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依赖理论与乡村草根组织的健康发展

　　〔摘要〕 在“现代化”“商品化”“世俗化”日益成为主要支配机制的农村，一股新生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人注目，即由农民自下而上成立的乡村草根组织。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实践表明，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既依赖于乡村社会的需求强度、资源存量，也依赖于外界环境的友好程度和资源输入程度。依据资源来源的不同，可以将乡村草根组织的发展分为社会选择、市场选择、政府选择三种模式，乡村草根组织必须清晰判断自身的资源禀赋，努力聚合社会资源，积极善用政府资源，充分发掘市场资源，方能实现自身的培育和生成。 　　〔关键词〕 资源依赖，草根组织，蒲韩乡村社区，社会资源，政府资源，市场资源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1-0099-06 　　一、引言 　　乡村草根组织的发育程度是衡量乡村社会自治与活力、衡量村民公民化进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1 〕。然而，在乡村草根组织的研究中，研究者的视角大多集中在草根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角色方面，将大部分的热情集中在村民自治对民主政治�l展的效用方面，较少关注乡村草根组织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较多关注草根组织生成后对农村扶贫、女性成长、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等方面，较少关注乡村草根组织生成前的培育与成长。所以，对乡村草根组织生成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既有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乡村草根组织培育和发展的动因主要有：抵御商品经济的风险，寻求组织力量的保护；乡村草根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愿望；传统文化诱发农民内心组织起来的源动力；政府有选择性的政策引导；传统民间组织法律地位的缺失等。也就是说，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主要有三种动因，即学者的试验、政府试点和村民自发。相较于村民自发，前两种模式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的主体性，不利于拓展村民参与空间。第三种方式尽管带有试错性，但它更具有尊重农民意愿、服务农业生产、村民充分参与的比较优势。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三种即农民自发成立的草根组织。 　　蒲韩乡村社区①（以下简称社区）便是典型的农民自发成立的基层草根组织。它位于山西南端永济市，其服务范围辐射蒲州和韩阳两个乡镇。社区现拥有全职会员48人，男性占15%，女性占85%。目前社区分为3个板块，18个部门，其中公共服务板块下设8个部门，聚焦于儿童教育、乡村文化娱乐、居家养老、村庄建设等内容，力图促进社区在文、卫、体、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提高与改善；经济发展板块下设7个部门，通过充分挖掘社区内部经济资源，以合作的方式发展社区经济，提高会员经济收入，其盈利所得也为公共服务板块提供支持；支持保障板块下设3个部门，其功能在于协调社区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健康有序运转②。 　　本文对乡村草根组织生成分析的理论基础是资源依赖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源依赖理论，是组织理论学派中重要的流派之一。尽管这一理论最开始被用于解释经济市场中企业之间竞争的态势和策略，但在社会网络化连结特征日益明显的今天，资源依赖理论的理论假设、理论基点、解释力和影响超出企业类组织领域，拓展到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更加广泛的组织场域中 〔2 〕。 　　二、蒲韩乡村社区生成过程中的资源依赖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组织是一个利益集合体，生存是组织的首要使命，组织所拥有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决定了组织的实力和竞争力，但组织内部无法解决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唯有通过与环境的互动，采取竞争、联盟、嵌入等策略来获取所需的资源 〔3 〕。因而，不管组织规模大小，组织目标如何，组织技术高低，资源的获取、转化、使用、存储都是其生成过程中重要的活动内容。 　　（一）聚合社会资源：以草根精英为主导超越资源的公私界限 　　蒲韩乡村社区起源于1998年郑冰夫妇在自家农资店进行的技术培训活动。1998年，时为民办乡村小学教师的郑冰，空闲时帮忙打理其丈夫开设的农资店。她发现多数农民购买化肥农药时，不太了解农业技术和实际生产需要，仅仅根据其他乡亲的说法盲目购买和施种。