。

抗生素是人类抵御细菌感染类疾病的主要武器。但最近，这种武器遭到巨大挑战。最新一期的世界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日前刊登的一篇论文警告说，研究者已经发现一种“超级病菌”，它可以让致病细菌变得无比强大，抵御几乎所有抗生素。目前，这种“超级病菌”已经从南亚传入英国，并很可能向全球蔓延。 含有特殊酶威力强大

这项亿摄网研究由英国卡迪夫大学、英国健康保护署和印度马德拉斯大学的医学研究者联合进行。研究人员称，他们在一些赴印度接受过外科手术的病人身上找到一种特殊的细菌，这种细菌含有一种酶，它能存在于大肠杆菌等不同细菌DNA结构的一个线粒体上，并让这些细菌变得威力巨大，对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具备抵御能力。

去年，卡迪夫大学的研究者蒂莫西·沃尔什首次在一名瑞典病人感染的大肠杆菌和肺炎杆菌中确认了这种酶的存在，并将之命名为NDM-1。

导致尿路感染血液中毒

研究者发现，2009年英国就已经出现了NDM-1感染病例的增加，其中包括一些致死病例。目前的研究发现，携带NDM-1的大肠杆菌感染，会导致许多病人出现尿路感染和血液中毒。一部分感染者病情较为缓和，但也有一些人较为严重。在已发现的NDM-1细菌感染病例中，至少有一例已经对所有已知的抗生素具有抗药性。

感染者大多到过南亚

参与这项研究的英国健康保护署专家大卫·利弗莫尔表示，大部分的NDM-1感染都与曾前往印度等南亚国家旅行或接受当地治疗(尤其是整容手术)的人有关。

研究人员在印度第四大城市钦奈市确认了44名患者，在印度哈里亚纳邦确认了26名患者;在英国确认了50名患者，5人感染后死亡。其中，多数英国患者曾在过去一年间前往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接受整形手术，或者曾与这些国家有过其他联系。同时研究人员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荷兰发现感染者。根《纽约时报》12日报道，今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也指出该国发现三起NDM-1耐药病例，并建议医生密切注意曾在南亚接受治疗的患者。

不过，英国也有10例感染出现在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海外治疗的病人身上。 关注 香港已有感染个案

香港卫生署12日晚发布消息称，早在去年10月，香港已有首宗感染NDM-1个案，一名66岁印度裔男子，去年在医管局辖下普通科门诊求诊时，其尿液样本发现含有NDM-1大肠杆菌。署方称，非常重视英国有关报告，会与世卫、英美卫生当局跟进了解，以及与医院实验室联系，制定加强对NDM-1监测的安排。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说：“一旦我们需要做手术，或一些长期病患令身体抵抗力差了时，就会造成感染(这些细菌)，遇到病人有严重感染，医生会凭临床情况，处方一些抗生素去治疗病人，但很不幸，这种细菌带有新兴的抗药基因，差不多对我们现时在医院使用的最后防线抗生素，都有抗药性，所以情况是相当令人担心。”

传染病专科医生劳永乐指出，NDM-1复制能力、传播能力快，容易出现基因突变，加上现时滥用抗生素严重，致该菌对大部分抗生素都出现抗药性，并呼吁港人，如非必要不要随便到外国医疗旅游，也尽量避免逗留在医院地方，以防感染任何恶菌。

疫情呈全球蔓延趋势

领导这项研究的卡迪夫大学专家蒂莫西·沃尔什认为，这种病毒将迅速成为全球性问题。从2008年以来，他们开始观察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印度被感染

人群正在急剧增加。这种病毒正通过飞机跨国边境向全球扩散，一旦达到临界点，它将像“非典”和其他流感病毒那样迅速传播。研究人员说：“大量病例似乎都与前往印度次大陆旅行或者接受手术有关，空中旅行和移居使这种超级病毒可能在不同国家和大陆之间迅速传播。”

英国健康保护署报告指出，到目前为止，这种病毒是通过医院中的病人传染的，现在还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杀死它们。目前只有两种药物对这种“超级病毒”有效，其中一种是有50年历史的老药，但对肾脏损害严重。而且一旦细菌继续扩散，这两种药物的药效将被迅速削弱。

病毒变强 谁是“祸首”

“超级病菌”的出现，祸首可能正是人类自己。抗生素的滥用和误用，导致病毒产生更强的抗药性。

研究者指出，“超级病菌”的出现，祸首可能正是人类自己——滥用抗生素。 上世纪40年代，青霉素开始被广泛应用为抗生素，此后，细菌就开始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这也迫使医学研究者研发出了许多新的抗生素。但是抗生素的滥用和误用，也导致了许多药物无法治疗的“超级感染”，如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感染等。

医学研究者指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抗生素通常不需要处方就可以轻易买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普通民众滥用、误用抗生素。而当地医生在治疗病人时就不得不使用药效更强的抗生素，这再度导致了病菌产生更强的抗药性。 英国科学家沃尔什认为，NDM-1可能已经在印度广泛流行，而当地的医疗机构辨别NDM-1的能力可能较弱，也没有充足的抗生素来治疗被感染病人。沃尔什说，NDM-1从罕有的病例发展到目前普遍存在于印度1%到3%的肠道菌群感染者中，可能只花了短短3年。

如何应对“超级病菌”?

