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的"三吴"考辨

作者：杨恩玉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06期

　　“三吴”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不仅在有关东晋南朝的史书中频繁出现，而且当今学者在论著中也经常讲到。但对于吴郡、吴兴郡之外的第三个郡，唐代以来就有三种不同观点。郦道元《水经注》认为是会稽，《元和郡县图志》与《通典》都主张为丹阳，《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则断定为义兴。对此问题，南宋人范成大最早予以探讨。他指出：唐朝人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主“丹阳说”，又提出“义兴说”；《郡国志》主“义兴说”，又承认“丹阳说”。他断定“丹阳说”“为正”，同时又说：“吴郡与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甚明。”①王鸣盛对此疑难问题感慨说：“史文回互，颇难详究。”他的结论与范成大相同，既认为“丹阳说”“为定论”，又承认“会稽说”。②《辞海》的编者主张会稽与丹阳“二说比较合于原意”。③《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观点与之类似。④王铿通过考证持“会稽说”。⑤余晓栋则主张东晋时为“丹阳说”；南朝时“三吴概念逐渐模糊”，“多种说法并存”。⑥全面深入考察史书记载，笔者认为，“会稽说”与“丹阳说”皆不足凭信，只有“义兴说”合乎实际，而且东晋南朝一直如此。但《辞源》与《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对“三吴”的解释都没有“义兴说”。⑦古今学者大多持“会稽说”，⑧王先生与余先生的观点又都持之有据。故本文拟对“三吴”的含义进行考证与辨析。

　　余晓栋认为，“东晋时期，三吴实指‘吴郡、吴兴、丹阳’”，“因为在《晋书》、《宋书》等史书中，都找不出可以驳斥‘丹阳’说的有力证据，而对‘会稽’说和‘义兴’说却难证其是”。其实不然。首先，在东晋南朝，对于“义兴说”我们可以举出不少确凿的例证。下文就选取若干史料，略作分析说明。

　　阳羡人周玘率领“乡里义众”，“三定江南”，因功被任命为行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元)帝以玘频兴义兵，勋诚并茂，乃以阳羡及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世别为义兴郡，以彰其功焉……流人帅夏铁等寓于淮泗，(王)恢阴书与铁，令起兵，己当与玘以三吴应之”。⑨周玘“三定江南”依靠的是“乡里义众”，他要叛乱仍然要借助“乡里义众”。此处的“三吴”，自然包括他的家乡所在地义兴与任职的吴兴。义兴在三吴之列，是显而易见的。

　　刘宋前废帝“景和元年(465)，罢东扬州，(刘)子房以本号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太宗即位……长史孔觊不受命，举兵反……三吴晋陵并受命于觊”。⑩此“三吴”可以考出。孔觊“发兵驰檄……吴郡太守顾琛……据郡同反。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一时响应”。(11)史书又载：泰始二年(466)正月，“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摽、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12)这两条史料充分说明，上文的“三吴”是指吴郡、吴兴、义兴三郡。

　　宋明帝“与刘勔、张兴世、齐王诏曰：‘吴喜……及泰始初东讨，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于朝廷则三吴首献庆捷……’”(13)此“三吴”不难考证。宋明帝在东讨檄文中说：“殿中将军杜敬真、殿中将军陆攸之、建武将军吴喜，甲楯一万，分趣义兴。”吴喜率军“至国山县界，遇东军于虎槛村，击大破之，自国山进吴城，去义兴十五里……交战尽日……进义兴南郭外……义兴军既为吴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晋陵……喜至吴兴，顿置郡城……晋陵既平，吴中震动，吴兴军又将至，顾琛与子宝素携其老母泛海奔会稽”。(14)国山县属义兴郡；吴喜首先出兵和平定的是义兴郡，战斗最激烈也在义兴，然后平定吴兴、晋陵、吴郡。这说明上文的“三吴”指义兴、吴兴与吴郡。