为了吸引顾客，增加农资店收益，郑冰专门邀请农技专家为村民讲授农业种养殖技术。前期的技术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农民对技术知识、信息的需求更是与日俱增。为此，1999年元旦郑冰辞去了教师工作，专心做农民技术培训。从那时起到2001年的两年时间里，她每隔两个月都会自费组织一次科技讲座。 　　由于参加技术培训的多为女性，郑冰周围逐渐凝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乡村妇女，她们成为蒲韩社区成立的第一行动群体（人力资源）。2001年，经常聚集在一起参加技术培训的妇女们又产生了跳舞的想法。郑冰发动寨子村跳舞积极的妇女骨干们，两到三人包下一个村，教其他村的妇女跳舞。利用农业技术培训在周围几十个村庄打下的群众基础，跳舞活动逐渐从寨子村扩大到周围30多个村。跳舞等文娱活动把乡村妇女从家庭的私域拖拽到村庄的公域，引领她们尽情地展示和释放自我，从而塑造了她们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了她们的精神面貌。于是，2002年她们商定成立了寨子村妇女协会。 　　妇女协会的成立，促使妇女文化娱乐活动更具组织化、常规化和制度化，活动的形式日渐丰富，从跳舞到演讲赛、辩论赛，再到小品、相声、知识竞赛、剪纸比赛等。随着活动的增多，妇女协会对活动经费的需求也增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协会采取了多种办法：一是郑冰主动将自家的农资店无偿转归协会所有，盈利所得中除了会员分配之外，其余的均充当活动经费；二是会员自筹；三是发展经济项目，2002年前后协会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先后尝试开设了蒸馍坊、涂料厂、养鸡场、有机农产品等多个创收项目。同时，倚借当地的旅游市场，协会组织妇女在农闲时缝制布娃娃、布袋子等乡土手工艺品在旅游景点销售。 　　然而，在文化娱乐、经济创收过程中，普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她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技术瓶颈。例如，在农业种养殖中，如何科学施肥用药和管理？在缝制手工艺品时，如何才能将传统的剪纸技艺转变为实在的手工艺成品？在蒸馍坊和涂料厂探索中，如何才能提高产品的质量？类似问题还有很多。为了解决协会对知识技术资源的需求，郑冰带领乡村妇女进行了多种努力。一是从农村内部发掘种养殖能手，让他们给村民传授其在种养殖实践中习得的经验教训。二是邀请村庄内部退休返乡的工人、教师等精英加入协会或是参与协会的活动以发挥他们的专长。三是以老带新传帮带，邀请村内身怀剪纸技艺、纺纱织布技艺的老人们为协会的年轻妇女传授剪纸方法、织布染布方法等，保证了手工艺项目的顺利运转。四是组团外出考察。为了实施千亩生态园（有机苹果项目），郑冰率领协会的部分骨干成员专程赴河南南街村考察取经；为了实施村庄垃圾回收项目，协会骨干自费去陕西蒲城考察学习。五是自主学习。郑冰以寨子村为试点，带领妇女成立了28个学习小组，每四人为一小组，每组订阅一本《农家女》杂志，相互传阅。学习的内容贴近妇女生活，主要包括农业科技知识、农村传统文化、涉农法规政策等。 　　由此可见，在乡村草根精英的主导下，乡土社会的各种资源不断集聚和再组合，支撑起了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生成。那么，这种以精英主导的超越资源公私界限的资源聚合模式何以能够成功呢？从寨子村妇女协会的经验中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原因：首先，草根精英有知识和文化。郑冰是初中毕业，曾经当过小学教师，其父亲是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她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家庭的影响使其知识阅历相比同龄的村民要高出很多，作为一位文化人，自然成为村民眼中所信服和依赖的对象，故精英选择有了群众资源基础。其次，大多数草根精英都有超出私人利益的抱负和理想。郑冰对于乡村建设、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有建设乡村、提高村民综合素养的意愿。如她主张对于农民而言，传统乡村文化要优于城镇文化，农村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自信；针对协会的发展，她主张做小做好而非做大做强；针对新农村建设，她建议恢复古香古色而非大破大立等。再次，草根精英关系资源丰富。郑冰夫妇将原本属于自家的农�Y店划归协会所有，她个人通过参加各种活动结识了诸如杨团、温铁军等专家学者，认识了香港宫廷贸易公司负责人等企业领域人员，这些个人资源都被转化成为协会培育和发展的公共资源。最后，乡民有着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在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的人才、物资等资源不断地输入城市，而农村自身则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人力不足、公共服务匮乏、公民权利虚置等诸多困境。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农民的利益主体意识、政治主体意识日益提升，自治诉求亦不断增强。