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性本能与求生.畏死本能活动是如何催生出人类原始文明逻辑范式的?

远古时期，人类逻辑化的生活方式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的本能活动，即求生本能、性本能、畏死本能活动。由此产生了三种神学思维模式：因果链条与自然崇拜；血缘纽带与祖先崇拜；生命传承与灵魂崇拜。

神学逻辑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与人类的现实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把人类生活视野里的一切事物分为可知与不可知两个部分，就会看出它们分别对于人类逻辑思维产生的影响。从逻辑的意义上看，在现实世界里凡是由可知部分的事物所产生的问题，则可以由经验性直觉思维产生的推断来解决，因为事物之间的“意义”联结凭借经验性直觉判断就可以推断出来，比如人不能把手直接伸进滚开的水里。凡是不可知部分的事物所产生的问题，由于它们超出了人们的经验性直觉判断能力之外，事物之间的“意义”联结处于中断状态，也就是说，人们不知道它们之间是如何产生了关系，如何产生了内在变化，比如古人对于风雨雷电现象的无知。这样，它们之间中断了的“意义”联结通常有可能由神学逻辑来完成。

求生本能活动与自然崇拜

在人类生存的世界里，自然界是最主要的对立存在体。人类通过经验的积累，在很多事物之间建立了“意义”的联结。在自然世界里，存在着最基本的逻辑关系，即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逻辑关系，表现为甲物产生乙物，乙物产生丙物，丙物产生丁物……。由此类推，人类便推断出世上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这种因果发生的逻辑关系——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然而，并不是所有事物内部的发生关系都能为人类所知晓，实际上，早期人类所能知道的事物之间的发生逻辑是十分有限的，于是，人们便把无法推断的“怪、力、乱、神”现象归结为神学逻辑。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有原因的，连同整个宇宙都是如此。因而，事物发生的简单原因逐渐在逻辑上升为神——神创造物质变化中不可知的部分，而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便是“第一推动者”，万事万物变化的“第一因”。神与自然世界共同成为人类崇拜的对象，而神成为自然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包括人本身都由最高的神创造、统治。神的创世说是任何一种体系性的神学逻辑都不可或缺的，它是一切神学逻辑的基础。

在蒙昧时代，原始人产生了丰富的神话传说，而这些原始神话大都是人从本能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日益聪明的头脑中创造出来的，是原始人出于对低下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反映。人类对大自然界的必然力量有两种超越方式：一是人类能够现实地通过本能活动——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等逐渐复杂的活动形式作用于自然界，从而使自然界本身受到人类行为活动的改变。这种超越方式主要表现为制造工具、采集狩猎、拦洪防火等具体行为，自然世界的因果链条在人类的行为活动中日益清晰；另一种方式则是由于无知和恐惧感的作用，人类通过自由意识的想象或幻想来认识自然世界，主要是基于神性思维对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作出推论和判断，这正是一切万物有灵论等多神崇拜文化产生的根源。求得生存是人类在原始状态下的第一本能，人们对大自然界的两种超越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多神崇拜文化正体现出人类在生存危机时代的求生意志。

多神崇拜文化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开始投入了意志存在——从蒙昧状态、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过渡。无知的困惑和恐惧感共同催生的神学逻辑是人类求生本能活动的直接产物。因为这种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文明形式起源于人对自然界的必然力量的恐惧感。人类将世界变化发展中不可知的部分经由想象，上升为神学思维，进而发展成为体系性的神学逻辑。原始人对自然世界产生了种种崇拜形式：对他们生存有利的，被视为上苍的赐予，他们崇拜它，危害他们生存的被视为某种超自然力量对人类犯禁行为的惩罚，他们也崇拜。因为人有了求生意志，人类才拥有了人的对象物和对象意识。根据各民族原始神话资料，很容易就会发现，原始人所崇拜的绝不会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各种事物，而是直接与他们的生存有着紧密联系的如天地水火，风雨雷电等涉及生存问题的基本元素。

神学逻辑是早期人类文明的基石。神学逻辑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已经作为特定的主体状态存在着——主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开始清晰起来。“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2页）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学逻辑的诞生意味着人开始把自己，或者说把自己的某一部分当作自我意识的对象，世界图景以其清晰的层次性开始向人类显现出来。

人类在原始时代创造了大量的神话。神话体现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超越意志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神话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维。纵观人类历史，人们很容易发现，人类正是朝着自己在童年时代所幻想的方向前进着——人类在童年时代的神话幻想在几千年后大部分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性本能活动与祖先崇拜