　　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奉朝请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辞证甚博。其略以为：‘……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15)连年的水灾史书有记载。建元元年“九月辛丑，诏：‘二吴、义兴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16)《五行志》对此也有记载：“建元二年，吴、吴兴、义兴三郡大水。二年夏，丹阳、吴二郡大水。”(17)由“二年夏”可知，“建元二年”的“二”为“元”之讹，形近而误。建元四年六月“戊戌，诏曰：‘……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18)三次水灾，两次提到义兴，会稽则没有涉及，这说明义兴应在“三吴”之内。余晓栋据前一条史料说：“显见义兴不在‘三吴’之内，否则……可直接称三吴。”这一推理难以成立，因为如上所述，吴郡与吴兴可以合称二吴，也可以并举；吴郡、吴兴与义兴可以合称三吴，也可以一一列举。余先生推理的反证是“二吴”与丹阳并举，建元二年“六月癸未，诏：‘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19)

　　“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泄浙江。中大通二年(530)春……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就役”。(20)吴兴郡要兴修水利工程，征发的是吴郡、吴兴、义兴三郡的民丁，说明这三郡关系密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所以合称三吴。

　　其次，驳斥“丹阳”说的有力证据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五条：其一，大明六年(462)“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臣诛，斧钺用，吴、越有忧’……自后三年……羽林兵入三吴讨叛逆”。(21)刘彧杀死前废帝刘子业，于泰始元年十二月即皇帝位，刘子业诸弟举兵反。“羽林兵入三吴讨叛逆”与上文所述吴喜“直造三吴”为同一件事情。“时诸方并举兵反，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22)“时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阳一郡，而永世县寻又反叛”。(23)泰始二年正月，“永世县民史逸宗据县为逆，殿中将军陆攸之讨平之”。(24)这说明，除永世县短暂反叛外，丹阳郡在朝廷的牢固控制之下，不应在羽林兵讨伐叛逆的三吴之内。其二，刘宋吏部尚书谢庄在给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的信中说：“前时曾启愿三吴，敕旨云‘都不须复议外出’”。(25)谢庄请求去三吴任职，孝武帝称之为“外出”，显然三吴在丹阳之外，即丹阳不在三吴之数。其三，齐末，梁武帝率兵围攻建康，“时三吴多乱，高祖命(萧恢)出顿破岗”。(26)破岗在丹阳郡最东边的句容县。萧恢在破岗防备来自三吴的军事进攻，三吴自然不包括丹阳郡。其四，东晋末期，“东郡既由兵掠，因以饥馑，死者甚重。三吴户口减半，会稽则十三四，临海、永嘉死散殆尽”。(27)郡又称东诸郡、东方诸郡，即建康以东的郡，后面列举的诸郡可证，此外“三吴”与会稽并举。因此三吴不包括丹阳郡，也不包括会稽郡。其五，丹阳说不能成立的另一重要依据，如同王铿所言：“东晋以后，丹阳郡与吴郡、吴兴郡并不接界，不是一个地区。”对此余晓栋反驳说：“王铿先生认为丹阳与吴郡、吴兴并不接壤，而是被义兴、晋陵分割。关于这一点，并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资料加以说明……若是真如王先生所说，那丹阳郡在近五十年里难道一直独郡孤悬不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王先生所说是正确的，余先生的辩驳难以成立。“令人信服的资料”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一看就一目了然，毋庸多说。就扬州而言，丹阳与晋陵、义兴等连成一片，并未“独郡孤悬”。如果丹阳、吴郡、吴兴为三吴，就此而言，丹阳才会“独郡孤悬”。这恰好反证，“丹阳说”难以成立。丹阳与吴郡、吴兴不相连接，是丹阳不属于三吴的铁证。余先生的疏误缘于失检。

　　认为三吴指吴郡、吴兴、会稽，是古今学者普遍的观点。范文澜与王仲尧的见解与此不同，但也认为会稽在三吴之内。(28)因此，很有必要列举事例来商榷“会稽说”。

　　上文已经考证，“三吴首献庆捷”的“三吴”，是指义兴、吴兴与吴郡；此外还有晋陵郡。所以，史书接着说：“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吴喜统全景文、沈怀明、刘亮、孙超之、寿寂之等东平会稽”。(29)这明确显示会稽不在三吴之内。