未来10年内可能都不会有对NDM-1有效的新抗生素出现，但勤洗手能有效阻止其传播。

英国卫生部宣布，英国已经开始讨论研制新抗生素的办法，但是科学家警告说，可能10年内都不会有对NDM-1有效的新的抗生素出现。

沃尔什说：“我们极度需要一个全球性的监控体系，也极度需要针对此类病菌的新的抗生素。”他指出，目前对携带NDM-1的病毒还具有一定效果的只有2种抗生素，但很快这些病毒就可能对这两种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科学家指出，要阻止NDM-1的传播，必须尽快识别NDM-1感染病例，并将任何感染者隔离起来。其他的感染控制措施，例如对医院设备进行消毒、医生和护士用抗菌香皂洗手等，也能阻止NDM-1的传播。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学者皮陶特呼吁，要求那些曾在印度的医院中接受过治疗的外国人在返回本国后先去医院进行筛查。英国健康保护署专家利弗莫尔则呼吁所有医院的病人、访客和医务人员都勤洗手，以防止NDM-1的传播。 媒体称全球170人感染超级病菌

人民网渥太华8月12日电 (记者李文政)据此间媒体报道，加拿大今日发现对所有抗生素具有极强抗药性的超级病菌，现在至少有两人被感染。

这种新发现的超级病菌被定名为B型内硫胺酶，该病菌生存于大肠杆菌中，是造成尿道感染的主因;该病菌容易复制，并且能转移到其他病菌上。

据报道，加拿大已发生两人被感染，他们均有去南亚旅行或在印度接受整容的历史。经过多种抗生素综合治疗，二人已经治愈，但没有人知道是否会复发。目前全球已有170人被感染，主要病例在印度和英国，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也有病例。据信，超级病菌很有可能在全球蔓延。

青霉素

被滥用的抗生素 注：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413期。

由于抗生素的全民式滥用，“超级病菌”来袭中国

黄小洁的相亲再次宣告失败。对方是一个军官，回复介绍人的理由是“她的牙齿不健康”。

这已经是黄小洁的第N次相亲失败了，并且依然是同一个失败原因。作为护士的黄小洁拥有清秀的相貌和苗条的身材;影响她相亲结果的，是她一口灰黑色的牙齿——典型的“四环素牙”。

黄小洁只是千千万万个因小时候过多使用四环素来治病而导致“四环素牙”的受害者之一。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四环素在中国一度被当成了“万金油”在使用。 然而，随后更多种类抗生素的全民式滥用，留下的就不再只是如同“四环素牙”一样的简单印记，而是催生了具有强耐药能力、医生对它几乎束手无策的“超级细菌”——今天，具有强耐药能力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医院内感染的分离率已高达60%以上;抗生素滥用的结果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从弗莱明1929年发表《论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论文算起，抗生素与人类疾病的作战已历80年。然而，当第14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3月24日)

来临之际，我们却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增将近1000万个结核病病例，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单在中国，目前就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50万。

曾经因为抗生素的杀菌威力而一度近乎绝迹的结核病卷土重来。更要命的是，今天的结核病病菌多数是具有强耐药能力的所谓“超级细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无抗生素时代。

导致这一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抗生素的滥用，促使细菌进化至耐药;同时，曾经遥远的“超级细菌”现在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度接近。

2009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宣传口号仍为“我来控制结核病”。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针对这一主题切实的做法就是：从现在开始，珍惜仅存的抗生素资源，停止对抗生素的滥用。

抗生素的中国式滥用

中国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监管不力。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新的‘超级细菌’还会陆续出现，10～20年内，现在所有的抗生素对它们都将失去效力”

2009年春节后不久，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医师刘正印碰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人。

患者是重症监护病房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但医生就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刘正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微生物仅对一种名叫多粘菌素的药物敏感。多粘菌素是一种很老的抗生素，“但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早已退出市场”。

事实上，即使能找到多粘菌素，刘正印也不敢用，因为病人恰巧患有肾功能衰竭。“拿到化验报告后，我边看边问自己，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种‘超级细菌’呢?”这位传染病专家回忆说。

所谓“超级细菌”，是指那些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的细菌，它们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抗生素的使用。

刘正印说，这名携带“超级细菌”的患者，在13岁时就被诊断出肺部囊性纤维化——这是一种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因此，在过去的8年，“她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使用各种抗生素”。大量的抗生素虽然杀死了无数试图侵蚀女孩的细菌，但也“锤炼”出了不再害怕它们的“超级细菌”。

抗生素无处不在

抗生素，中国人习惯叫“消炎药”，作为家庭的最常备药，人们只要有点儿头痛发热，都会习惯性地吃上几片。

肖永红等人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除去原料出口(约3万吨)外，其余18万吨在国内使用(包括医疗与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这一数字是美国人的10倍。

“可以说，当今几乎没有一个人一辈子未曾用过抗菌药。”张永信教授这样介绍抗菌药物。以拥有1600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例，近五年的抽查发现，40多家样本医院使用的各类药物中，抗菌药物的费用高居首位，年消耗5亿～9亿，约占全部药品费用的1/3。

在所有药品里，消费前十位中，抗生素占去半壁江山，如头孢拉定、头孢曲松、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等。

