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真有"四书"."五经"吗?
中国文化真有“四书”、“五经”吗?
宋君健
这里所论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常识问题,但又是当代最大的人文盲区和误区之一。试与厘清。
当代的国人除了将2500余年的文化上溯到没有文字又无实证的5000年历史之外,另一个引以自豪的文化资源就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国学家”们借此弄虚玄,让人们深信不疑但堕入云雾山中,不知所以然但顶礼膜拜。我国究竟有多少古籍?本来应分清经典和普通文字,再从数量和影响两方面考察。1930年代学人初步统计,我国有古籍有10585部,171558卷。这一总量可供17个读书破万卷的人分读一生。1950年代在歌颂草根文化的左倾思潮蛊惑下,一切都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就像为了表示民族和睦,把早已“改土归流”,同化在汉族大家庭的人群分列为55个“少数”民族;利用各地文化馆站四处收集整理编造了不少民间故事、神化传说一样,似乎只要是下层民间的东西就是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殊不知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民族性而不是阶级性。受压者同样具有专制集权的文化基因。为此国有的出版校勘部门忙乱了手脚。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图书综录》凑集了古籍38891部。其中作者、书名都有不少重复,实际数量远低于此。有人估计,算上我国佛家、道家所藏经文、各种通俗文字,含评话、小说、碑刻、等凡是看作前代文字的都算上大概有7、8万种。从来是滥竽充数但无准确数字,一本糊涂账。常人当然更不知古代的书籍究竟有多少,就接受了一个抽象结论:反正中国是古籍最多的国家之一。为此很是自豪。
我也不知古籍的总量和全貌,但我认为战国之前没有汉文化的经典,秦汉时不足百部,至今总数或不到千部。自古至今影响中国文化属性和社会人心的只有“四书五经”共9本书!这四书五经还多为托名伪造,操刀者就是汉唐的几个大儒。
2200年的专制制度和1500年的科举考试并不需要也不喜欢太多古书。上等级的意志迫使中国人读书变得极为简单,以便皇帝贵族钳制人们的思想;各级科举考试的范围都在这9本书内,天下学士笃信“半部论语走天下”,要其他的干啥?终其一生就在里面穷经皓首。揣摩消化,吸入骨髓,变成基因。他们的潜移默化可揣测试题,即席发挥轻取功名。这种偏狭的读书的传统一直弘扬至今。高考考什么,中学就教什么。举一反三,有些“名校”的教师押题的准确度可在20%以上。中国学生对考题的琢磨和适应能力使外国的雅思、托福的试题库捉襟见肘;世界的奥赛每年夺魁者都是我国青少年,远胜英美和东亚的日本。稳居世界顶端,据说很为国争光。
人们只读的九本书是真是假,要亮亮家底。
为了证明文化久远而渲染神秘色彩,古代文人虚构过我国的古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神话,但由于无一人见识实物而多一笑了之。在世俗社会流行的的儒家经典最早只有“五经”。此称源于西汉,汉文帝始重文治,武帝独尊儒术,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授课。将《周易》、《诗经》、《尚书》、《礼仪》《春秋》称为五经并刻石立于太学。到公元175年由大儒蔡邕以隶书抄写《尚书》《鲁诗》、《春秋》《公羊传》《礼仪》、《论语》七经并刻石立于洛阳的太学,是为“嘉平石经”。唐代科举的“明经”科规定除“三礼”、“三传”外又加上《诗经》、《尚书》、《周易》共为九经,后来又加上连作者都不知道的《孝经》、《论语》、《尔雅》。合称称十二经。唐大和7年始刻此石经至开成年间完工,是为“开成石经”,现存于西安碑林;五代后蜀孟昶刻“广政石经”,宋代朱熹等将《孟子》列入经书,载于嘉佑年间所刻的“嘉佑石经”。至明清两代便称十三经。
梭理从五经到十三经的衍变轨迹和我国古代五部石经的产生,可以说明两点。一,我国古代崇尚经书,不惜花大量气力刻石以求永世传承。二,所谓十三经的主体就是五经。别无它物。