　　王铿说：“在笔者所见的含有‘二吴’一词的史料中，尚未发现有会稽与二吴并列分言之例，这反过来证明了会稽为三吴之一。”从逻辑上说，三吴的含义不取决于会稽、义兴与二吴并列与否，而决定于会稽、义兴与三吴是否并举。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孙)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30)孙恩在会稽发动暴动，自然响应孙恩的三吴不包括会稽。会稽与三吴并举，明确显示会稽不在三吴之中。考之史书，响应孙恩的诸郡中的确有义兴。隆安三年“十一月甲寅，妖贼孙恩陷会稽，内史王凝之死之，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崇、义兴太守魏隐并委官而遁，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皆遇害”。(31)然会稽已经被孙恩攻陷，自然不在响应孙恩的‘三吴’之列，而义兴显然包括在内。“三吴皆相应”，是以吴郡、吴兴、义兴三个郡为代表而言，此外还有临海、永嘉二郡。

　　刘牢之“镇京口。及孙恩攻陷会稽，牢之遣将桓宝率师救三吴，复遣子敬宣为宝后继。比至曲阿，吴郡内史桓谦已弃郡走，牢之乃率众东讨，拜表辄行。至吴，与卫将军谢琰击贼，屡胜，杀伤甚众，径临浙江”。(32)孙恩作乱，“加(徐州刺史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讨恩。至义兴，斩贼许允之，迎太守魏鄢还郡。进讨吴兴贼丘尩，破之。又诏琰与辅国将军刘牢之俱讨孙恩”。(33)王师平定义兴、吴郡、吴兴三郡之后，才东渡浙江进攻会稽，这说明“桓宝率师救三吴”的“三吴”指以上三郡，会稽不在其中。

　　“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沈)亮议以‘……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餐饵所资，尤宜禁断，以息游费。’即并实行。世祖出镇历阳，行参征虏军事”。(34)据《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时期的禁酒有两次，分别在十二年六月与二十一年正月，而武陵王刘骏出镇历阳即担任南豫州刺史在十七年。因此，上文的禁酒发生在十二年，该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京邑乘船。乙酉，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数百万斛赐五郡遭水民。是月，断酒”。(35)前边只提到丹阳等四个郡，与“五郡遭水民”相抵牾，二者必有一误。《南史》卷二《文帝纪》所载为五个郡，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吴兴、义兴大水，都下乘船”。又，“元嘉十二年，东诸郡大水，民人饥馑，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米三百”。(36)这两条史料说明，《宋书·文帝纪》的引文涉后文“吴兴”，“吴”字重出，被后人误删，当据此补；上文的“三吴”指吴郡、吴兴、义兴三郡。因为这三郡受灾最严重，所以史书用“三吴”来泛指以上五郡。既然从会稽运米到受灾的五郡，自然会稽不在“三吴水淹”的“三吴”之内。

　　孔觊“出为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加辅国将军，行会稽郡事。太宗即位……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璪至，说觊以‘……今南北并起，远近离叛，若拥五郡之锐，招动三吴，事无不克。’”(37)“五郡”指上文所述刘子房都督的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等五个郡。“五郡”与“三吴”并举，说明二者是并列关系。又，会稽已经在孔觊的直接控制之下，无须再去“招动”。据此可以断定，会稽绝不在三吴之列。

　　“徐嗣徽、任约等引齐军济江，据石头城，高祖问计于(韦)载，载曰：‘齐军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38)揣摩韦载的话可知，此“三吴”应该指临近建康的吴郡、吴兴、义兴三郡，会稽不在其中。因为：其一，北齐军队不可能径直渡过浙江到达会稽；其二，如果齐军占据了会稽，就到达南朝的最东端与大海，就不能再“略地东境”。

　　学者们在论证“会稽说”或“丹阳说”时，列举了不少史料作为证据。这些史料的确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很有必要在此逐条予以辨析，同时进一步考证三吴的含义。

　　王铿提出：“东晋南朝的三吴地域，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广义的三吴地域“从北朝看来，它甚至就是南朝的代名词”。这是正确的，但还有余义可发。“桓玄辅晋，以(王镇之)为大将军录事参军。时三吴饥荒，遣镇之衔命赈恤，而会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镇之依事纠奏”。(39)据此，会稽似乎在狭义的三吴之内，其实不然。元兴元年(402)，“无麦禾，天下大饥。二年春二月乙卯，桓玄矫诏自称大将军……秋八月，玄又自号相国”。(40)由此可知，“三吴饥荒”即“天下大饥”，“三吴”泛指东晋全境。这是广义三吴的一个例证。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宋文帝的太子刘劭弑君篡位后，武陵王刘骏驰檄京师说：“传檄三吴，驰军京邑，远近俱发，扬旍万里。”(41)此处的“三吴”绝非狭义的三个郡，而是广义，指南朝全境。可见，并非仅北朝称南朝为三吴，东晋南朝人也称自己的国家为三吴。