“由这些数据可见，抗菌药是何等常用。感染虽然仍在威胁着我们的健康与生命，但毕竟已不是国人死亡的首要病因，其药费却仍占首位，那就难以解释了。”张永信说，对于当今抗菌药物，尤其是抗生素，人们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据1995～2007年疾病分类调查，中国感染性疾病占全部疾病总发病数的49%，其中细菌感染性占全部疾病的18%～21%。也就是说，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不到20%，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

在肖永红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由于抗生素滥用，在中国，细菌整体的耐药率，要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大约在45%左右。

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左绪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分娩感染，妇产科长期以来都是抗生素滥用重灾区。根据他们科室多年来的监测显示：目前青霉素的耐药性几乎达到100%，在这种情况下还使用抗生素，除了浪费钱财，并无其他意义。因此，在长宁区中心医院妇产科，左绪磊对科室医生们的抗生素使用有着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抗生素在养殖业中的应用突飞猛进。“在中国，每年有一半的抗生素用于养殖业。”肖永红说。然而，这些药物并非用于治疗生病的动物，而是用于预防动物生病。因为目前大规模集约化饲养，很容易爆发各种疾病。

另外，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这已是养殖业内通行的做法。有一种理论说抗生素杀死了肠内细菌，减少了它们对能量的需求，使得动物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因此长得更快。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在农场周围的空气和土壤中、地表水和地下水中、零售的肉和禽类中，甚至是野生动物体内到处都充斥着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在人体内蓄积。它不仅会导致器官发生病变，而且能把人体变成了一个培养“超级细菌”的小环境。刘正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许多携带

“超级细菌”的患者，既没有传染病史，也没有住过医院，病因十分蹊跷，“这很可能与环境有关”。

拉锯战进入关键时刻

在抗生素的黄金时期——20世纪60到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抗生素的发现与使用，面对细菌，人类似乎一下子拥有了大批武器。遇到很多葡萄球菌感染病例，医生们大都不假思索地注射青霉素，效果显著。

但人们也很快发现，事情在悄悄起变化。以青霉素作为案例来说，它刚投入使用的时候，一天用100、200个单位就很有效了，后来使用剂量明显上升，再后来，即使剂量上升药效也很差。到了今天，即使是治疗普通的呼吸道炎症，一袋注射用生理盐水(250ml)中需加入青霉素剂量为1000万个单位——用量上升了数十万倍。

“不是青霉素不好了，是敌人变得越来越狡猾、强大了。”张永信说，一些青霉素产生的酶可以耐药，科学家们就研发一种酶抑制剂，使青霉素的作用继续得以发挥。这一做法，相当于清扫阻挡青霉素生效的障碍，后来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作用又慢慢下降。

“情况非常严重。在人跟细菌的斗争当中，抗生素产生之后，开始的那些年都是我们领先的;但是拉锯战拉到现在，人和它的距离越来越短了。”张永信说，尽管如此，今天人类仍然走在细菌的前头。“然而，五六十年代我们是远远地、大步地走在细菌前头。那时候只有几种抗菌药，但在临床做医生却潇洒得很——因为就这几种药，疗效都很好。而现在有这么多的药，就是效果不灵。”

研究抗生素的科学家还在绞尽脑汁，但要考虑到如果有一天，所有抗生素都对那些细菌产生不了作用怎么办?张永信说，不仅是医生、药师，所有的老百姓都应看到这样的局面。“大家都要珍惜现有临床中有效的抗菌药物，每一个地球上的人都要非常爱惜地使用它，该用的时候才用，该用多少用多少。”

在肖永红看来，抗生素和石油、煤炭一样，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新的‘超级细菌’还会陆续出现，或许10年～20年内，现在所有的抗生素对它们都将失去效力。”他的结论让人不寒而栗。

抗生素如何催生超级细菌

从长远来看，MRSA这类“超级病菌”将会在全世界流行，并对越来越多的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超级细菌”的产生，究竟是因为抗生素刺激细菌产生变异，从而具有了抗药性呢，还是本来就存在着少数变异菌株，而抗生素只不过进行了筛选，使得有耐药性的突变株生存下来，占了优势?

也就是说，耐药性的产生，究竟是因为用进废退，还是自然选择?微生物学家已经用实验证明：细菌在接触抗菌药物之前，就已存在具有耐药性的突变株。而抗生素等抗菌药物的使用，实际上是对细菌进行了一次自然选择，在绝大多数普通细菌被杀死后，原先并不占数量优势的、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存留下来开始大量繁衍，并占据主导地位，使得抗生素使用剂量越来越大，失效的抗生素也越来越多。

因为“超级细菌”的先天存在，细菌的耐药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此不可控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微生物学家、医学家开始呼吁：阻止“超级病菌”流行的重要手段，便是立即停止滥用抗生素。

袁钟：思维习惯导致中国式滥用

缺乏科学思维方法、过分的实用主义以及追求速效的心理导致中国老百姓“自愿”滥用抗生素

全世界都存在抗生素滥用的问题。

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形可能更加严重。在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方面找到中国人滥用抗生素甚于他国的原因。

