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

作者：汪海波

中国经济时报 2006年02期

　　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之一。在“十五”期间即将结束、“十一五”期间即将开始时，剖析“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采取相应对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十五”期间投资率趋于巅峰，消费率跌入低谷

　　第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运行轨迹及其与我国“十五”时期之比较。

　　如果仅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情况来看，世界各国投资率与消费率运行轨迹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而消费率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依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1950年-1970年期间，101个国家平均投资率由13.6％上升到23.4％，消费率由89.8％下降到76.5％。依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的资料（以下简称世界银行的资料）在1970年-2002年期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由25.6％下降到19.9％；消费率由74.2％上升到79.6％。决定这个特征的主要因素，是在上述期间世界各国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就其与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变化相联系的角度说，这个过程包括三重含意：一是在产业结构方面，先是第二产业比重较第一产业比重上升，后是第三产业比重较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二是在需求结构方面，先是对工业品需求的比重上升，后是对服务业产品需求的比重上升。而就对投资的需求来说，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投资多，发展第三产业需要的投资比发展工业要少。三是在储蓄率方面，伴随人均收入的提高，储蓄率也是由低走高的。而这一点正是投资率由低走高在资金方面的基础。事实也正是这样。上述的101个国家在1950年-1970年期间储蓄率由10.3％上升到23.3％。与此相联系，投资率也由13.6％上升到23.4％。但在二战以后，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是有国家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对投资的推动作用趋于平稳。同时，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公平的原则得到较好实现。特别是伴随公共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一方面从税收方面遏制了企业主投资需求的增长；另方面，增加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提高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从而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这些因素以及其它相关因素的作用，又使得储蓄率在上升到一定阶段后又趋于平缓下降。依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1970年-2002年期间，世界各国储蓄率由25.9％下降到20.4％，在22年间下降了5.4个百分点。上述三点就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储蓄率这三个极重要方面决定了投资率由升趋降、消费率由降趋升的过程。诚然，上述各点主要是就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说的。但正是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了大部分，从而主导了包括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趋势。

　　第二，以上是就世界各国投资率和消费率总的趋势说的。但是，在实际上，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以上三类国家2002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430美元，1850美元和26490美元）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轨迹是有很大差别的。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由1970年的15.7％上升到1995年的25.2％，再下降到2002年的19.7％；中等收入国家由1970年的22.9％上升到1980年的27.2％，再下降到2002年的23.4％；高收入国家由1970年的26.5％下降到2002年19％。可见，在这32年中，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前者上升时间经历了25年，下降时间经历了7年，后者分别为10年和22年），只有高收入国家是逐步下降的。与此相应的是这些国家消费率的变化过程。这是其一。其二，上述数字同时表明：直到2002年，上述三类国家的投资率也还有很大差别，依次分别为19.7％，23.4％和19％。其三，投资率由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世界各国也有很大的差异。就世界各国的平均投资率来看，这个拐点大约发生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但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不到1000美元，低收入甚至不到400美元。

　　将上述世界各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轨迹与我国“十五”期间的有关情况做一下比较，就可以清楚看到：第一，我国投资率由1952年22.2％上升到2000年（“九五”时期的最后一年）36.4％以后，“十五”期间仍在继续上升，到2004年上升到43.9％，2005年还要上升。可见，我国投资率的上升时间，已经长达54年。这个数字比上述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的上升时间长了34年，比其中低收入国家长了29年，比中等收入国家长了44年。第二，2004年的投资率比2002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高24个百分点，比其中的低收入国家高24.2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0.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高24.9个百分点。第三，即使在21世纪初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以后，投资率也没有出现由升到降的拐点，还在继续上升。总之，与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的运行轨迹相比较，我国投资率上升时间最长，当前投资率最高，出现拐点的时间最迟。当然，其中有众多不可比因素。但这不会根本影响这个结论。

　　二、“十五”时期投资率和消费率运行轨迹与前九个五年计划时期之比较

　　我国“一五”时期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24.7％和75.6％，1958年-1960年“大跃进”时期分别为38.1％和61.5％，1961年-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分别为21.9％和77.2％，“三五”时期分别为28.3％和71.4％，“四五”时期分别为34.1％和65.6％，“五五”时期分别为35.5％和64.6％，“六五”时期分别为34.5％和66.1％，“七五”时期分别为36.7％和63.4％，“八五”时期分别为40.3％和58.7％，“九五”时期分别为37.6％和59.4％，2001年-2004年分别为40.9％和56.8％。可见，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较，2001年-2004年投资率是最高的，消费率是最低的；投资率最多要高19个百分点，最少也要高0.6个百分点；消费率最多要低20.4个百分点，最少也要低1.9个百分点。

　　上面做的是各个时期的比较。如果做年份比较，其差距更明显。2004年投资率高达43.9％，比最低的1962年高28.8个百分点，消费率只有53.6％，要低30.2个百分点；比“大跃进”期间投资率最高年份1959年高1.1个百分点，消费率要低3个百分点；比改革以来投资率最高年份1993年也要高0.4个百分点，消费率要低4.9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到2005年投资率要进一步上升，消费率要相应下降的情况，那上述差距还要大一些。

　　如果考虑到2001年-2004年固定资本形成比重上升，存货增加比重下降的情况，那末，这期间实际形成的投资率比重比上述情况还要高一些。这期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和存货增加比重分别为99.03和0.97。前者比“一五”时期要高31.5个百分点，比1958年-1960年要高22.5个百分点，比1961年-1965年要高14.8个百分点，比“三五”时期要高24.3个百分点，比“四五”时期要高21.3个百分点，比“五五”时期要高17.2个百分点，比“六五”时期要高16.7个百分点，比“七五”时期要高20.6个百分点，比“八五”时期要高13.5个百分点，比“九五”时期要高5.7个百分点。可见，2001年-2001年，同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固定资本形成比重是最高的，最多高出31.5个百分点，最低也要高出5.7个百分点。其对应的数字，就是存贷增加低出的数字。这些数字进一步说明了投资率过高的严重程度。

　　如果再考虑到2001年-2004年政府消费比重上升和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那就可以进一步看到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严重程度。这期间居民消费比重为78％，政府消费比重为22％。居民消费比重比“一五”时期下降了5.5个百分点，比1958年-1960年下降了4.8个百分点，比1961年-196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比“三五”时期下降了5.4个百分点，比“四五”时期下降了3.2个百分点，比“五五”时期下降了0.8个百分点，比“六五”时期下降了0.9个百分点，比“七五”时期下降了2.4个百分点，比“八五”时期下降了0.6个百分点，比“九五”时期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可见，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2001年-2004年居民消费率是最低的，最多低5.5个百分点，最少也低0.6个百分点。

　　总之，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较，“十五”期间的投资率是趋于巅峰，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更是如此；而消费率则跌入低谷，居民消费率尤其这样。这其中也有许多不可比因素，但也不会根本改变这个判断。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中国经济年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