　　三吴在广义和狭义之外还有第三个含义，即指代扬州。例如，“先是，(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扬州刺史何)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宜复发而止”。(42)由前文的“欲发扬州奴”可知，此“三吴”指扬州，我们还可以举出两条佐证。大兴四年(321)五月庚申诏：“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43)“中兴建……(戴若思)出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44)陶回在平定苏峻之乱后，“擢补北军中侯，俄转中护军。久之，迁征虏将军、吴兴太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回上疏曰：‘……不如开仓廪以赈之。’乃不待报，辄便开仓……由是一郡获全。既而下诏，并敕会稽、吴郡依回赈恤，二郡赖之。在郡四年，征拜领军将军……咸和二年，以疾辞职，帝不许”。(45)平定苏峻之乱在咸和四年(329)二月，陶回“以疾辞职”绝对不会在咸和二年。咸和共九年。观陶回的仕历可知，此“咸和二年”应为“咸康二年(336)”。“成帝咸和五年，无麦禾，天下大饥”。(46)这与上文的记载在时间上相吻合。据此可知，当时是全国“人饥谷贵”，“三吴尤甚”是指扬州地区特别严重，“三吴”不是狭义的三郡，而是指代扬州。

　　咸和三年五月，苏峻“遣管商、张瑾、弘徽寇晋陵，韩晃寇义兴。吴兴太守虞潭与庾冰、王舒等起兵于三吴。”(47)因为王舒为会稽内史，人们很容易认为会稽属于狭义的“三吴”。这仍是表面现象。“司徒(王)导密令以太后诏谕三吴吏士，使起义兵救天子。会稽内史王舒以庾冰行奋威将军，使将兵一万，西渡浙江。于是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众等皆举兵应之”。(48)庾冰是前吴国内史，他起兵之初就进入吴兴作战。起兵的主要官员是吴郡、吴兴、义兴三郡前任与现任的长官。叛军没有东渡浙江到达会稽，起兵和战斗的地区也主要是在以上三郡。“起兵于三吴”的“三吴”，理应指代这三个郡。而“诏谕三吴吏士”，与刘骏“传檄三吴”类似，“三吴”指东晋全境。

　　苏峻之乱平定后，“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49)此“三吴”不能简单理解为狭义的三郡。诸葛恢出任会稽太守之前，元帝对他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50)沈约评论说：“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51)沈约又说：“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52)这都反映出会稽郡的富庶。正因为如此，车骑大将军郗鉴派遣将军夏侯长去劝说平南将军温峤说：“今贼(苏峻)谋欲协天子东入会稽。”(53)这都足以说明，“三吴之豪请都会稽”在情理之中，并非完全出于私利；迁都会稽应该是大多数扬州豪门的意愿。否则，狭义三吴所指三郡之外的其他扬州门阀难道就不希望迁都会稽吗？因此，这里的“三吴”不是狭义的三郡，它应指代扬州。

　　王敬则迁会稽太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上许之。竟陵王子良启曰：‘伏寻三吴内地，国之关辅，百度所资……臣昔忝会稽，粗闲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54)不能据此断定会稽属于狭义的“三吴”，因为此处的“三吴”不是狭义。萧子良在另一篇上启中说：“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宜在蠲优，使其全富。”(55)萧子良所说的“三吴”，相当于汉朝的三河、三辅地区，是朝廷财富的渊薮，因此不是指狭义的三郡，而是指代扬州。沈约评论说：“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州”；此二州“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56)沈约又说：“江南之为国盛矣……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圯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57)这充分说明萧子良所说的两个“三吴”都指代扬州。“扬部有全吴之沃”，即扬州是先秦吴国境域内最富庶的地区，所以用三吴来指代扬州。“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58)有学者将此“三吴”解释为：“吴郡、会稽、吴兴。”(59)据上文所述可知，此“三吴”应指代扬州。同样的用法又如，“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60)