中国人缺乏科学观，这是下面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科学需要高度理性，而中国却是一方极为感性的土壤;加上科学没有诞生在东方，结果，中国人对它产生了一种抵触、敬畏和迷信同时存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人们看到了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科学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中国人从来更愿意去迷信那些“全能”的事物。

在见证到科学的强大力量之后，他们不自觉地就把科学给神化了，把它看成是无所不能的。对药本身就存在的一种崇敬、迷信，导致中国人自古就在寻找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类似于抗生素一样见效快的药物，则自然很容易地被当成万能的药物来使用。

中国人过分讲究实用主义。19世纪末，基督文化很难进入中国，但基督医学却很容易就进来——人们看到了它的快速有效。恐怕在中国人眼中，最能体现现代医学(俗称“西医”)特性的，就是手术和抗生素，它们都有效果明显、见效快的优势。这种“打倒土豪就能分到田地”“求用大于求真”的心理一直保持到现在，导致人们只管眼前效果，至于使用抗生素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不会太多去考虑。

“眼见为实”的思维习惯有时会欺骗你。一个街头卖艺的人，都会先表演一下他的“绝技”，让人们见证了他的本领，然后就能把他的膏药、跌打药卖出去——其实，他的“绝技”和跌打药的用途之间并无必然关系。同样，人们看到了抗生素在对付一些感染性疾病时所显示出的威力，于是就把它泛化，用它来对付一切疾病。

追求“立竿见影”的倾向有时是不明智的。在中国，一个病人去找医生，医生如果告诉他“这种治疗三个月以后才会产生效果”，病人恐怕不会再愿意来找这个医生了。所以一些本来应该让它慢慢好起来的病，医生也会想方设法去找那些见效快的药物或者疗法。一些疾病本来根本不需要吃药，在美国和欧洲，很多疾病是只有诊断没有治疗、任其自愈的;但在中国，一个医生不给开药，病人反而接受不了——这就是讲究“立竿见影”“吹糠见米”带来的问题。而抗生素恰好具有这样的优点：效果来得快而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它的不足，进而导致滥用。

抗生素80年

人类寿命的增加，约有10岁得益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今天抗生素的开发已近枯竭，而已经严重依赖于抗生素的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新型抗生素

1941年2月，伦敦拉德克利夫医院。48岁的警察艾伯特·亚历山大因伤口化脓感染，正濒临死亡边缘。

亚历山大是因为刮脸不慎划破皮肤，引发细菌感染的。在那个年代，由于缺乏特效药，感染就意味着死亡。尽管医院使用了当时最好的抗菌药——磺胺，但亚历山大的病情仍不断恶化。无奈之下，医生摘除了他的一个眼球引流脓肿，希望能控制病情，结果反而是肺部也开始出现感染。

看着病菌一步一步吞噬亚历山大的肌体，无计可施的医生决定，用牛津大学病理学系刚刚送来的一种仍在实验中的药物试一试。这是一种看上去有点像玉米淀粉的黄色粉末，溶解后，每隔3小时给感染者注射一次。

几次注射后，奇迹出现了——亚历山大的炎症开始减退，体温也恢复了正常，他甚至可以坐起来进食。

但一茶匙的药很快就用完了，亚历山大的病情再次恶化。由于仍处于实验阶段，牛津大学也没有更多的药物。为了能继续治疗，医生甚至把亚历山大的尿液收集起来，从中提取残留的药物，以挽救他的生命。

亚历山大终究没有逃脱病菌的魔爪，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但这种神奇的黄色粉末却给医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一种杀灭细菌的强有力的武器。 这种新药就是青霉素。

艰难的无抗生素时代

远在公元前1550年的古埃及，就有医生用猪油调蜂蜜来敷贴，然后用麻布包扎因外伤感染而发炎红肿的暑疖、疔疮和无名肿毒。最近，有人对古埃及人发明的这个方法进行了药理学考据，证实了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机理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蜂蜜具有困住细菌并从细菌身体中吸收水分，最后导致细菌因干渴而

死的作用;二是蜂蜜中含有一种抑菌霉，具有抑制细菌繁殖甚至消灭细菌的功能。但是，古埃及人只是这么做，并不知道这么做的医学意义在于抑菌。

得出许多疾病是由于微生物感染而引起的这个认识，是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的功劳。可以感染人体引起人类疾病的微生物有五类：细菌(如大肠杆菌)、病毒(如冠状病毒)、真菌(如扁平苔藓)、原生生物(如疟原虫)、蠕虫(沙虫)。其中，能够被抗生素有效杀灭的是细菌。

著名的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他的《科学史导论》中发表评论说：“战争是外科之母。”战争需要外科，可是外科的安全又由什么来保证呢?