四书五经不光容量小,更可怕的是其真实性历来广受质疑。先看四书是何面目:
一,四书之首《大学》,原仅是《礼记》的一章。唐代韩愈视其为与《孟子》同等重要,宋代程颐程颢和朱熹则进一步推测为孔子作经,曾子作传,认为它与《中庸》同等重要,是“穷理政心,修己治人之道”,于是将其单列为一书。究竟是谁所作仍是悬念。看来《大学》的血缘是虚空缥缈。
二,《中庸》原来也只是《礼记》中的一篇。还是唐儒韩愈、李翱和宋儒二程将其单列一经。和《大学》一样也神乎其神但无出处可考。
三,《论语》有20篇共492条语录,据传由出身复杂的孔子门人所记。据传先秦时期的版本无从考察,实际上也是汉武帝重儒后召集前代遗老“抢救”儒学资料时民间儒生凭记忆拼凑。那时离孔子默默死去已经300余年,此间儒学并非主流,尚不为人所重,流行范围狭小,焚书坑儒后甚至已经断绝大半个世纪,人道是孔子之言亦可存疑。
四,《孟子》的作者孟轲的生卒年月和师承关系均不详实。今人知有孟子,源于那位依据传说就为百年前的屈原虚构列传的那位官方史家司马迁,他也为200多年前的孟子作了传。司马迁生于京畿,又逢朝廷重儒之初,百废待兴,文化拓荒时期的他,个人阅历和文字资料少之又少,何况其本人身有残疾。他所写前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古人岂可全信。《史记》载《孟子》有文7篇,后来的伪书《孟子外书》说有11篇,其所加《性善辩》、《孝经》《伪政》、《文说》四篇已被前人被证实是伪书。孟子和《孟子》的来头也有冒名顶替之嫌。
这样所谓四书实际就只有三书:《礼记》、《论语》和《孟子》,而《礼记》已算在五经之内,所以只有两书而无四书。三者的可靠性也是疑窦丛生,对“四书”的大义注疏都是唐宋两代大儒所作,是否孔孟原意也无据可查。原来中国古
代经学家和当代国学家奉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们的身世竟是互相重复、含混不清的人云亦云,如此不堪信任。
再看五经的家底吧:如展开论证和铺陈,文字又要浩如烟海,此处且容我极力从简。
一,《尚书》原作“上书”,意即上古之书,记载不少殷商时期史实,到汉代改称此名。好笑的是又说“相传是孔子删编”而成,但据称这本出自孔子之手的所谓古文《尚书》从来无人见过,也不见有先秦文字提及,实际是没有。时人所用的版本是汉代武帝“独尊儒术”后,晁错找一个名唤伏生的人求经,而伏生老迈,口不能言,由其女儿转述。经晁记录后成为官方版本,于是有伏生本的今文《尚书》。与传说中的古文尚书内容、排序、篇章有诸多不同。由此惹出经学的大公案,竟然导致我国知识界在汉魏至唐宋近千年间分成“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营垒。《尚书》的简历是:秦皇焚书后,先秦由孔子所编的所谓古文《尚书》文本不存;西晋永嘉之乱后,连汉初晁错纪录的的所谓今文尚书也全部失传;唐代所定《五经正义》的依据的东晋、南朝的伪古文《尚书》,还被姚方兴、卫包等人加以更改。由于太假,至南宋、明代都有人质疑,清儒阎若鐻列举出其中伪证128条。至此记载中国社会历史最早的一本书《尚书》是伪作已广为认同。唯今人作远古研究时明知是假,宁信其真,以此为据者甚众,他们以讹传讹还言之凿凿,俨然取得了成果。真是令人汗颜。中国特有的这种只信古训,不求真实的文化心态古今不绝。
二,《易经》的遭际也大抵如此。《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庄公22年记载的《周礼》。“周”字或有“周而复始”和“周朝”两种意。若是前意则指”不变的“规律,可人们宁愿相信是周文王所作,因为时间更久远,似乎更神秘。国人这部周代的占卜之书中的64卦感到变化无穷,不惜附会许多自己的哲理,视之为中国哲学的源泉。但是《易经》陈述的年代及作者是何人也有争议。司马迁认为书中的重卦是文王所作,郑玄、王弼认为是伏羲所作;近代有人认为此书成于西周的晚期,与《诗经》略同,与文王武王扯不上。还有人认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作,三种意见各执一说。但诸多的研究表明《周易》确是多人加工、合力编篡而成。所谓文王所作意在加重其筹码和权威。因为就在1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还没敢言及商朝,此前的中国人认为周文王算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