　　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四月壬戌，皇太后诏曰：‘……三吴奥壤，股肱望郡，而水旱并臻，百姓失业……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受赈贷者即以赐之’”。(61)王铿提出：此处的“三吴”“是一种泛称”，“‘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恐怕应该是‘三吴中的义兴、晋陵、会稽’之意”。这一见解可能不妥。太和六年(371)“六月，京都及丹阳、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并大水”。(62)“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十月，大旱，饥……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旱。”(63)可见，水灾与旱灾并非仅限于三个郡，结合“三吴奥壤，股肱望郡”可知，第一个“三吴”应指代扬州。王鸣盛说：“宁康诏文会稽与义兴、晋陵皆在三吴之外，尤为显然。”(64)果真如此的话，“水旱并臻，百姓失业”的是“三吴”，为何要免除这三郡的租布呢？这显然于理不通。笔者认为，上文的第一个“三吴”指代扬州，第二个“三吴”则为“二吴”之讹。二吴指吴郡与吴兴。如果将二吴与义兴也合称三吴，容易与前一个三吴混淆。所以诏书用了“三吴”与“二吴”两个概念。“二吴”史书多有记载，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建元元年与二年诏书所言即是。这样，上述史料就可以合理解释了——扬州地区连年“水旱并臻，百姓失业”，其中吴郡、吴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他受灾稍轻的郡县“听除半年”。

　　南郡王萧大连，“太清元年(547)，出为东扬州刺史……会稽丰沃，粮仗山积，东人惩(侯)景苛虐，咸乐为用，而大连恒沉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连弃城走，追及于信安县，大连犹醉弗之觉。于是三吴悉为贼有”。(65)玩味传文可知，侯景叛军自北向南进军，东扬州沦陷，标志原来的整个扬州全部被叛军占领。此“三吴”并非狭义，它仍然是指代东扬州分立之前的旧扬州。

　　蔡兴宗，“迁镇东将军、会稽太守……三吴旧有乡射礼，久不复修，兴宗行之，礼仪甚整”。(66)此“三吴”仍非狭义，可能指代南朝全境，因为乡射礼是中华传统的礼仪，并非某个地区所特有。

　　“苏峻反，加(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67)这里三吴与义兴并举，学者们据此论证会稽或丹阳为三吴之一，而义兴不在三吴之内。但这条史料有讹误，需要经过校勘，才能使用。三吴加上晋陵、宣城、义兴为六郡，与后文的“五郡”不合。王鸣盛对此解释说：“潭所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凡有六郡，而言五郡者，盖彼时潭已自为吴兴太守，则三吴之中固居其一矣。今加督五郡而言三吴，则疑晋人已主吴兴与丹阳、吴郡为三吴，除去吴兴，连晋陵、宣城、义兴数之，则五郡也……《成纪》及《刘牢之》、《陶回传》随便言之，不必泥。”(68)因为虞潭担任吴兴太守，所以督军事的郡就不计算在内，这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督诸郡或诸州军事者，全部将兼任太守或刺史的州、郡统计在内。王鸣盛的解释为牵强附会，他拘泥于狭义的三吴，不清楚它的三层含义，对这些史料均未能作出圆满诠释，以史书“随便言之，不必泥”搪塞。清人劳格认为：“三吴，会稽、吴郡、吴兴也。并晋陵等三郡，凡六郡。此云五郡，误。”(69)劳格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五郡”并不误。同传下文又言：“(陶)侃等假潭节、监扬州浙江西军事。”“及(陶)侃立行台，上(王)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70)陶侃对虞潭和王舒的任命发生在同时，王舒所“监浙江东五郡军事”，为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虞潭“监扬州浙江西军事”，与苏峻加虞潭“督五郡军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虞潭所督的为浙江西五郡，即吴郡、吴兴、晋陵、宣城、义兴，不包括会稽在内。丹阳是京师所在地，苏峻绝不会让虞潭督之的。因此，上文的“五郡”不误，“三吴”应为“二吴”，形近而讹。这样，就不能由《虞潭传》的记载，得出义兴不属于狭义三吴的结论了。史书中“二吴”一词常见，而且多与义兴并举，因为三郡毗邻，境况往往相同。除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史料外，又如，刘宋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濬在上书中说：“州民姚峤比通便宜，以为二吴、晋陵、义兴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沪渎壅噎不利，故处处涌溢，浸渍成灾。”(71)