19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辛普森的外科及妇产科医生发出感慨说：“躺在任何一家医院手术台上的病人，都要比滑铁卢战场上的士兵具有更多的死亡机会。”中国古代典籍《汉书·外戚传》有“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的说法。到了公元5世纪，还有描述妇女生产时“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陈延之《小品方》)的恐怖记载。可见，当时，因为外科手术和生产而引起的死亡率是何等的高。

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外科和生产而引起的死亡，都是在外科手术或生产之后发生的。在19世纪60年代，外科手术之后的死亡率在40%～60%之间。可见，外科要成功、妇女生产孩子以后还要平安，须待医学科学取得新的进步。 1867年英格兰外科医生李斯特首创石炭酸(化学名为“苯酚”)消毒法，改变了手术前景，使原来手术后感染的死亡率由60%下降到了15%。如果先在妇女生产的房间喷洒石炭酸，也可以大大提高妇女生产以后的存活率。

但是，石炭酸消毒法有一个缺点，它只能进行表面消毒，不能进行体内深层次的“杀毒”(灭菌)。梅毒感染曾经是一种流行性的性病，对于这种深层次的细菌感染，用石炭酸进行表面消毒是无效的。巴斯德学说指出的细菌感染，绝大部分属于细菌进入人体深层次以后出现的感染。

伟大的发明

如何才能在人体内杀灭这些细菌，同时又做到对人体无害呢?

1910年，德国医生埃尔利希在经历605个化合物配方实验的失败以后，在第606个配方实验中取得了成功，它就是现在还在用的阿斯凡纳明，代号“埃尔利希606”。

它既能杀死侵入人体内的梅毒细菌，又不伤害宿主。这个药物的问世，开创了化学药物疗法的新纪元。1940年，埃尔利希的这个伟大发明被搬上银幕，片名叫“埃尔利希医生的魔弹”。以后的抗生素(不属于化学药物疗法)都是按照“埃尔利希魔弹”已经达到的安全性目标来开发的。

1932年，德国化学工业巨头克拉尔合成了一种鲜艳的橙色染料。同年，细菌学家兼药物学家多马克尝试着用这种染料来杀灭链球菌，首先在老鼠身上实验成功，同样能够满足“埃尔利希魔弹”那样的要求。就在这个时候，多马克6岁的女儿被刺绣针扎了一下，发生了链球菌感染并扩散到了淋巴结，引起了严重的败血症。当时的医生主张截肢，甚至说，即使截肢也不能保证保全性命。多马克冒险给女儿注射了这种药，取得了成功。这就是可以使生产妇女免受产褥期败血症威胁的百浪多息。它的问世，标志着抗生素时代的开始。多马克因此获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奖。

接下来最著名的就是青霉素。它开始于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在1922年的一个伟大发现。在这一年，弗莱明从人体鼻腔分泌物中观察到一种酶，即“溶菌酶”，具有抵抗微生物的能力。一种微生物能够抑制另一种微生物生长的这种现象，微生物学中就叫做“抗生现象”。6年以后的1928年，弗莱明又发现一种抗生现象，那就是青霉素的抗生作用。次年，他发表了题为《论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的论文，这一年被视为“抗生素元年”。

但是，青霉素极不稳定，提纯很困难。直到1941年，一个受希特勒排挤的犹太裔德国人钱恩(这位科学家与爱因斯坦有着相似的命运，居然连长相也与爱因斯坦相似)，逃离德国到了英国，与来自澳大利亚、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弗洛里合作，成功分离出了青霉素。可是，虽然分离成功，英国却没有能力支持生产这种药品。

1944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5000美元的资助下，青霉素终于首次在美国生产出来了。很快，它被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救护，拯救了许多濒临死亡的盟军将士的生命。就连患了肺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是靠它才得以恢复健康。

青霉素的成功轰动了全世界，人们把它同原子弹、雷达并列为二次大战中的三大发明。不同的是，原子弹和雷达是用于战争，而青霉素则是用于挽救生命。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明青霉素而共同分获了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淘菌时代”

青霉素进入临床后，虽然治愈了多种细菌性传染病，但对结核病却束手无策。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结核病被称为“白死病”。人们把它与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相提并论，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它是引起死亡最多的一种疾病。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结核病患者苍白的脸色和带血的手绢，甚至成为那个时期人物的典型特征。

青霉素成功后，人们迫切地期待能再找到一种同样强大的抗菌药，帮助人类战胜结核病。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土壤微生物学家瓦瑟曼。

瓦瑟曼出生于乌克兰，1913年移民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他对土壤中一类叫放线菌的微生物非常感兴趣。

放线菌产生抗生素的能力很强，据说1932年瓦瑟曼就曾观察到这一现象，但他当时并没有在意。直到1939年，瓦瑟曼注意到医学界正大力寻找各种抗菌药，才改变研究方向，集中力量从放线菌中探索杀灭细菌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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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瑟曼抛弃了传统的靠碰巧来分离抗生素的方法，开始通过筛选成千上万的微生物来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找抗生素。

从1939年到1943年，瓦瑟曼从土壤中共分离出1万株放线菌，发现其中有10株能够产生对病原细菌有抑制作用的抗生素。然而，由于大部分放线菌毒性太大而无法应用于临床。

转机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瓦瑟曼终于分离出一株灰色的放线菌，它产生的抗生素不仅能杀死结核杆菌，对人体也没有毒性。瓦瑟曼把这种抗生素命名为链霉素，并发表了研究报告。

这一发现，很快就被默克公司获悉了。在这家美国最大的制药企业支持下，1947年初链霉素就投入了市场。

链霉素虽然不是第一个问世的抗生素，但引起的轰动一点不亚于青霉素——因为它征服的是“白死病”。 链霉素的发明使得美国1904年以前10万肺结核患者死亡188人的比率下降到1953年每10万患者死亡4人。1952年，瓦克斯曼因发明链霉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瓦瑟曼的成功不仅挽救了许多结核病患者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为其他科学家指明了寻找抗生素的方向——土壤放线菌。迄今为止，大多数临床应用的抗生素都来源于这类微生物。