他们要求享有自由发展经济的权利、平等待遇的政治权利、公平公正的社会权利等 〔4 〕。巨大的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需求，促使广大乡民愿意走上资源聚合的自主发展之路。 　　（二）善用政府资源：从行政依赖到密切合作 　　合法性资源是我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是草根组织无法回避的政治社会环境要求 〔5 〕，这也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焦点。例如学者赵秀梅以“自然之友”等草根组织为例，指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环境下，草根组织应该采取自我克制、限制组织规模、利用政府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等策略，通过倚借行政权威增强自身组织合法性以及利用自身领导人的私人关系来影响乃至介入政策议程和监督政府行为 〔6 〕。 　　社会组织的合法性由两个部分组成：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分为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内部合法性由组织合法性和成员合法性两个要件构成。与其他草根组织一样，蒲韩乡村社区在成立之初也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资源困境，致使组织游走在政策法律的缝隙中而艰难前行。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村民的不信任，协会的推广和扩大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合法性困境。“我们去各个村庄宣传协会的时候，村民们要么认为我们是骗子，说哪有免费培训还有分红的好事，要么认为我们是传教的。……我还遇见过村民报警的，派出所的人来了也问我们是干啥子的。为此，让我们哭笑不得，刚开始确实很难！”（引自访谈记录ZZC26，被访谈者ZCP，女，29岁，寨子村人，2012年7月8日）二是法律的不信任。妇女协会的成立源自于会员的契约和商定，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且，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它也不具备登记注册的条件和资格。所以，在法律上协会处于一种非法存在的状态，协会在与经济组织等主体签订的经济契约缺少法律保障。三是当时村“两委”等“官方组织”的不信任。“2002-2003年，我们组织村民进行土地集体化运作栽种苹果树的时候，需要在田间地头打深水井，要将电缆设备从村供电房接到地头，但是村委会以非法土地流转为理由极力阻止我们打井。最终，实在没办法就花三倍的钱从邻村接入电源完成打井工作。他们还让村里的一些家族联合起来，抵制协会的生态家园项目，拒绝缴纳村庄公共卫生清理费用（每月2元）。更气人的是，他们还组织了不同人数（规模）的上访群体多次以多种理由到镇里、市里和中央告我们的状，就是想叫政府把我们灭了。”（引自访谈记录ZZC26，被访谈者ZCP，女，29岁，寨子村人，2012年7月8日） 　　为了获得合法性资源，成立之初，协会积极探索与政府合作，充分利用政府资源。一是致力于村庄公共事务，为村民谋福利，从而获得村民的信任与接纳，不断积聚社会合法性，并用社会合法性来弥补法律和政治行政合法性的不足。例如，除了技术培训和文娱活动之外，协会成立村建理事会，带领村民修路通渠，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组建生态家园理事会，引导村民修建生态厕所，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并在居家互助养老、儿童教育等方面提供多种服务。二是主动寻求政府帮助，以“政府帮手”的角色获取官方的政治认可。在村民技术培训活动中，协会积极向市、镇农业部门求助，市农业局、水利局、科技委等部门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派遣相关的农业水利技术人员免费给协会的农民讲授农业知识技术信息，并赠送了一些科技宣传资料和电脑等设备。在跳舞活动中，协会找到当地妇联组织，希望妇联能够对她们的跳舞予以指导，市、镇妇联看到农民们对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如此向往便欣然答应，先后派遣多名专业老师到村里教妇女们唱歌跳舞，并协助协会组建了自己的秧歌队。 　　在市妇联的推荐下，协会的妇女骨干先后到省妇联接受免费培训，并到全国妇联下属的“农家女”学校学习。当地政府将协会视为一项样板工程，在市计生委、妇联等政府部门的推动下，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彭��云到寨子村视察，并在那里召开了“全国农村人口大院经验交流会寨子村妇女协会现场会”。至此，协会的依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协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密切，基层政府也帮助协会处理来自村“两委”的上访告状等问题。 　　2004年，郑冰组建的草根组织以“永济市农民协会”的名称在永济市民政局注册成立，这也成为新时期我国第一个注册成立的农民协会民间组织。从妇女协会到农民协会，蒲韩乡村社区的影响力和服务范围逐渐溢出了寨子村，溢出了蒲州镇而拓展到蒲州镇和韩阳镇两个乡镇。 　　