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之中有讲究

我经常提起“文化大革命”，每提起总是否定，这固然因为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实在不好，另一方面，我也是在跟自己战。十年“文革”，占了我整个从童年到少年又走向青年的过程。儿童时期，少年时代，正是雕塑成型的时候，我身上也承载着许多“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东西，“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这影响可能要伴我一生。比如，当年的唯物主义教育使我不可能皈依任何宗教，再比如，受了当年许多宣传的影响，我曾认为，常在文章中谈吃论喝吟风弄月，都属“封建”文人士大夫和小资产阶级那一套。

“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结束，随着一年一年的读书，尤其是走上了互联网，当年装进头脑中的许多观念都动摇了。在宗教方面，我虽然仍无法像张承志那样皈依，却越来越多地有了尊重，在看待物质生活上，我走得更远，我越来越意识到，物质文明其实称得上是精神文明的外现。有一个学者曾说，哪怕将他冰冻几百年，一朝醒来，只要看看人们的服装，他就会知道世界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中秋元宵的明月不应只属于帝王权贵，鲜花美食也不应只扔给资产阶级，如果说乘车不如步行更利于人体健康，如果说吃细粮不如吃粗粮更好消化，那很可能是本就无车可乘，那很可能正是吃饭都已成了问题。

翻看一些文化名人的著作，发现许多人都谈过饮食。人的目光各不相同，写出文章也大不一样，透过文字，向深处看去，其中藏有许多味道。林语堂将人生比做一场盛宴，他从饮食乃至嗜好的角度呼唤灵肉合一，甚至否定在幸福人生之外还有别的更伟大的目的。周作人写过《故乡的野菜》，虽然他在文章开头首先说明，他的故乡不止一个，凡他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可是，他文章中所写的野菜，如荠菜，如黄花麦果，如紫云英，却并非生长于别处，都是周作人记忆中浙东一带的。结合周作人北京苦雨时想起绍兴烟雨蒙蒙中的石板路和乌篷船，我曾想，周作人虽没像他哥哥那样南下，但他在北京住得并不总是特别心安，心绪波动时候，就像雨中想起故土，他可能是通过写故乡的野菜，从味蕾回乡。汪曾祺说过葡萄，画过土豆，写过高邮咸蛋和咸菜茨菇汤等许多既普通又让人怀念的食物。和周作人一样，汪曾祺也写过故乡的野菜，但味道却又不同。打量一下，汪曾祺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候，并非是在昆明跑警报，却是在“文革”被控制使用期间。在最困难的年代，当沈从文已不再写作，汪曾祺宁可画土豆也不愿放下他的笔，这应该说他对生活还抱有希望和爱。

袁枚有《随园食单》。去“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结束二十多年以后，有了互联网，我才接触到这部著作。《随园食单》开篇《须知单》开首说道：“凡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资禀。人性下愚，虽孔孟教之，无益也；物性不良，虽易牙烹之，亦无味也。”21世纪初我读《随园食单》，对这段话不再感到有“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傲慢，对其中“先天”一词也认为应是“三代培养出一个绅士”的有文化传承和修养意味的“先天”。中国文人在吃饭时也不忘政事，《随园食单·戒单》开首说：“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值得注意的是，《随园食单》有“戒强让”：“以箸取菜，硬入人口，有类强奸。”又有“戒落套”：“唐诗最佳，而五言八韵之试帖，名家不选，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诗尚如此，食亦宜然。今官场之菜，名号有‘十六碟’、‘四点心’之称，有‘满汉席’之称，有‘八小吃’之称，有‘十大菜’之称，种种俗名，皆恶厨陋习。只可用之于新亲上门，上司入境，以此敷衍；配上椅披桌裙，插屏香案，三揖百拜方称。若家居欢宴，文酒开筵，安可用此恶套哉？”这已不再是写吃，登在今日报刊上，也会让一些人如读鲁迅《阿Q正传》。

袁枚撰《随园食单》，或许并不出自偶然。主张性灵说，对儒家诗教不满的袁枚，他对待

饮食就像对待诗歌，他将饮食和日常生活推向艺术。读《随园食单》，感到在当今中国社会，莫说能诗能文能书法能烹调的苏东坡，纵袁枚这样的人，倘若多一些，也是中国幸事。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漠视舒适。看了明恩溥的文章，我曾感慨，也许是因为经济一直还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中国人的生活的确是不太讲究的，即使讲究也是表面的奢华，暴发户的铺张。分享过一些人家装修的快乐，打量一下可以发现，富丽堂皇中既有暴发户的挥霍，也经常暴露出一些无文与粗糙，名牌西装的裤脚下可能就露出一截衬裤，美丽手指上可能就套满俗气。一向以为，做饭是一件不算太难的事，可是，一些年来，又有所发现，当今中国，一边是大吃大喝，一边还真就有不会做饭的人。到乡下走过几趟，看到一些人家，他们并不穷困，也吃得上肉，也喝得上酒，动辄常要餐餮一番，厨房里的过程常被共产主义一样幸福的目标催得简化匆忙，烹调上头并不斟酌，火候上头也不考究，肉是大块大块往锅里推，酒是一桶一桶往碗里倒，待到大铁锅里沸腾汹涌，连肉带菜带粉条弄一大盆端上桌来，一大帮人吃得大呼小叫。举起筷子，看着那拨拨愣愣似熟非熟的大肉块，实在不好张嘴，也不敢说什么，怕会被说成是阿Q从城里回来竟又笑话乡下人。此情此景让人又生感慨，一个民族若只会吃，那就是一群酒囊饭袋，一个民族若连吃都吃不出意思，那就越发让人感叹。

2005年1月，作家出版社推出古清生先生《大嘴吃八方》，2005年5月，岳麓书社一举推出古清生先生《鱼头的思想》、《美食最乡思》和《坐在黄河岸边的小镇上品饮》，这是古清生先生走了中国许多地方、做了大量考察、翻了许多资料、历经十年积攒出来的一套有关美食的著作。翻看古清生先生这套著作可以感到，古人所谓“民以食为天”，这“天”的内容确实够丰富，饮食之中有历史变迁，有文化沿革，有民风流转，甚至有地理环境和条件对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的决定和影响。既然是美食著作，当然要谈燕窝鱼翅，如果故意回避，那就有些矫情。但是，古清生先生著作中不仅写了海参鳝鱼大闸蟹，还写了阳谷炊饼、合记烩面和北京的湖北菜 ，还写了绿豆怎样煮夏天和一涮可教天下暖，甚至还写有“辣椒的切法”和“我敬爱的蕃薯”。书籍也许不会对世界有速效而又显著的作用，但和身体发肤有关的书籍，也许对人们倒真会生出别样书籍生不出的影响，我愿意相信，像《大嘴吃八方》和《鱼头的思想》这样的书籍，很可能会使人们的生活精致起来。我们不能像古代皇帝那样让百姓吃肉糜，可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不会有谁不愿让住房更舒适道路更好走饭菜更可口。毛泽东曾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想，老人家可能恰恰把事情弄反了，一朝住进紫禁城，住长了，住惯了，就是给个百八十米的暖气楼，也是不愿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