此后，开发抗菌药的微生物学家纷纷来到污水沟旁、垃圾堆上、沃野之中“淘金”——采集样本、筛选菌种，揭开了大规模筛选抗生素的时代。

金霉素(1947)、氯霉素(1948)、土霉素(1950)、制霉菌素(1950)、红霉素(1952)、卡那霉素(1958)等都是在这期间发现的。这一时期，抗生素研究也进入了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化的阶段，还建立了大规模的抗菌素制药工业。

从1910年埃尔利希发明阿斯凡纳明算起，到2005年，抗生素家族成员已经增加到133个，它们都为人类征服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统计资料显示，今天人类的寿命较上世纪初增加了近20岁之多，其中约有10岁得益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

抗生素枯竭?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从自然界中寻找新的抗生素的速度明显放慢，取而代之的是半合成抗生素的出现。

1958年，希恩合成了6-氨基青霉烷酸，开辟了生产半合成青霉素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抗生素开发的黄金时期。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增多，1971年至1975年达到顶峰，5年间共有52种新抗生素问世。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递减。1996年至2000年的5年中，只开发出6种新抗生素。进入新世纪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2003年全球仅一个新产品——达托霉素上市，而2004年竟是空白。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现在抗生素的开发正变得越来越难。在过去的80年里，科学家已经发现了20多类抗生素，几乎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微生物都翻了个遍。

另一个原因则是，新抗生素的开发速度远远跟不上细菌耐药发生的步伐，导致研制的利润大不如前，制药公司缺乏热情。在最初上市的20年，青霉素的疗效无与伦比，给当时的制药公司带来了大量的利润。但今天一种新型抗生素问世，甚至不到几个月，就会出现耐药细菌。

2000年，辉瑞公司的利奈唑烷获准上市，曾在医学界引起轰动。因为它是世界第一个人工合成的恶唑烷酮类抗生素，被寄予厚望。但仅仅不到1年，就出现了肠球菌对利奈唑烷耐药的报道，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抗生素来替代其进行治疗，而一个新抗生素从研发到上市至少需10年，投资10亿美元左右。 如今，一些大型制药公司纷纷把研发重点，转向利润更丰厚的抗癌药物和艾滋病药物上，并不热衷开发新型抗生素——与此同时，已经严重依赖于抗生素的人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新型抗生素。

非议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美国国内2008年发生的因使用抗生素而送往急救的人数达142505人，占美国全国全部急救人数的19%。其中，78%属于抗生素过敏。但是，没有报道因使用抗生素而死亡的病例。

据印度新德里的MeDiCaLGeeK公司主办的《V版》网2008年8月发表的英文稿《认识抗生素的副作用》，印度也有超过7%的患者因药物反应需要急救。其中，16%属于使用抗生素引起的药物反应。这个数字比美国低，但情形依然是严重的。根据印度的报道，抗生素引起的药物反应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过敏、心律失常、内分泌紊乱、药物干扰和皮肤出现红疹。其反应类型可以分为四种：一是直接的过敏反应;二是细胞毒素反应;三是迟滞机体免疫反应;四是间接细胞反应。

美国的劳伦斯·威尔森医生2008年10月发表网络文章为抗生素列举了10大“罪状”：

1。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2。过敏反应。

3。解构肠内有益菌丛，破坏肠内“生态”。

4。增加微生物的耐药性。

5。迟滞免疫功能。

6。假丝酵母菌(如念珠菌)过分增多并引起对肠子更有害的感染。

7。引起慢性疲劳综合症。

8。由于抗生素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人体，但它解构了体内的有益细菌，降低了肠胃功能，妨碍了矿物质的吸收，而使患者沦为营养不良。

9。疗效虚假。有些疾病不使用抗生素也能好。

10。成本太高。

劳伦斯·威尔森并不否认抗生素在治病救人中的独特作用和崇高地位。抗生素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比率又那么大，悉归于抗生素的滥用。劳伦斯·威尔森引述2000年前后的一个抽样统计数据说，全美每周产科医生和妇科医生开出的含抗生素的处方2645000个，内科医生每周开出含抗生素的药方1416000。仅此两类医生每年开出的含抗生素药方就高达211172000个。拿这个数字去除每年因使用抗生素而需要急救的总人次数，则使用抗生素出现需要急救的概率是0.67‰。这个比率并不高。很明显，问题出在滥用。如果降低抗生素的使用率，因滥用抗生素而需要急救的人次数就要大大降低

“超越”抗生素

1994年，美国两位营养医学医生Keith Sehnert和Lendon Smith出版了一本著作“Beyond Antibiotics: 50 (Or So) Ways to Boost Immunity and Avoid Antibiotics”，在全世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中国台湾的原水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文版。译作者把正标题翻译成“破解抗生素迷思”，副标题翻译成了“50个不用抗生素的免疫力提升法”。这个翻译容易给人一个错误印象，似乎人们此前在用抗生素提升免疫力。其实，原书名的“提升免疫力”和“避免使用抗生素”是各自独立的。

这本书是针对滥用抗生素而写的。作者建议通过一些营养医学手段来替代抗生素的治病作用。对于作者的这个设想(仅仅是设想)，医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反对的评论认为，滥用抗生素与人体免疫力下降的关系并不明显，试图通过营养

医学途径来重新提升人体免疫力，这个想法的前提并不充分。况且，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营养医学方法可以杀灭那些导致人类疾病的细菌。赞成的评论认为，许多现代医学使用抗生素的场合，使用传统的营养医学方法也能解决问题。这种评论明显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来证明医学营养学方法的确可以征服病菌。

不过，不管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应该“超越抗生素”，这是得到医学界广泛认同的一个提法。

那么，如何才能超越抗生素呢?