（三）开拓市场资源：从“游击队”到“正规军” 　　在社会化资源和政府资源的支撑下，协会围绕寨子村周围35个村开展了文化娱乐、环境卫生治理、农产品统购统销、传统文化传承等诸多乡村建设活动。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不能掩盖协会面临的两个矛盾或是困境。一是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矛盾。协会成立之初依靠会员自筹、农资销售、手工艺品售卖等获取的资金尚能够支撑协会的发展运作，但随着协会的成熟和项目的增多，资金方面的困境逐渐凸显。在2004年之后的几年里，协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等社会主体的捐赠，协会所倡导的部分项目也得不到政府的认可和扶持，对政府和社会资金的过度依赖导致协会的自主性严重不足，迫切需要发展自营项目，以实现自力更生。二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矛盾。内循环是协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协会与村民之间、协会与村两委之间的共生共荣系统，外循环是协会与市场、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共生共荣系统。内循环是外循环的基础和前提，内循环系统的不畅必然导致外循环系统“胎死腹中”；而外循环系统发育不良，则协会必然陷入“内卷化”的怪圈而停滞不前。 　　为此，协会为了摆脱“打游击”的生存模式走上常规化发展之路，积极开拓市场资源，实现自身的独立自主运作。一是呼应国家建设绿色家园的倡导，适应市场需求的转变，积极发展有机农业，广泛种植棉花、小麦等有机农作物，成立了26个有机农业合作社（棉花、芦笋、豆类、苹果、柿子、杏、核桃、梨、山楂、香椿、枣、玉米、花椒、红薯、芝麻、鸡、猪、牛、羊、兔、鱼、蔬菜、西瓜、纺线、织布、绣花），并实行统一土地检测用肥、统一预防用药、统一选用种子、统一技术培训、统一达标销售的机制，既增加了协会会员的农业经济收入，也拓展了协会经费的来源渠道，并逐渐打造和形成协会特有的农产品品牌。 　　二是建立城乡互动项目机制。成立城乡互动中心，下设永济、运城两个调研外联组，调查消费者需求，推广有机食品。通过调研获取市场需求信息，在市场信息支撑的基础上，一方面，将村庄的农副产品直接运送到两地的批发市场销售，或是通过中间商销售，其中的溢价部分纳入协会经费实行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直接和城市消费者对接（社区支持农业）。目前运城和永济已经分别有400多户和200多户接受协会直接配送的农产品。直接对接消费者的产品包括有机面粉、玉米面、香油、樱桃、苹果等，其中粮油加工由各村拥有传统加工技术的农户来做。未来，协会计划在城市开设自己的有机产品专卖店以及超市。 　　三、资源依赖中乡村草根组织的发展模式 　　在既有的文献中，学者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生成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王名等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形成有政府选择和社会选择两种模式 〔7 〕64，119，邓国胜则用“推拉理论”的概念动态的展现自上而下的非政府组织形成和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形成模式 〔8 〕。但我国的社会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社区更是如此。上述解释并不能概括草根非政府组织生成的主要情形。在资源依赖理论视域下，从蒲韩乡村社区生成的成功实践来看，应该将市场选择从社会选择中剥离出来，形成市场、社会、政府三元格局的资源场域，继而可以将组织的生成分为社会选择、市场选择、政府选择三种模式。 　　1.社会选择。随着政治空间的释放，基层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权利能力不断增强，他们基于建设自己社区的目的而进行集体行动。社会选择的主体是基层的草根民众，目的是组织和供给社区等小范围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组织方式是民众的集体协商和志愿供给。当部分草根民众，尤其是像郑冰一样的草根精英获得资源之后，会根据自己社区的需求和目标建立草根组织，通过组织化的平台组织民众进行集体行动，维护社区的利益 〔9 〕。他们能够自主决定成立什么样的草根组织、草根组织的规模大小、依赖的资源等等。 　　社会选择的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功能结构的合理性、服务对象结构的合理性、资源获取能力培养的促进。功能结构的合理性是指，草根非政府组织是基于社区服务需求而活动，能够针对性地满足民众的各种需求，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给予很大的关怀性。像蒲韩乡村社区的服务领域涵盖文化传承、生活娱乐、学术交流、环境保护、居家养老、儿童教育等各个方面；服务对象结构合理性体现在，草根非政府组织主要针对在社会阶层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开展活动，如农民工、妇女儿童、鳏寡老人、灾区群众、少数民族、失独父母等，使得社会资源能够稍微向这些弱势群体转移和倾斜；社会选择中资源的有限性，迫使草根非政府组织练就了一身获取资源、转化资源和使用资源的硬能力，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独立发展不乏益处。