性本能是一种特殊的动物性生理现象。由于人具有意识能力，对于人类来说，性行为不仅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而且也是人与人之间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随着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男女之间在性行为过程中能够形成更加愉悦的性关系。

然而，人类对性本能的认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蒙昧时代，人们不了解性本能活动的“意义”，不知道性与生育之间的因果关系。“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吕氏春秋·恃君览》）。“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列子》）。由此，我们可以称这个时代为人类的性蒙昧——性乱伦时代。

在远古时期，由于人类对于人如何降临人世感到困惑，不能解释本族群的生命起源，因而产生了许多神话传说。那时，人与动物、甚至植物一样，都是有“灵魂”的。人们将某种动物或植物等特定物体视作与本氏族有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一般以动物居多。作为氏族图腾的动物，如熊、狼、蛇，鹰等，是氏族的神圣标志，被视为全族群的忌物，除特殊需要外禁杀禁食；且举行宗教仪式，加以崇拜。图腾崇拜直到今天在许多民族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不少国家的国徽图案中还以诸如鹰、狮等为标志。古代中国有着大量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图腾传说，其中《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就是这样的一篇神话史诗。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以上诗句的大意是（译文参考中华书局《诗经》2011年8月版）：

追溯我们周人的起源，女祖乃是伟大的姜嫄。姜嫄如何生下我们的祖先？她为了求子向上帝祈祷，消除了不能生子的危险。她踏着上帝的足迹舞蹈，心神激荡便与上帝同眠，于是很快就有了身孕，生育了儿郎，这就是后稷，我们的祖先。

当姜嫄怀孕十月期满，初生的婴儿如同肉蛋，圆鼓鼓的肉蛋无法劈开，母亲却无灾无难平平安安。上帝以此显示他的不凡，难道是上帝有所不满？不安于我的精诚祭奠？竟让我生了这样的肉团！

当人们把他丢弃在狭窄的小巷，进出的牛羊却不敢将他蹂躏。把他丢弃在平原的树林中，却遇上了一群伐木的工人。把他丢弃在河边的冰层，却有大鸟前来以翼覆盖其身。当大鸟悠然飞走的时候，传来了后稷啼哭的声音。那哭声悠长而又响亮，路上的行人都听得真真切切。

史诗《生民》中揭示出周族女祖姜嫄所生的“肉蛋”——后稷与上帝、大鸟之间有着特殊的“意义”联结，从而使族群首长后稷的诞生在神学逻辑上拥有了通“天”的神性。这种关于部落以至家族起源的神性思维模式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历史经典中的非凡人物大都具有神性的一面。王者的威权如果没有这种神性来支撑，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人毕竟是万物中的精灵。人有各种各样表现自我意识的行为方式，人会喜笑怒哭，特别是语言的产生更为原始人交流感情提供了更便捷的表达通道。性行为的愉悦感更易于在男女之间产生深厚的情感。远古时代的人们正是以性——血缘关系为人际交往的主轴。在半动物式的原始人群中，最先形成的是母亲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组织。这一组织正是原始家庭的起源。至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人类为什么一开始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母系氏族。母系氏族的存在是因为当时人类对于自身生理现象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没有把两性关系与繁衍后代之间的“意义”联结起来，母亲还不能将自己与某个特定的男人建立稳定的性关系，或者说，某个男人还不能与一群男人分隔开来。人们起初只知道子女与母亲有血缘关联，而不知道父亲的存在，更不知道子女与父亲的血缘关联。当人类发现两性关系与生儿育女之间存在着“意义”的联结，特别是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之后，男性在部落社会中拥有了支配性的权力，母系部落社会组织由于父系权力的介入而逐渐趋于消亡。

只有当人类发现了性本能与生育之间的某种确定性关系之后，人类才有可能从单纯的性本能活动的快感中警醒过来。性器——两性交合——生殖子体，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的除自然界因果链条之外的传承生命的因果观念。在这种因果观念产生之后，人类便形成了生殖器崇拜的文化形式。因为生殖器恰恰肩负着延续本部落生存的功能。史前人类可能存在着一个非常漫长的生殖器崇拜阶段，可称之为“原始生殖文化。”