首先是新方法的探索。抗生素被滥用导致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它如今来到了一个被新方法超越的前夜。到目前为止，试图通过建立杀菌的新方法来替换抗生素的思路有三个：噬菌体杀菌法、细菌素杀菌法和益生菌方法。

其次是减少对抗生素的依赖。现代人免疫力下降的责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滥用抗生素。环境状况、生活节奏、生活习惯，都有可能影响了人们的免疫力。因此，改善人居环境，调整生活节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加强身体锻炼，都是超越抗生素的好方法。

第三是通过营养医学方法，提升自身的免疫力。Keith Sehnert和Lendon Smith出版的著作中共介绍了50种方法，都可以参考。对于普通人来说，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心理调适以及戒烟限酒是普遍被建议的做法。

当然，在新的杀菌方法发明之前，抗生素依然是能够拯救感染者生命的、可被安全使用的重要药物。

三种替换抗生素的新方法

噬菌体杀菌法

噬菌体是一种比细菌结构更简单的病毒，它以吞噬细菌作为自己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而且，正如抗生素具有选择性杀伤细菌一样，噬菌体也具备这样的选择性。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噬菌体，它对人体无害，但又能吞噬那些感染人体的细菌，这种噬菌体就是比抗生素更好的抗菌药。

细菌素杀菌法

细菌素是细菌分泌出来的类蛋白毒素，它可以杀死那些与之相似或同一家族的细菌。而且，不同的细菌素具有不同的潜在医疗价值。已经有比较看好的前景表明，这是最可能率先超越抗生素的方法。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在植物体内，这种细菌素杀毒法还可以通过基因方法进行移植，使得被移植的植物，天然地具有杀菌能力。如果这样的基因工程也能在人体中实现的话，其提升人类免疫力的能力就是营养医学方法望尘莫及的了。 益生菌方法

这种方法的思路是利用一些益生菌，如，俄国细菌学家梅切尼可夫发现的乳酸菌，植入人体，并在人体中自己建立起与其他细菌共生、竞争、禁止殖民占领的关系，这种益生菌可能能够自己生成一些抗生素或细菌素，以阻止有害细菌对人体的伤害。

一个研究所的坚持

中国人对抗生素的使用过分积极，但对研发则投入不足——四川抗生素工业研究所面临的窘境，正是整个抗生素工业研发领域的缩影

一场角逐正在进行——一方是抗药性越来越强的病菌，另一方则是抗菌素工业研究者。

“全国的抗生素研发大部分源自国家级研究所里，我们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搭了班子、1965年从上海内迁到成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下称“川抗”)所长易八贤说。

这家拥有400多名员工的机构改制前直属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近50年的历史中，开发出挽救了众多人生命的利福喷丁、庆大霉素(为了庆祝中共“九大”得名)、正定霉素(在河北省正定县找到的菌种)，以及丁胺卡那霉素、头孢氨噻肟、环孢菌素和万乃洛韦等在内的70多个重要医药品种。1990年前，有影响的抗生素大都出自川抗。

“它也是国内唯一‘坚持’下来的抗生素工业研究所。”易八贤说。

之所以用“坚持”，是因为超级细菌的飞速出现，使得研发机构越发难以招架。在抗生素研究领域，一二十年的累计投入是无法计算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家投入，纳入每年的财政预算。对川抗而言，每年至少有一千万资金、三四百人力投入，一种新药的周期最少也得十几年。与此对应的是，由于抗生素的中国式滥用使得一种耐药菌的产生，只需要一两年，甚至几个月。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国内而言，抗生素生产面临着“短平快”的低水平仿制窘境。易八贤告诉记者，药监局将抗生素列为高危品种，因为在仿制中，各厂家都追求快速收益，在技术和深度上面，工业的基础没做扎实。

与研制抗生素的十几年投入相比，仿制药品的时间周期短，最多三年。“但是仿制药品就像做出一个低档轿车，能达到人家奔驰的性能吗?”易八贤这样比喻，“现状上，国内抗生素的现状就像我们的环境一样——脏、乱、差，水平参差不齐，价格体系也很乱。新的产品要价就高，为了赚钱。”

由于这一追求“短平快”现状，中国的抗生素工业产品与印度都差距甚远。“我们只能做粗原料出口给人家，然后由印度制成药品。”易八贤说。目前，中国出口的抗生素都是以原料出口的，不是医药品出口的。

业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由于国家医药规划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抗生素紧缺，国家集中了有限的资源来搞抗生素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近年则对抗生素的投入非常少。战略上，国家医药到202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里，都没有将抗生素研究作为重点。