但社会选择也面临着巨大的资源困境，资金匮乏、办公场所活动场地缺乏、人才不足是社会选择类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2.市场选择。市场选择是指草根非政府组织成立所需的资源主要来自市场，企业、商品市场等是市场选择的主体，这类主体的行为遵循“利益最大化”逻辑，而且资源的交换建立在契约性基础上。故市场选择而产生的非政府组织多以经济合作类组织出现。截止目前，蒲韩乡村社区已经成立了26个二级农业经济合作社。市场选择的非政府组织优势在于组织的财力资源相对充裕，组织交换的规则体系相对完善，组织获得民众支持和拥护的可能性更大，覆盖的服务群体更广；劣势在于，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非政府组织容易偏离公共服务的宗旨和目标，滑向追求经济利润的一�。 　　3.政府选择。政府选择是指政府基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在草根组织的成立、组织活动和资源获取、转化与使用中扮演着绝对的主导性力量。政府选择的目的一般有两个方面：实现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便于社会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政府选择的优势在于，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资源获取较为容易，政府让渡的公共服务项目资源充裕，人力资源的社会招募容易，组织的社会合法性认可度较高，便于组织开展活动。政府选择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一，在政府选择模式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是共生非对称依赖关系，政府决定着非政府组织的命运，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作用仅仅限于部分公共服务的协助式提供，这使得非政府组织自身资源获取、转化和使用的能力大为削弱。其二，政府选择生成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成为行政退休人员的去处，这类非政府组织的组成人员大多是政府退休人员，行政性很强，行事风格也遵循行政命令的模式，不利于建立起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其三，政府选择往往基于政府的需求而发生，但政府需求并不一定是社会需求。即使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非政府组织应该被社会所淘汰，但是这种竞争机制并不能对政府选择的非政府组织产生效用。政府行政许可而存在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占用和浪费大量的稀有资源。 　　以上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因而草根组织的选择不是单一的，一般情况下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蒲韩乡村社区的实践表明，组织的资源来源并非是唯一的，组织所需要的资源可能同时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而资源来源的结构也不是静态的或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组织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在组织发展的不同时期，组织资源的主要来源渠道不一。例如，在蒲韩乡村社区的酝酿期，其资源更多地来源于乡土社会；当蒲韩乡村社区逐渐发展壮大后，乡土社会的资源已经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因而转变策略，更多地依赖市场；组织成熟之后，具有较大的谈判能力，资源可能来源于政府。所以，草根组织生成的三种选择模式并不是孤立的和彼此无涉的，而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在组织生成的不同阶段，依赖不同的选择模式。这是因为不同的选择模式各有其优缺点，能够适应不同种类草根组织和草根组织生成的不同阶段的资源需求。具体而言，三种选择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法律地位、难易程度、自主性等方面。 　　在法律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方面，从易到难的连续图谱分别是政府选择、市场选择、社会选择。由于合法性资源的差异，政府对于三种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管理策略也显著不同，对政府选择的非政府组织管制较少，扶持较多；对市场选择的非政府组织指导较多，更多依赖市场规则对其进行约束；对社会选择的非政府组织则管制较多，而且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监督和压制，在资源获取和组织活动方面会有直接或间接的阻挠。