随着这种生殖因果观念的产生，人类便开始自觉地确认各种血缘关系：最先是子女对母亲的确认；其次是男子归属到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中去（即丈夫对妻儿子女的确认）；再次是子女对父亲、母亲的确认。这样，人类历史上在逻辑意义上的完整的家庭形式开始诞生了。从此，乱伦杂处的原始人群逐渐转变为由一个个家庭联襟而成，群婚制逐渐向对偶婚姻过渡。从中可以看出，性本能活动在这里恰恰充当了血缘关系纽带——一切家庭关系中的组织者的角色。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行为活动在远古时期对于人类思维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性本能活动产生的“意义”联结使人类获得最初的关于人本身的原始因果观念，从而提高了人们的思维水平，并创造出大量与“性”密切相关的原始文化——虽然从文化表象上看不出性的意味，但无论从文化内容还是从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上说，性本能活动都已成为文化形成的重要起因和各种文化源流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我国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中的阴阳符号最初源自男女生殖器的类比，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符号像男根，“——”符号像女阴，由此推演出阴阳、天地、父母、男女、刚柔的体系性逻辑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在回答世界起源问题时，首先从生殖崇拜着眼来解释世界及万物的产生。在这里，天地被比喻为两性的生殖器官；而万物的产生则被归结为两性的交媾。阴阳之气被描绘成孕育万象的神奇之物。人类性文化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源和基础。因为性本能活动直接使人与人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得以强化，从而形成了稳定的族社或种族文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原始生殖文化已深入到后世的社会生产、艺术创作、思想心理以及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

性本能活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又改变了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它最终使人类从性蒙昧时代向性野蛮、性文明时代的过渡。性文化本身恰恰标志着人类性意识的自觉。现代哲学——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性本能活动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永恒的推动力之一，性的意义已经泛化到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

畏死本能活动与灵魂崇拜

原始人每时每刻都存在着生存危机——死亡很频繁地发生着。原始人对死亡感到恐惧，而此时的人类尚处于精神最稚嫩、自为能力最弱小而自在世界的必然力量又最猖獗的恶劣环境中。这就使原始人在产生了解世界的欲望的同时，又陷入极度无知的困惑中。对诸如死亡等人生中的重大问题他们既回答不了，又不得不去回答它们。

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死亡是一种原始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实际上，死亡是一个属于逻辑上的问题。人死亡后留下的遗体如何处理？人死亡之后，曾经活着的“灵魂”哪儿去了？原始人最初对别人的死亡感到不理解——死亡似乎完全是别人的事。后来，人们通过经验逻辑的推理，发现每个人都会有生老病死现象，因而人世间的每一个“我”都会如此。原始人不能从自然主义的逻辑上认识死亡问题，认为死亡与某种神秘的力量有关，操纵这些神秘力量的既有可能是神灵，也有可能是某种特殊的巫术、迷信。直到今天，很多民族对于死亡的认识还带有非自然主义的观念。比如，不少中国人至今仍相信“生死由命”，死亡是“命中注定的”。

在远古时期，人们对于死亡现象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在人的生与死之间建立了逻辑上的“意义”联结。有的民族，比如印度人还在人的前生、今生与来生三世之间建立了严密的神学逻辑范式。

古埃及人相信人是可以永生的。古埃及人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新生的开始。在去往来世的途中，他们生前用过的物品会陪伴他们，食物和饮料也会支持他们走完那段路。古埃及人相信死亡只是一个间断，来生会有人间所有能够享受的快乐。这种来世生活可能通过很多手段达到，包括虔诚地对待上帝，将身体制成木乃伊，以及提供祭祀食物和保持死后仍然存在的精神形式。来生的快乐可以通过将尸体埋葬在一系列简单的葬礼器材中而达到。而最奢华的则是王室建造的雕梁画栋、华丽装饰的陵墓，里面食物、水、陪葬的仆人和其他需求物品一应俱全。当死者进入冥世之前，他必须先面对神圣的审判庭。他在人间的所作所为通过由欧西里斯的42位神的审判。许多审判场景都描绘了“称心”的仪式。在这一仪式中，心脏代表了一个人过去的行为，它与代表正义之神的羽毛比较重量。只有心脏与羽毛平衡或者比羽毛轻才算通过测试，此后死者才能得到永恒。对于埃及人来说，人是由五部分组成的，包括两个物质性特质（名字和影子）和三个无形组成——“卡”（生命力量）、“拔”（人格）和“阿赫”（灵魂）。“卡”在人出生的时候同时形成，人死后，“卡”会像人仍然在世一样继续存活，需要食物和水。“拔”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是每个个体所独有的，然而，它也代表了能力，可以成为神也可以成为死物。“阿赫”是死者冥世存活的形式，是“卡”、“拔”的联合体。一旦联合形成了“阿赫”，它就会成为“受到启示的灵魂”，不变地存活在永生中。

