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至今

　　爱情，家庭，事业。这三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欢乐和力量，也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和烦恼。青年或多或少地都会遇到由这三者交织而成的矛盾。而女青年的这个矛盾更为突出。这里，应许平同志的要求，著名老作家萧乾、舞蹈家陈爱莲及其丈夫魏道凝、青年女作者张辛欣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编者　　许平同志提的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自从二十年代末期国内知识界展开“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热烈讨论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个悬案。这个问题今天变得更为尖锐也是可以理解的。光政治上得到解放、宪法上规定男女平等还是不够的。男女真正平等，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就得解决事业与家庭负担这个现实生活中不容回避的矛盾，不然，有形的枷锁打碎了，无形的枷锁还会存在下去。　　有人问，为什么各行各业的状元总是男性居多数？我看这个问题与那个无形枷锁不是无关的。男人可以摆脱一切家务，全力以赴地从事他的事业，而妇女则先天地责无旁贷地得背着这个家务包袱。　　我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日子，先谈谈他们的一些情况。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和商业机构一向有歧视女性的传统。早在三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注意到那里的女教授大都是独身的（冰心是仅有或不多见的一个例外）。原来妇女一结婚，立刻就丧失教书的资格。那时协和医院的护士学校有一项极不近人情的规定，学员不但在学习期间，甚至毕业后若干年内也不许结婚，否则立即取消护士资格。1939年我去英国，就发现那里的职业妇女常隐瞒婚姻状况。例如我认识一家唱片公司的女经理，她明明有一位男中音歌唱家的丈夫，在公司里却是“女士”。为什么对已婚妇女这么歧视？据说是怕她们为家务孩子所累，难以做到全心全意。近年来，英语世界把“女士”（Miss）和“太太”（Mrs)这两个字废除了，已婚未婚的女性通称“Ms”，我认为改得很合理。因为“先生”（Mr)这个字并不标志着男子本人的婚姻状况，妇女为什么就非要标出呢？　　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有两个与我国显然不同的现象：一是不少妇女终身不结婚，二是许多双职工不要子女。这两个现象的出现，主要就是由于职业这个矛盾。但他们那里，社会上对老处女同样尊重，而我们这里过了一定年龄还不嫁人，仿佛就矮人一头。至于自愿地不要子女就更说不过去了—在不少情况下，结婚就是为了生娃娃，而且还得是男娃娃！我在英美认识的一些朋友中，不少人（尤其文学艺术界）在婚前双方就约定不要孩子，跳舞的怕一生娃娃就破坏了身段，演戏的怕毁了美容，搞写作的不甘于洗尿布，也怕被拴住，行动不便。有时想到我国人口问题，我就想，何不鼓励少数事业心特别强的人们试试这两种办法？当然，我立刻意识到：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国情的。　　这个矛盾可以从技术上缓和一下。快餐、洗衣机、吸尘器，这些都可以减轻一些家务劳动。但这是治标，不是治本。根本解决还有赖于： （一）相互体贴—尤其男方。例如生育这个担子只能由女方挑，男方无法分担。但生下之后，责任也全推给女方就不公道了。男方应从思想上认识养育娃娃是共同的责任。家务也一样。 （二）要从根本上打破事事以男方为主的这个不合理的观念。许平同志信中提到了居里夫人，提到了冰心同志。当居里夫人可能对科学作出更大贡献时，做丈夫的不是曾尽一切力量来协助她、成全她吗？倘若居里是个大丈夫主义者，那就不堪设想了！我从小学时就认识冰心大姐，她的丈夫吴文藻教授（社会学界前辈）是我在燕京读书时的老师，我同他们很熟。他们二位结婚后，冰心继续她的文学事业，既创作又翻译，文藻先生也一直在研究着人类学和民族学。结婚只有推进了他们各自的事业，并未成为障碍。我同我爱人文洁若之间，从1954年结婚至今，相互之间也只有促进，并没有矛盾。我们常说，秤杆不离秤砣。　　许平同志感到事业同爱情有矛盾。　　先谈事业。男女平等，就男方而言，要消灭优越感；就女方而言，我认为主要是在事业上争气，要凭自身的行为和工作来证明女的一点也不比男的差。所以每逢三八节在报上看到女飞行员或女钻探队员的照片，我就想，她们才是真正的女权运动者。资本主义国家从中世纪以来就有一种“骑士”传统，男子总以女人的保护者自居，那就永远平等不了。象吴健雄那样得诺贝尔奖金是争气，不靠遗产靠双手的杜芸芸、不顾个人怀孕跳进苏州河救人的陈燕飞和上海废品收购站开发“宝山”的六姑娘何尝不是为妇女争了气！你想在未来家庭中争到平等，你就先得在事业上争口气。　　再说爱情。爱情有两种，一种是有根（基础）的，一种是浮藻那样无根的。双方都是为了速成地解决这件终身大事而结合的，大多是属于无根的。其特征是比条件。这种婚姻，“交易”色彩较浓。这种爱情在顺境可能成功下去，如稍遇挫折，究竟经受得住考验与否，就很难说了。有根的爱情不但条件不一定相当，往往是还要做出自我牺牲的。这里没有鲜花，没有白云溪水，还往往要经历一段痛苦的历程，象《天云山传奇》。　　男女在相爱之前，是先期待对方拿出什么呢，还是自问肯为对方付出什么呢？许平同志与见过三面的男友分手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对方对她的新闻工作根本不感兴趣；相反地，却期待她放弃那个工作，为他提供一个舒适、便当而温暖的家，也即是去当个出走前的娜拉。这样的结合靠得住吗？　　近两年我在为亡友杨刚编她的文集。三十年代，杨刚曾是一位十分活跃的记者和作家。她一生的经历（可参看1982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及1982年第四期的《收获》）可能对许平同志有些参考价值。三十年代，在革命事业与个人幸福之间，她确实有过尖锐的矛盾。她的女儿郑光迪那篇《纪念我的妈妈》（见同期《新文学史料》）使人读了无法不受感动。残酷的旧社会不但不曾允许她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还用迫害、追捕和监禁来加剧她的痛苦。然而在两者之间，她的抉择始终是明确而坚决的：　　事业第一，革命的事业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