　　上文对三吴的含义及其三种说法进行了考证、辨析，接下来从三吴的成因、会稽都督区、“吴会”概念等三个方面，来进一步论证狭义的三吴之一是义兴而非会稽。

　　会稽郡为秦朝所设立，“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为吴郡”；吴兴郡在“孙皓宝鼎元年(266)分吴郡、丹阳立”；义兴郡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分吴兴之阳羡、丹阳之永世立”。(72)王铿说：“从行政区划的历史来看，吴郡、吴兴、会稽本来在行政上是属于一个地区。”这固然不错。但仍不能将此作为会稽为三吴之一的证据。人所周知，韩、赵、魏三国由晋国分裂而成，合称三晋；阳平郡、广平郡都由魏郡分立，三者合称三魏。同理，既然吴郡、吴兴都是由会稽分出来的，那么三郡就该合称“三会”，而不应该称“三吴”。在孙吴与西晋时期，或者说在吴兴建立之后、义兴建立之前的38年期间，狭义的三吴为何没有出现？为何它迟至义兴郡建立之后的东晋才出现呢？这只能将狭义的三吴界定为吴郡、吴兴、义兴三郡，以上疑点才能解开。吴兴、义兴基本由吴郡分立，三郡同处太湖流域，而太湖地区被称为吴中，(73)所以三者合称三吴。

　　王鸣盛指出：“周时吴国之境北以长江为限，其西不过至今江宁而止，自此而西则为楚地矣，南与越以浙江为界，故唐人诗亦云‘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74)这说明吴境南到浙江为止，这一观念到唐朝依然如此，东晋南朝时期自然更是这样。东晋南朝时期，吴郡、吴兴与会稽之间仍有浙江阻隔，而浙江东的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等五郡，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东晋时期王羲之请求分会稽为越州。严耕望指出：“事虽未成，但浙东五郡有独立为一区之势，其来旧矣。”严先生对东晋、宋齐、梁陈的会稽(东扬州)都督区，宋梁陈时期以这五个郡为主建立的东扬州，有翔实考证。(75)这都反映出会稽在内的浙江东五郡当时别为一个独立的地域。所以，会稽不应在狭义的三吴之列。

　　由于三吴与会稽是当时经济发展最好、最富庶的地区，所以二者可以合称“吴会”。范泰给宋少帝上封事进谏言：“近者东寇纷扰，皆欲伺国瑕隙，今之吴会，宁过二汉关、河，根本既摇，于何不有。”(76)“吴会”与“二汉关、河”对举，并被称为“根本”，应该指最富庶的三吴与会稽地区。学者将东晋时的“吴会”解释为：“指吴郡会稽旧郡一带、江浙地区”，(77)是符合实际的。“吴会”一词在三国时期就有，指吴郡与会稽；(78)东晋南朝时则指三吴与会稽，地理范围基本一致。三国至南朝“吴会”概念的继续沿用，说明狭义的三吴不包括会稽。

