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解说词整理(2)

(2009-02-24 1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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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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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中国

分类： 天下杂谈

文/江

1979年1月1日，这里人们习以为常的炮声戛然而止，硝烟散去，台湾海峡恢复了平静。这一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炮击。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一天，中美两国首脑互致贺电，祝贺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1979年1月1日，同时发生的这些事情，在那个寻常的冬季，吹来让人惊喜的春风，铺排出波澜壮阔的新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同一天都有了气象不凡的新开端。

《伟大的历程》  第二集

春暖大地

在人们印象里，北京大学定格了这样一道永恒的青春风景。三十年前，这番景象曾经在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心头迸发出勃勃生机。“书声动大地，春色满寰中” 。走出“文化大革命”严冬的季羡林被刻苦求学的学生所感动，写下了一篇春满青春气息的文章，取名为《春归燕园》。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归，又回来了，就是要春永远保留在燕园里边。意思就是，希望美好和谐的生活，永远保留在我们13亿人口的大国中。”

走过严冬的人们，更懂得春天的美好。在当时的中国，许多人的人生春天正是从1979年开始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央领导全国进行拨乱反正。这项工作最主要的是首先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当时由胡耀邦同志具体组织下，先后对错误批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知名人士作了平反，同时对社会上一批冤假错案也作了平反。”与此同时，党中央纠正了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错误，大规模地调整社会关系，农村中的地富分子一律摘帽，给予社员待遇。城市中70万户原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这些举措使上千万人的命运有了新的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有效地调动起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大地沐浴在春风之中，世界也开始倾听中国重新出发的脚步。

1979年1月，邓小平来到了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邓小平的到来，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旋风。美国政府特地租用了两架大型客机供记者们跟踪报道。美国主要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在肯尼迪中心，文艺演出结束后，邓小平走上舞台亲吻了这群演唱中国歌曲的美国孩子。在休斯敦，他对石油大亨哈默说：“你是列宁的朋友，你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们。我们也欢迎你到中国去。”无数美国人在近距离打量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同时，也第一次进近距离地看到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朴实、从容、睿智。在出席一次外交宴会时，邓小平说：“我这次访问美国，肩负着三项使命：第一是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情谊；第二是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是同贵国的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出访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公开宣布向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经济建设经验，这在当时，一些人或许还不太习惯，有的或许还不相信，但这的确是当时中国迈出的坚实步伐。

事实上，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在中国南方，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正悄然打开（蛇口旧貌）。毗邻香港的深圳，正在发生着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这个渔村（深圳罗湖区渔民村）见证了深圳的成长。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称宝安县渔民村。村旁20多米宽的河对岸就是香港。渔民村原村委会主任邓志标：“那个时候我们渔民村是很穷的，一天只赚几毛钱，甚至有的几份钱。香港那边工资高，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天，物质上又是反差太大。香港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什么票都不用，没有办法，往香港跑了。”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时就说：“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个时候，新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袁庚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时任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广东保安县蛇口公社要办一个工业区，建立一些工厂，引进一些外资，这样可以把香港的优势和国内的优势结合起来。国内什么优势呢？就是土地非常便宜，劳动力非常廉价、充裕，而香港呢，有资金有技术，有香港一套发展工业的管理办法。1979年1月6号打报告，当时我们要多少呢？要2.14平方公里土地。当汇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李先念同志非常兴奋。”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与会的习仲勋、杨尚昆等向中央汇报，提出多给广东一点自主权，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个想法得到邓小平的赞同，他建议出口加工区可以叫特区。他还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是一个没有先例的重大举措。 “杀出一条血路”道出了改革开放、披荆斩棘、冲出重围的点睛之语。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特区”。半个月后，广东省开始起草《特区条例》，希望能依法办事，依法与国际交流。《条例》全文2000字，却十三易其稿，费时一年。广东省原省委书记吴南生：“这是社会主义以前没有的东西，没有立法我们不敢办，大家的意见要在全国人大通过才好。有些同志不大同意，说全国过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讨论过地方的法规，那么广东省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怎么拿到全国人大来讨论呢？我就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只是在广东办，所以叫广东特区。但是立法一定要全国人大立法，因为它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作了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这一天《特区条例》通过，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随后，几乎是奇迹一般，逃港的人群一下子少了。相反，开始有人从香港到还是一片荒芜的深圳来投资。百事可乐的香港总代表李文富当年就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来谈项目的。深圳百事可乐原董事长何耀：“为什么一下子看中深圳这个地方呢？他（李文富）就考虑，中国人口那么多，而且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布的改革开放，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他要抓住这个时机，哪怕我们冒险他都要进来。”面向大海的深圳，从此创造了让全世界惊叹的“深圳速度”。深圳是一个窗口，从这里中国人看到世界，世界也看到了走向开放的中国。