从内容看,《易经》不过是古时乡里占卜的记录,“易”的意思是“变”。本书包涵王亥丧羊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明夷、康后用赐马蕃庶六个故事和一些关于周文王的事。以民歌形式写成卦词和爻词,比如“家人:利女贞。初九闲有家,悔亡。无攸遂,在中馈,贞吉”简单无奇而古怪,后人难以理解。中国的先民对自然力恐惧,把自然界和乡社人事的变化记载下来,未知被后人引申为万事万物的变相,凡是一己之言不能成理者便归于《周易》所示。其实那时值人类文明之处,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揭示自然界的普遍真理。最多是少数直观的观察。人们对世事遭际和自然的理解能力十分贫乏,哪里会有有多少哲理和天机可示于人。后来与阴阳五行揉合,形成中国文化的堪舆学、命学系统,被说得玄乎万分,今人将其改头换面与预测学挂钩。似乎世界早在周文王指掌之中。人类都要到《易经》里寻找真理。
三,《诗经.》被视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诗歌305首。因无《易经》那种神秘色彩,较为人们熟知。最早就称为《诗》,并没有文化经典的意味和地位。是庄子在《天运篇》中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礼记》的《经解篇》也列有其名,使这部采官们取材于民间的吟唱的文字记录带有了经典的辉煌。关于何人所作,司马迁又说是孔子所编。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提到了“诗三百”,而孔子那时还是少年,显然不可能来编《诗经》。看来司马公这回又套错了。那时文字材料少,给予策简颇为不易,但凡见到文字便十分稀罕,附之以神怪祖先圣人之名,世人服焉。 四,《礼记》与《议礼》、《周礼》合称三礼,它又是,四书中《大学》、《中庸》的母体。《礼记》在儒家经典中出现较晚但更是朴索迷离,其生成轨迹更无法考订。据说汉初设立五经博士讲经时,只有原鲁国儒生高堂胜一人能讲《士礼》,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高堂胜一人传下了17篇。这源头的说法就太轻薄,很玄乎,使人难以置信。稍后汉武帝的弟弟鲁恭王为扩大自己的宫殿拆了孔子故居,他声称从孔宅的破墙中得到了《尚书》、,《论语》、《孝经》、《礼记》等10数篇,而且皆为古文。这样就否定了《礼记.》源自鲁儒高堂生----后仓----小戴一系之说。但古文经书取自孔宅的说法得到王充、许慎的认同。不可思议的还有西汉的河间王声后来也称是他花大价钱购于民间。帝王贵族们拥有发言权和捏造权,但他们在同一时代的谎称互相矛盾,说明各自欺世盗名,且多有附会孔子的痕迹。
五,《春秋左传》本是对先秦各国历史的泛称。春秋,取其从春到秋的节令移变之意。何人所作从来就无定论。《史记》、《汉书》都认为出自名气不大的左丘明之手。唐代有人质疑,宋代郑樵在《六经奥论》中提出了128条否证,断言非左氏所作。清人皮锡瑞干脆认定此书为西汉刘歆的伪作。
综上,四书严格地说只有〈论语〉、〈孟子〉两书。五经都无出生证,血缘混杂不清。五经的《尚书》是伪作,《春秋》、《礼记》难脱“托名”假造的嫌疑。《易经》为多人的附会。对此类虚假造作,后儒通常用两招掩盖其伪:一是“以子虚证乌有”的方法互相质证来忽悠后学。比如他们注释说《大学》、《中庸》选自《礼记》,----《礼记》自身的来源和真伪就是迷。当你奉《孟子》、《易经》的只言片语为神祗,视其为国宝时可能因为他注明来自《礼记》而深信不疑。人们不一定同时都读过《礼记》,读此书者也未必考其源,于是就笃信虚狂,误入歧途。二是指鹿为马,无法交待出处时就搬出孔子、司马迁两人压阵,寄放在他俩的杂货店中。而事实上多为汉代儒生私下里托名仿造以售其私。他们以自己的一家之言假冒圣人之言而讹传千古。千百年来大量为伪作作注的文字倒是浩如烟海,于是号称典籍丰富,我们就在迷雾中绕圈子、找出口,专制独裁的等级文化就是这样源远流长。
