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与历史学

唯物史观与历史学

指导老师：

摘要：唯物史观是我国历史学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国历史学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为了更科学的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学中，本文简单的按在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早期、建国初期和新时期三个阶段进行简单的梳理，从中感受到唯物史观在中国化过程中强大的适应力与生命力，从而明确我国历史学发展需要唯物史观这个明显的事实。

关键词：唯物主义；历史学

前言

马克思主义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故而存在一个完整的创立过程，张艳国在《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一书中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1]。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吸收近代历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的基本内容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2] 。

所谓“历史学”，不同于历史本身，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有清楚的辨析[3]：历史学本身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I ）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是客观的不变的；而第二个层次（历史学II ）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I ）的理解或诠释。是我们的思想对历史学I 所给定的数据的加工出来的东西，那是否准确客观，就需要一个理性的评判标准或者说是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对我们认识历史学I 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这样的指导思想。

下面我们就从唯物史观和其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按在时间顺序进行简单的梳理，并且对当代唯物史观的一些新问题和新理论进行必要的思考。

一、五四时期的唯物史观与历史学

唯物主义在五四以前介绍和传播还是，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后，唯物史观传播出现一种“井喷”现象，不仅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译文、论文不断出现，而且唯物史观的思想被应用于学术研究与社会分析之中更是成为一种时髦” [4] 。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从历史观角度论证唯物史观发展逻辑的人，也是最早把唯物史观思想引入历史解释，建立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历史学家。在逐一考评了近代西方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观点和重要学术流派的思想后，李大钊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从而指出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改造并使之发展成为科学的作用, 强调“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5]

陈独秀唯物史观思想主要通过与其它政派斗争中! 在一系讨论和论战中反映出来的。他一方面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对各种思想、思潮进行唯物地分析，指出其实质。同时又通过阐释具体的社会问题，阐释自已的唯物史观思想。与李大钊不同，其主要思想在于：重视唯物史观的实践精神和注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且把唯物史观与机械论哲学区别开来，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运用于革命中奠定了基础。

李达是继李大钊之后，在二十年代宣传与传播唯物史观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唯物史观的译著。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李达认为唯物史观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基础，在应用于历史学方面，其认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联系在于：“社会学欲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必须借助历史学所提供之资料；历史学欲解释历史事实之因果关系，必须应用社会学所提供之方法。故历史学为社会学之资料，社会学为历史学之方法。”[6]这其中的社会学即是指唯物史观。李达不仅初步建立了中国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还系统地分析了唯物史观诸范畴的之间的关，, 从而确立了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框架。[7]

之后瞿秋白根据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从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关系入手，阐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生产力“是社会最后的根底”。而施存统、蔡和森等人将唯物主义带入中国革命和党建工作中。还有其他诸如毛泽东、周恩来、挥代英等人对曾琦、李磺等人的国家主义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唯物史观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进步，这里不再详细述及。

二、建国后的唯物史观与历史学

从五四运动开始，几经波折，唯物史观始终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部分历史学者对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认识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方向。建国初期，随着内战基本结束，国家矛盾又阶级斗争转向建设，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认识或解释。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对于知识分子改造，是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8]由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中确立了领导地位，唯物史观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历史学方面，建国初期受苏联的影响，我国史学家普遍接受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 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社会发展理论，确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新中国唯物史观史学体系。在这具有政治意味的史学指导思想下，我国史学对于社会形态的更迭的讨论处于一种难以开放讨论的学术环境。所以在这种新的史学体系下，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

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

建国初期的历史学家基本都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但具体怎么划分中国古代社会，史学家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随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 学者们又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范文澜、剪伯赞和吴泽等是最早一批提出这一问题史学家。而这些讨论，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特点——即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讨论。学者们或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或从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剖析出发，或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或阐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深入讨论和健康地发展。

三、新时期的唯物史观与历史学

1976年之后, 中国历史上影响人数最多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运动中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是公开客观审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一步；“实事求是”思想的再次建立意味着唯物史观从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转变的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加深，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也进一步的深化。这可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着手看待[9]：

从现实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全力推进对内的改革和对外的开放，改变原有的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格局和对外封闭与输出革命基本政策。中国的改革政策显示，对于原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释以及有所改变或得到了新的启示，这些都是与唯物史观的深化不可分割的，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才会对以往的历史道路进行拨乱反正，能够进一步准确的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从理论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更为开放的态度, 吸收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问。从最初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到后来的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再到如今与中国现实实践的深入结合，唯物史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被更深入的认识，现在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人对唯物史观处于批判继承或者说是对前辈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进行理性、科学的批判。这之中最引发争议的就是唯物史观对中国对待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其的划分。如启良先生就是将中国古代分为远古、上古、中古和近古四个时期。[10]这是唯物史观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是我国史学逐渐自由化的一个时期，而且唯物史观本身是按在生产力来划分社会形态，人们对此有新的认识，未尝不可在此基础上更为科学的指导历史学。

四、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现代中国虽然仍处于政治意义上的指导地位，但不可否认，其正在面临者不少人的批判和怀疑，更多的史学理论也正在不断冲击着唯物史观，对此，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科学的建构起了重大作用。其次对于某些为批判而批

判的史学家，我想至少应该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实质、内涵后再来讨论唯物史观的价值意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自从三大自然规律的发现开始，它一直不断的吸收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并科学地、有机地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11]揭示主义与中国历史从传统走向科学，不仅意味着指出了中国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下科学性与实践性质内在逻辑统一的发展模式，更是为深化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认识，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大益。

参考文献

[1] 张艳国，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

[2] 瞿林东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 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4] 王贵仁，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的推进历程[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2008.

[5] 贾海宁，试析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贡献[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3）：33~36.

[6] 李达，现代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7] 李维武，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多向度开展[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1（01）：5~22.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5卷)[C].人民出版社,1977.

[9] 方啸天，唯物史观在中国[D].上海：复旦大学，2012.

[10] 启良，中国文明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11] 梁斌，浅谈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科学[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 ，2012（01）：16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