当世界通过深圳感叹中国的变化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深刻变革，而且这场变革来得更早。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声重鼓室在广袤的农村敲响的。在这些整齐的徽派建筑（中国包产到户纪念馆）中，留存着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温暖记忆。走进这里，你就会了解了为什么30年前这里的农民会率先包产到户，勇敢地迈出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步。1978年9月15日，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悄悄召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时任黄花大队党支部书记解绍德：“78年老天百日没有下雨，百年没有遇到这个大旱，田里庄稼禾苗都干死了，都能够点着火，庄稼之后没有收。在这种情况下，汤书记提出借地种麦，种保命麦。”社员们果然支持这个决定，立刻就来了积极性，当夜包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不用吹上工哨社员们就下地播种。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在全村人员的支持下，干脆把地包了，先干一年再说。肥西县小井庄原会计李祖忠：“23号开始分，24号早上就不一样了，男女老少，除了一个老，除了一个小，整个上田里去了，都到自家田里去了。那样干，用刮子刮，那干劲非常十足。我们没有到十天工夫，那样干，就种了70亩小麦、30亩油菜。托老天一个福，什么福呢？下场大透雨，麦子绿油油上来了，非常漂亮。”

不过，包产到户这场及时雨却引来了争论的波涛。在山南镇的街道，在小井庄的墙上，一时间都贴满了大字报。一封状告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当人们还在争论不休时，1978年12月，同属安徽的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已经在这张大包干契约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这一更为大胆的举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后的岁月中，小岗也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象征。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安徽省原农委主任周曰礼：“常委会意见也不一致，说中央文件明确讲得清清楚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我们现在搞，不是和中央对着干嘛？他一言，你一语，意见统一不起来。万里最后讲话了：这些事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说明问题。所以他主张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即使将来山南公社因为包产到户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也不要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省委支持的消息一宣布，整个肥西县甚至其它各市县都动了起来。然而，随着这种做法的影响扩大，争论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

1979年3月15日，一份报纸发表了一份读者来信，提出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编者按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与此同时，有的地方甚至刷出大幅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民顿时忐忑不安，不知何去何从。5月21日，小井庄的李祖忠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通知，有领导来家了。李祖忠：“一听到讲上面来人，非常大吃了一惊，因为我是分田干就是违背政策，我们也知道。我就喊队长李树田，我们心里上下跳，浑身都出冷汗，走路也没有劲。”原来是区党委副书记张玉兰陪着省委书记万里和农委的领导来到了小井庄。陪同人员：“万里讲‘怕什么？那不要怕嘛。你这里搞包产到户，是省委搞的试点，是我点过头的，省委常委集体决定的，即使将来搞错了，也没有你们责任。’”

到1980年春，肥西全县9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增，比上年增产13.6%，向国家贡献粮食是上年的3倍。里里外外一算账，的确天壤之别。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老师。1980年1月，安徽省委确认包产到户也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个消息迅速在全省引起轰动，但这毕竟只是安徽地方户口，还不能在全国通行。