汉儒对屈原、孟子等古人古书如上述经典上做了大量手脚,于是让文字使人费解以掩其伪。可怜的后人吃哑巴亏还不敢声张。汉子形成之前的甲骨文、汉字之外的的古蒙文、梵文都能破读,试问敢说真读懂了《易经》、《渔父》者自古有几人?否则朱熹何必撰《四书注疏》。朝廷何须唯独选此为范本。“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古人的饭碗和铁甲护卫,但却是古文化的悲哀。专制独裁的王者们不让人怀疑与批判,只要人“西风凋碧树”,搞得“衣带渐宽”,直觉生在“灯
火阑珊处”;顺其者昌,高官厚禄,封妻荫子;逆其者亡,腰斩弃市灭九族。近代就下放、劳教、进牛棚、入狱、行刑前割喉。确实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为中国“博大精深”、丰硕无比的核心——“经”学的经典,却原来是一锅糊涂汤。直到近代才引起怀疑和厌弃,于是康南海、梁任公、章太炎另辟“新学”;鲁迅、林语堂都说“千万不要读中国书”。中国真的古籍不多,较真的东西就是两书两经,端的是没有可读经典。
人类各种文明总是各具特点又有共同点。远古的文明大都只是传说。中西方的各种文化大概都是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才开始形成。凡更早的经典都难考其作者和身世。西方文化中影响最广的苏格拉底于弟子的对话录和两部最大的经典文献《荷马史诗》和《圣经》就是如此。
苏氏的思辩也是对话的语录体,与我国的《论语》相似。但较少有人任意发挥。
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统共24卷,统称为《荷马史诗》,是古代传流的口头文学,靠乐师的背诵流传。它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迈锡尼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具有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考古和民俗学多方种价值但不是西方的思想信条。
《圣经》(Bible)在西方叫白溊经,在中文中因为加了“圣”字便有了神圣光环。他是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共同的经典。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即《塔纳赫》,基督宗教则用《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被用来证明新约的神就是犹太教圣经《塔纳赫》预言的救世主。《希伯来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世界,人类犯罪,犹太人的历史及关于世界的预言。《新约》记载耶稣基督和其门徒的言行与早期基督教的事件,为人类洗罪,使徒书信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
虽然旧约和新约的原稿已经失传,但今天仍存在可靠的圣经抄本。犹太人很早以前就为此立有严格规范,限定了所使用的羊皮纸、抄写的行数、墨水的颜色和校订的态度。当旧版开始磨损,他们会以尊敬的态度将抄卷埋葬。在库穆兰(Qumran)的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前,最古老的残存本的日期是西元900年,“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撒玛利亚五经(Samaritan Pentateuch)的纸抄本、安瑟尔抄本、小楷抄本和译本《圣经》虽然版式不同但由于在世间流传,不是束之高阁,其真伪有世人见证,其身世、来源却很清楚。绝不能托名仿作。
〈圣经〉也有众多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诸多的教派,他影响着西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统一了所在区域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收拾了人心,但不屈从于帝王的强权,作为抑制人间强权的的独立力量,他成为近代诸多文明理念的原生地。中西文化的经典不同之处由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