　　人们对狭义三吴的含义一直争论不休，源于不清楚它的三层含义。刘纬毅说：“《三吴郡国志》吴韦昭撰……汉分会稽为吴、吴兴、丹阳三郡，故称三吴”；“《三吴土地记》亦名《三吴记》，晋顾长生撰……按，三吴即吴郡、吴兴、丹阳”。后者有如下两条材料：“吴大帝赤乌三年七月，有王述者采药于天台山……述良久登峻岩四望，见海上风云起”；“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刘枢，字正一，自江陵归鄂下，宿上明洲”。(79)据此可以推断刘先生对三吴的解释不妥当。此处的天台山是指今浙江台州市天台县的天台山。该县孙吴时名为始平县，两晋南朝为始丰县，都属临海郡。(80)东晋荆州刺史桓冲“上书曰：‘……南平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资业军人……’于是移镇上明”。(81)上明在荆州南平郡。鄂下指鄂县，在武昌郡。(82)以上两则故事均发生在吴郡、吴兴和丹阳三郡之外，从而说明《三吴土地记》的“三吴”不是狭义的三郡，而是东晋全境。同样可以断定《三吴郡国志》的“三吴”也不是狭义，而是指东吴全境。《辞海》说：“义兴始置于晋，则三国时不应已有三吴之称。”(83)《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也持类似观点。(84)余晓栋否定“义兴说”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义兴郡设立于‘三吴’概念出现之后”。这些见解都不能成立，因为《三吴郡国志》的“三吴”是指孙吴全境，狭义的“三吴”概念是在东晋之后才出现的。余先生指出：“在正史典籍中，‘三吴’始见于《晋书》，第一次是在《晋书·帝纪第六》中：‘(晋太兴二年)是岁，南阳王保称晋王于祁山。三吴大饥。’”这年五月“壬戌，诏曰：‘天下凋弊，加以灾荒，百姓穷困，国用并匮，吴郡饥人死者百数……’”(85)“元帝太兴二年六月，吴郡米庑无故自坏。天戒若曰，夫米庑，货籴之屋，无故自坏，此五谷踊贵，所以无籴卖也。是岁遂大饥，死者千数焉”。(86)这说明正史中第一次出现的三吴是指广义的东晋全境。余晓栋论证“丹阳说”举了如下两条史料。“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韬干戈于府库，破舟船于江壑”；(87)“自德宗以来，内外乖贰，石头以外，皆专之于荆、江，自江以西则受命于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刘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吴而已”。(88)如果将这两个“三吴”解释为狭义的三郡，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晋武帝绝不可能仅搜刮三个郡的财物；东晋朝廷也不可能仅控制三个郡的地盘。前一个“三吴”与“西蜀”并举，显而易见是指孙吴全境。后一个“三吴”与豫州、兖州、荆州并举，指代扬州。当时张法顺对司马元显说：“桓玄……专有荆楚……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吴耳。”(89)张法顺所言与后一条材料相一致；这里的“三吴”与“荆楚”对举，进一步说明它指代扬州。

　　三吴的“会稽说”和“丹阳说”的产生，范成大和王鸣盛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首鼠两端，以及人们对三吴的聚讼纷纭，都是由于不了解三吴的三层含义造成的。

　　①范成大：《吴郡志·考证·三吴》，《丛书集成初编》第315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5页。

　　②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30—332页。

　　③参见《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④参见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⑤参见王铿：《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本文引王先生的话皆出此，不赘。

　　⑥余晓栋：《东晋南朝“三吴”概念的界定及其演变》，《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本文引余先生的话出此，不赘。

　　⑦参见《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6页。《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⑧参见劳格：《晋书校勘记》，《丛书集成初编》第16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8页；汪士铎：《三吴考》，见《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1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0页；唐长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9页注释1；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注释6；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何德章：《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学海》2005年第2期。不胜枚举。

　　⑨《晋书》卷五八《周处传附子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73页。

　　⑩《宋书》卷八○《松滋侯子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61页。

　　(11)《宋书》卷八四《孔觊传》，第2156页。

　　(12)《宋书》卷八《明帝纪》，第156页。按，“袁摽”的“摽”，疑有误，似乎应从《孔觊传》作“标”，因为《南史》卷三《宋明帝纪》与卷二七《孔琳之传附孙觊传》也都记载的是“袁标”(第78、736页)。《资治通鉴》记载的也是“袁标”(第4096页)。

　　(13)《宋书》卷八三《吴喜传》，第2116—2117页。

　　(14)《宋书》卷八四《孔觊传》，第2156—2161页。

　　(15)《南齐书》卷三七《刘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52页。

　　(16)《南齐书》卷二《齐高帝纪下》，第35页。

　　(17)《南齐书》卷一九《五行志》，第384页。

　　(18)《南齐书》卷三《武帝纪》，第46页。

　　(19)《南齐书》卷二《齐高帝纪下》，第36页。

　　(20)《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8页。

　　(21)《宋书》卷二六《天文志四》，第752—753页。

　　(22)《宋书》卷五七《蔡廓传》，第1581页。

　　(23)《宋书》卷八六《殷孝祖传》，第2190页。

　　(24)《宋书》卷八《明帝纪》，第156页。

　　(25)《宋书》卷八五《谢庄传》，第2172页。

　　(26)《梁书》卷二二《鄱阳王萧恢传》，第350页。

　　(27)《魏书》卷九七《岛夷桓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22页。

　　(28)范文澜说：“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包括义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见氏著：《中国通史》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65页)王仲尧说：“南朝三吴地区主要指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建康和京口(今江苏省南京和镇江)三个地区。”(见氏著：《论南朝三吴地区的商贸业》，《商业经济与管理》1995年第1期)