1980年5月31日，一向尊重实践的邓小平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个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的话发挥了巨大作用，农村的改革趋向逐步形成共识。

1982年1月1日，新时期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出台，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此后，又连续四年，发了四个1号文件，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在全国迅速推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段应碧：“事实上农村改革都是跟着市场的方向在前进。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不仅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而且构建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个改革，大家都看清楚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改革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增强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画面。1984年10月1日，在庆祝建国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联产承包好”的五辆彩车特别醒目，这就是中国亿万农民心声的生动写照。这一年，全国99%的生产队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宣布：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那么，因为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农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农业的生产快速地发展，那么一方面给我们城市改革提供物质基础，二方面又让我们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有更大的信心。所以，我可以讲农村改革应该讲起来就是我们这30年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农民的创造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对干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还将继续创造，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

就在小井庄的人们忐忑不安地包产到户的时候，数百公里外的浙江萧山县一个叫鲁冠球的人创办的农机厂靠向农民提供一些小农具、农机小配件已艰难地生存了十年。万象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偷偷摸摸搞的。改革开放了以后，我们名正言顺了。”从1979年开始，无数像鲁冠球这样的农民办的企业在广大农村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当时人们或许还没有预料到，这类企业的迅速发展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在农村改革迅速推进的同时，城市里也涌动出新的气象。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老舍茶馆16天接待12位总统，2万多中外宾客。今天，老舍茶馆更像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高雅而亲切。但在1979年，它为解决就业问题应运而生的时候只是大栅栏一个露天摊点。那年，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各地政府面前，仅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相当于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就业问题一下子变得异常严峻。为了扩大就业门路，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城市改革由此迈出了步伐。

1979年9月29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同志明确指出：目前在有效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有了这个依据，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尹盛喜带着几个待业知识青年毅然辞职下海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当时诞生了老舍名剧《茶馆》的北京连一家茶馆都没有。尹盛喜女儿尹智君：“我父亲特别想干一番事业，那么，无论他觉得改革开放了，说下海了还是去游泳了，应该不应该能够成功，其实谁都不知道。可能他自己暗下了一种信念：一定能够成功！”当时的待业青年王建辉：“刚一来我们没有想说在这儿长期待，先待一段，待一段完了有正式进工厂、进商业这些渠道，你就走你的了，最起码不在社会上游动。这样，你每天上班，每天去卖东西，有一定的收入。”

尹盛喜们硬是从大碗茶里干出了名堂。1988年底，他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第一家京味茶馆——老舍茶馆。一曲《前门情思大碗茶》更是将大碗茶的传奇传向了五湖四海。今天，老舍茶馆还保留着大碗茶的传统。碗还那个蓝边的碗，价也还是那个两分的价，30年来，它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共同跳动。

1979年，全国乡尹盛喜这样的个体户有31万人。1981年，中央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明确指出：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就在这一年，全国个体户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一个自称“傻子”的人给人们出了个不小的难题。安徽芜湖炒卖瓜子的商贩年广久把自己的商品取名为“傻子瓜子”，销量大增。1981年，他开始请一些待业青年作雇工，有人一数竟有12人，问题出来了。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说的要雇到八个人才能称为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数量上表现为突破了。两个、三个、七个、八个，你不讲马克思讲八个人是一条界限吗？过了八个人就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了。那现在个体经济是不是性质变了？突破八个人，那就不能让它发展了，再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了。那么，当时这种思想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傻子瓜子”的事情传到了邓小平那里，他明确表示：“雇工问题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 ‘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吗？”这段话后来上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的话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起步。如今，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也发生了革命性飞跃。而当年开创者们尊重实践的思想方法至今仍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当个体私营经济逐渐被人们认可的时候，国营企业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在改革开放之初，最有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已经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包袱！”后来人们用 “乔厂长”来称呼那些推进改革的企业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乔厂长上任记》，它应该说是以文学的这种方式，高度地概括和反映了那个时代历史的呼声和人民的心声。所以，应该说特别是对企业，当时迫切需要企业的自主权的问题。它提出来，而且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种解答。”