相应的，政府选择的非政府组织最容易成立，社会选择的非政府组织最难成立，市场选择的非政府组织居中。由此导致了我国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游离于体制之外，反而提高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自主性方面，三种选择的连续图谱则正好相反。政府选择的非政府组织行政性最强，自主性最弱；社会选择的非政府组织游离于体制之外，自我选择和自主行动的空间更大，行政性最弱，但活动的范围有限；市场选择的非政府组织在市场领域也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只要不违背市场运行的规则，一般不会受到来自政府的管制。 　　四、结语 　　由上可见，在社会资源、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多元支持下，蒲韩乡村社区得以培育、生成、发展和走向成熟的运作轨道，其业务活动已经涉及农业科技培训、农资销售、村庄建设、文化娱乐、居家养老、经济合作、文化传承、金融服务、环境保护、农民新民化培训、孩童教育等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 〔10 〕。乡村草根非政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巨大作用之所以逐步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同，主要缘于以下几方面：一是整合原子化的村民，提升农民集体行动的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从强制拆迁、血泪讨薪等事件中不难看出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且农民维权的方式缺乏理性和有效性。通过农民组织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可以提升农民的谈判能力，引导农民运用更加理性的策略实现更有效的维权。二是提供组织和供给公共服务。以村委会为核心的传统农民自治组织由于行政性强、独立性弱、代表性差等原因，不能较好地组织乡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而乡村草根非政府组织能够整合乡村社会分散的资源，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实现公共服务的自治供给。三是有助于培育新型农民，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 〔11 〕。在传统政治参与渠道受阻时，乡村草根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种制度外的治理参与渠道和可能，农民参与草根非政府组织，能够在自治的实践中培育自身的公共意识和公民精神，同时满足自身的公益需求。 　　但进入发展期的乡村草根组织，其资源依赖并未结束和消失。由于在组织的培育生成期、发展变化期、成熟期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资源依赖需求和活动，蒲韩乡村社区也将面临着新的资源挑战和实施新的资源依赖。由于乡村草根组织多以血缘、业缘、地缘为纽带，人情面子主导着组织发展的规则体系，由此产生了两大问题：一是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滋生依赖于乡村社会的结构和信任存量，但其发展成熟之后就必须拓展自身的社会结构和信任存量，从以宗亲为纽带的礼俗社会走向以契约为纽带的法理社会；二是以互惠为基础的乡村人际信任网络主导着乡村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据此乡村草根组织受制于人情世故，分出亲疏远近，缺乏严密的职责分工和权责监督体系，组织结构松散随意，不能够很好地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职能，可能导致乡村草根非政府组织与正式的组织渐行渐远，脱离既定的发展轨道和目标。因此，乡村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完善任重道远。 　　注 释： 　　①该社区的名称几经改变，先后历经了“寨子村科技服务中心”“妇女协会”“永济农民协会”“蒲州镇果品协会”“蒲韩乡村社区”，但其实体、性质、宗旨、功能并未发生本质改变。 　　②这些部门具体包括公共服务板块：生态家园、农民学校、电脑/图书服务、农机服务、儿童教育、居家养老、妇女活动中心、文化传播中心；经济发展板块：红娘手工艺合作社、农资连锁店、有机联合社、青年农场、城乡互动中心、社区餐馆、社区日化商店；支持保障板块：财务部、后勤部、社区办公室。 　　参考文献： 　　〔1〕邓国胜.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现状与障碍〔J〕.社会观察，2010（5）. 　　〔2〕马迎贤.组织间关系：资源依赖理论的历史演进〔J〕.社会，2004（7）. 　　〔3〕Thompson，J.D.，and McEwen，WJ.Organizational Goals and Environment： Goal-Setting as an Interaction Proces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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