　　(29)《宋书》卷八四《孔觊传》，第2161页。

　　(30)《宋书》卷一○○《自序·沈警传》，2445页。

　　(31)《晋书》卷十《安帝纪》，第252页。

　　(32)《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第2190页。

　　(33)《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子琰传》，第2078页。

　　(34)《宋书》卷一○○《自序·沈亮传》，第2449—2450页。

　　(35)《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3页。

　　(36)《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第1685页。按，《宋书》卷四七《刘怀肃传附弟怀敬传》：“元嘉十三年，东土饥，上遣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第1405页)。据上文所述可知，此“十三”是“十二”之讹，形近而误。

　　(37)《宋书》卷八四《孔觊传》，第2156页。

　　(38)《陈书》卷一八《韦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49—250页。

　　(39)《宋书》卷九二《良吏·王镇之传》，第2262页。

　　(40)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一○《晋安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8页。

　　(41)《宋书》卷九九《二凶·刘劭传》，第2429—2430页。

　　(42)《晋书》卷七七《何充传》，第2029页。

　　(43)《晋书》卷六《元帝纪》，第154页。

　　(44)《晋书》卷六九《戴若思传》，第1847页。

　　(45)《晋书》卷七八《陶回传》，第2065—2066页。

　　(46)《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第809页。

　　(47)《晋书》卷七《成帝纪》，第173页。

　　(48)《资治通鉴》卷九四“晋成帝咸和三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56—2957页。

　　(49)《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1751页。

　　(50)《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2页。

　　(51)《宋书》卷五四《史臣曰》，第1540页。

　　(52)《宋书》卷五七《蔡廓传附子兴宗传》，第1583页。

　　(53)《晋书》卷六七《郗鉴传》，第1799页。

　　(54)《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第482页。

　　(55)《南齐书》卷四○《竟陵王萧子良传》，第696页。

　　(56)《宋书》卷六六《史臣曰》，第1739页。

　　(57)《宋书》卷五四《史臣曰》，第1540页。

　　(58)《资治通鉴》卷一六三“简文帝大宝元年”条，第5045页。

　　(59)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第120页注释6。

　　(60)《晋书》卷九二《文苑伏涛传》，第2399—2400页。

　　(61)《晋书》卷九《孝武帝纪》，第226页。

　　(62)《晋书》卷八《海西公纪》，第214页。

　　(63)《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第841页。

　　(6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五“三吴”条，第331页。

　　(65)《南史》卷五四《南郡王萧大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41页。

　　(66)《宋书》卷五七《蔡廓传附子兴宗传》，第1583页。

　　(67)《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第2013—2014页。

　　(6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五“三吴”条，第331页。

　　(69)劳格：《晋书校勘记》，《丛书集成初编》第168册，第65页。

　　(70)《晋书》卷七六《王舒传》，第2001页。

　　(71)《宋书》卷九九《二凶·刘濬传》，第2435页。

　　(72)《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第1030、1032、1041页。

　　(73)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4页注释16。

　　(7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五“三吴”条，第331页。

　　(75)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1、57—58、76—77页。

　　(76)《宋书》卷六○《范泰传》，第1619页。

　　(77)唐长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3册)，第129页注释1。

　　(78)参见范成大：《吴郡志》卷四八《考证》“吴会”条，第395页。

　　(79)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4、101、102页。

　　(80)参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第1036页。

　　(81)《晋书》卷七四《桓彝传附弟冲传》，第1950页。

　　(82)参见《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第1127页。

　　(83)《辞海》，第17页。

　　(84)参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62页。

　　(85)《晋书》卷六《元帝纪》，第152页。

　　(86)《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第808、829页。

　　(87)《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3页。

　　(88)《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7页。

　　(89)《晋书》卷六四《会稽王司马道子传附子元显传》，第1738页。

作者介绍：杨恩玉，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济南 2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