在古埃及，是“卡”把活着的人与“彼岸世界”在逻辑的“意义”上联接在一起；而在古巴比伦，“卡”的地位由“兹”所取代。“兹”是人不朽不灭的部分，当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时，它赋予了人灵魂；当人死亡之后，“兹”会在地下幽暗的世界继续存在。与“利拉”或“鬼魂”不同，“兹”象征着人性，如果这一人性被毁，那么“兹”也就不复存在。一方面，是“兹”赋予了人生命与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离开了个体的人，就没有个体的“兹”。同古埃及人一样，古巴比伦人为死者献上食物与饮品，死者生前喜欢的物品被摆放在坟墓中。

古印度人把各种观点表达在奥义书中，认为无所不在的最高实体是梵，而物质世界乃是它的幻象，个人生活应以自身灵魂与梵的合一为目的。肉体可以消灭而灵魂不会死亡，它要附着在另外的肉体上进行永无休止的轮回。人在来世的命运又取决于现世的行为，这就是所谓业报。凡人一生中产生的业，决定了他的灵魂下次转世重生时，究竟是成为更高等或更低等的人，还是变成一头兽，甚至是一只昆虫。只要认识到梵的本性并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就能超出轮回，摆脱生死，达到解脱。这些思想加上日渐僵化的种性理论，就构成了这一时期产生的婆罗门教的基本精神。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对于死后世界则更显超脱，中国人没有像古埃及与古巴比伦那样的关于死后世界的复杂逻辑。中国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在道家那里是顺其自然的态度，而在儒家思想中，则以《论语·先进》篇孔子答弟子季路问为经典：“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是否有灵魂，灵魂在死后世界应该如何祭祀这类复杂的逻辑问题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似乎是不存在的。虽然也有“厚葬久丧”以及祭祀祖先等宗教习俗，但总体上来看，中国人并没有为人的死后世界花费太多精力。

畏死本能是人类从求生本能的活动中发展而来的，是仅为人类所独有的高级本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对于死亡和死后世界的认识，体现出人类的有意识活动与一般动物的纯粹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畏死本能的活动引导人类对人自身存在的关注，进而寻求一种有着某种信仰和目标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客体的自然神到主体的灵魂世界：神学逻辑完整体系的建立

原始宗教把人的生存问题突出出来，可以说如何求生避死是一切原始宗教文化的核心主题。首先，他们用更虔诚的心理去崇拜自然神，因为在原始人看来，既然自然之神分管着各种自然现象，为了求福避祸，就得讨好它们，于是产生了种类繁多的祭神活动，向神贡献牺牲、诉说心愿、舞蹈礼拜，以博取神的欢心。这便是原始的自然宗教。这种宗教祭祀活动在原始社会中晚期便成了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大事。祖先崇拜是氏族公社母权制时期产生的一种宗教信仰。原始人由对同族死者的怀念和追思，形成对死者的寄托和依赖，祈求祖先保佑。表现于对同族死者的葬式、供奉和祭典。父权制出现以后，便形成了对家长的鬼魂崇拜，以至对已故的部落领导人或战争英雄的神化。图腾信仰是相信人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认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它们。其实图腾崇拜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或氏族神崇拜）融合而成的。

畏死本能对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始宗教的各种崇拜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极为神秘的。如原始人对动物、植物、人体的各部分、土地、手工制品的形状都容易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属性，并可能认为这些神秘主义属性会危及人的生存，甚至会导致人的死亡；原始人的知觉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神秘主义因素，对人的名字、影子、梦境等都有特别的敏感；原始人处于极端的自我中心状态，把万事万物都与自我联系起来，从而找到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以解释或决定他们的行动；原始人为了化解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危险，常通过种种神秘的仪式来达到，如治病驱邪仪式等。

从求生本能、性本能到畏死本能活动及其与神学逻辑上的渊源关系中可以看出，人类对于整个世界的体系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客体的自然神到主体的灵魂世界的演变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神学逻辑思维的发展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过程的演化，实际上，不同神学逻辑的产生在很多情况下是并行的，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以及对于人的灵魂的崇拜并不是谁由谁产生、那一种崇拜形式出现了就会影响到别的崇拜形式等等之类的问题，它们之间往往只是各自表达其“意义”的联结方式。万物有灵论，灵魂不灭，图腾崇拜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人类的行为，它们各自有着产生与演变的路径。

神学逻辑体系化在于将不同的神学逻辑建立在统一的框架内，从而形成体系化的“意义”联结。在这一体系中，人以神学逻辑的方式回答了客体世界乃至主体世界之所以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一切问题。

神学逻辑体系的“意义”联结，其困难之处在于它不仅需要从聪明的大脑里产生出来，并且需要广大的受众共同接受。这是更加复杂的神学与哲学问题，并非本文所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