1979年，以首都钢铁公司等八家企业为试点，国有企业改革拉开了序幕。当时改革的关键词是“放权让利”。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有效增强了国营企业的活力，一些国有企业也迈开了开放引进的步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演绎自己的序章。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宝钢建设78年就开始了，生产钢铁1600万吨了，大大超过了我们当年的预期。我觉得不仅仅是建了这么一个世界一流的顶尖级的钢铁联合企业，更重要的是宝钢的引进开创了我们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不断推进，原有政治体制中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了现行《宪法》。这部《宪法》经过几次必要的修正，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正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时期之初，政治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1年，根据陈云的建议，中央专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部署选拔年轻干部工作。邓小平：“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一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四化’会只变成喊口号的。老同志要让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要选拔年轻干部，必须首先解决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中央顾问委员会原秘书长李力安：“从党建立一直到28年的革命，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当时大家都革命到底，中途有人假使回了家，叫做中途妥协了，要批评，革命不坚定。因此，思想上都准备是干到停止呼吸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说道60岁退下来。那么，党就及时地提出了离退休制度。这是一种形势发展实际的需要。”1982年，中央颁发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一年，3万多名老干部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刚刚恢复领导职务。这些革命的老功臣，以令人尊敬的方式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做出了贡献。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世纪80年代初，这首风行大江南北的歌，展示出八十年代新一辈的进取胸怀，传达出改革开放的精神基调，明快而自信。

然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错乱现象在社会上并没有完全消失，加上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不良思潮的冲击，一些人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了彷徨与迷茫，更有一些人开始趁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此，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表示：“我今天要说的四条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后来被人们称为立国之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了“四项基本原则”，但历史是非的清理还没有结束。此时，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怎样告别过去，更关系到我们如何开辟未来。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一见面就向邓小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永远保留下！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事实上，在回答法拉奇问题的时候，中央正在组织起草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从79年12月开始起草，在起草过程中，四千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讨论当中意见众说纷纭，很多意见，特别是集中在了对毛泽东同志怎么看，然后发言很踊跃，慷慨激昂，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谈到激动的时候是声泪俱下。小平同志知道以后，非常明确地讲：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整个决议与其不做。这说明他对这个决议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而且很坚定。”邓小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大。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历时19个月，经7次修改后，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解决了历史的遗留问题。中国描绘未来的蓝图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针对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与老百姓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对这个问题好奇的不仅仅是中国人。1979年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访的时候，径直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这个问题使邓小平陷入了沉思。时任翻译王效贤：“小平同志当时想了想就回答，‘你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美元，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金。所以我想，比如说我们用20年的时间，我们翻两番，那时候我们就是人均1000美金，那就是你们现在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的人口是你的十倍啊！这样我们的总量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了。尽管我们还很穷，人均还很低，但是我们有着这样的总量，我们就可以做点事了，就可以在世界上也做点贡献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国民生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可以吃饱穿暖。’他说，‘我呢，就把这个叫做小康’。” “小康”这一家喻户晓的概念，人均1000美元的数字让中国人真正明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也进一步拉近了现代化目标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任何理论，任何目标，只有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确立“小康”建设目标，使全体中国人感到道路就在脚下，希望就在前面。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分两步走，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正是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致词中，邓小平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几十年来的艰辛奋斗得出了一个震古烁今的历史结论。邓小平：“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江流：“中国现在是13亿多人的大国，哪一个地方的经验简单地搬到中国来都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史经验就可以看出，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成为凝聚全国各民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旗帜。一条通衢大道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了领导中国人民在这条大道上顺利前进，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次大会实现了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大会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达到211名，其中包括当时担任电子部部长55岁的江泽民。9月13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与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见面，并一一握手。他们当中最年轻的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担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