易八贤对此规划也很理解，“这些药从经济上肯定是不合算的，但是我们(国属机构)不做这些事情谁做呢?”因此，唯有“坚持”。

作为中国最大的抗生素菌种保藏地点，川抗担负着保管几十万种菌种的任务，新药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停。由于耐药菌的飞速出现，在收益缓慢甚至零收益的紧逼下，川抗这样一棵国内的独苗苗，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困境。

“我们现在就是没钱。”易八贤说。川抗的菌种库里，菌种都已采集完毕，但是没有资金供人筛选。研发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几千万到上亿美金、几百个高级科技人员，而筛选的时间周期快慢则依赖运气的好坏了。“少则8～10年，多则几十年，才可能搞出一个药，还不一定能真正上市;即使上市，也可能1～2年就耐药了”。

但易八贤始终觉得，有这么多好东西都放在库里，就像一个庞大的未知宝藏，“我估计还能筛出不少好东西来”。

对于川抗这样的国属科研院所，国家每年拨款700万元。但这一拨款，全部用于离退休职工的工资、保险、医疗费，尚有缺口两三千万。“于是，所里靠做一些标准、卖‘青苗’、给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来创收，填补每年上千万的缺口。” 2000年，川抗转给哈药集团头孢噻肟，转给浙江海正药业表阿霉素(是用于抗肿瘤的)。这两项转让的技术收入仅一两百万，“但是制药厂的受益则肯定上亿。”易八贤说。

“国内抗生素工业化的研究所本来就不多，现在还被边缘化。”易八贤说。除了这家国内唯一的国家级抗生素工业研究所，省级的抗生素研究所也仅剩下“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行内人仍习惯称它作“福抗”。但与国内绝大部分抗生素研究所一样，“福抗”已经不再以抗生素为唯一研究对象，并将名字改为了更为宽泛的“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唯一保留着“抗菌素研究所”名称的川抗，对抗生素的研究也仅占工作比例的60%。

易八贤跟发改委、国家医药总局呼吁：抗生素领域，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从基础上一点一滴做起，国家要引导科研单位、工厂做这个事情;第二要全面提高抗生素质量，对上市产品进行再评价，不能追求短平快，要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至少要把仿制标准达到其他国家原产地的标准。

研究发现“超级病菌” 有多大危害?如何应对?

英印研究者发现，这种可能源于印巴地区的“超级病菌”能让病毒变得无比强大，抵御几乎所有抗生素

抗生素是人类抵御细菌感染类疾病的主要武器。但是，最近，这种武器遭到巨大挑战。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11日刊登的一篇论文警告说，研究者已经发现一种“超级病菌”，它可以让致病细菌变得无比强大，抵御几乎所有抗生素。目前，这种“超级病菌”已经从南亚传入英国，并很可能向全球蔓延。 一种超强的酶

这项研究由英国卡迪夫大学、英国健康保护署和印度马德拉斯大学的医学研究者联合进行。研究人员称，他们在一些赴印度接受过外科手术的病人身上找到一种特殊的细菌，这种细菌含有一种酶，它能存在于大肠杆菌等不同细菌DNA结构的一个线粒体上，并让这些细菌变得威力巨大，对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具备抵御能力。

去年，卡迪夫大学的研究者蒂莫西·沃尔什首次在一名瑞典病人感染的大肠杆菌和肺炎杆菌中确认了这种酶的存在，并将之命名为NDM-1。

已有致死病例

研究者发现，2009年英国就已经出现了NDM-1感染病例的增加，其中包括一些致死病例。参与这项研究的英国健康保护署专家大卫·利弗莫尔表示，大部分的NDM-1感染都与曾前往印度等南亚国家旅行或接受当地治疗的人有关。 而研究者在英国研究的37个病人中，至少有17人曾在过去1年中前往过印度或巴基斯坦，他们中至少有14人曾在这两个国家接受过治疗，包括肾脏移植手术、骨髓移植手术、透析、生产、烧伤治疗或整容手术等。不过，英国也有10例感染出现在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海外治疗的病人身上。

目前的研究发现，携带NDM-1的大肠杆菌感染，会导致许多病人出现尿路感染和血液中毒。一部分感染者病情较为缓和，但也有一些人较为严重。在已发现的NDM-1细菌感染病例中，至少有一例已经对所有已知的抗生素具有抗药性。 英政府发警告

类似的NDM-1感染也出现在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尽管目前在英国只发现了约50例病例，但科学家们担心它还会继续蔓延。沃尔什说，现在还无法确定NDM-1在英国到底蔓延到什么程度。英国卫生部已就此发出警告。 “由于频繁的国际航空旅行、全球化以及南亚国家医疗旅游业的兴起，NDM-1现在有机会迅速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沃尔什警告说。

■ 名词

抗生素

抗生素是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或合成的类似物，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存活，而对宿主不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抗生素基本上可分为二大类，一为抑制病原的生长，二为直接杀死病原。可用于治疗大多数细菌感染性疾病;抗生素的主要来源是发酵，也可以通过化学合成和半合成方法制得。

发现并应用抗生素是人类的一大革命，它成为人类同死神抗争的一大武器，因为人类死亡的第一大杀手就是细菌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