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不是社会规范

道德是不是社会规范？

道德跟社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多社会学家，他会认为道德无非就是一种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人类只有有了社会之后，我们才逐渐形成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使得我们知道，遇到一件事该怎么做，怎么样跟别人相处。

比如说，像社会学之父之一——法国的大社会学家涂尔干，他就认为，所有的道德无非都是在社会之中形成的一种交往规范。如果没有社会，人类就不会有这些规范可言，人类也就没有道德可言。这个想法，你要追溯到它的根，还可以推到更早的时期。

像晚期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大哲学家霍布斯，他就认为，他假想人类过去曾经活在一个自然状态底下。自然状态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它形容那是一个，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作战的状态。因为在那样子状态下，人类完全是任由自己的动物性引导着自己的行动。

我饿了就想吃，那我就要去打猎，我要去种东西，我干吗不去偷、去抢呢？去偷、去抢的话，那你肯定要伤害到人，你甚至要杀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的生活是很危险的，是充满恐惧的，每个人都对其他人不信任。于是人类就开始要缔结一个契约，活在一个社会之中。我们服从一些集体的规范来做事情，这个就是道德。

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面很强调的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就是，过去的社会学主流，或者说从启蒙时代以来的、很多的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讨厌自然，他们觉得社会跟自然是对立的两种情况。我们在上一集说过的，社会必然是个人工规划出来的花园，它不是一片的旷野，长满了很多的丛林荆棘。

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面，他试着透过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那场浩劫，去指出另外一路对于道德的思考。他认为，有时候不能把社会当成是种种道德规范的工厂。恰恰相反，社会很可能是一种阻碍了我们人类做道德判断，或者用大白话讲，使得我们人类埋没良心的一件事情，一个可怕的中介机构。

价值理性VS 工具理性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大社会学家——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他的书。他把理性分成这两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

比如说，我为什么想赚钱？为什么要活得幸福快乐？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幸福快乐？人在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依赖的那种理性，就叫做价值理性。比如说我们来做审美判断，那幅画是不是比这幅画好看？又或者我们在抉择，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该不该说谎？该不该诚实？凡是考虑到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何在的时候，我动用的那种理性，就是一种价值理性。

那什么叫工具理性呢？工具理性，就是我去做这件事情，用什么样的方法跟手段去达成我的目标，最有效的、最节省精力的、最合乎成本效益的，这个就叫工具理性。

什么叫幸福生活？幸福生活该不该追求？这是价值理性。我怎么样让自己活得幸福，我要怎么去赚钱呢？考虑这种手段的时候，我动用的就是工具理性。

韦伯当年就曾经提出过，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危机，就是工具理性会随着整个现代化的过程、随着官僚化的过程、科层化的过程，变得盖过了价值理性。

简单地讲，那就是我们到最后每个人都很容易忘记，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为什么要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大部分人只知道，我现在该怎么样去做好我手上要做的东西。

鲍曼就认为，德国当年之所以能够发生大屠杀，在一个那么高度文明理性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浩劫，恰恰就是工具理性盖过了价值理性的结果。

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德国是非常秩序化的，它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很忠诚、很老实、很有高度纪律跟效率地，去完成了执政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那就是清除犹太人。他们很可能自己平常都是个好人，为什么一旦执行任务起来，却干出了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呢？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太安分了。

或者用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名的讲法，就是平庸罪恶的结果。就是说他们没有在思考，自己干的这件事情，最后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只在思考，我怎么样干好我手上该干的本分活。这个，就是当时纳粹屠杀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最重要的基础。

电击实验带来的巨大启示

这么一个很现代社会的特征，我们还要引入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鲍曼是借鉴于一位非常伟大的心理学奇才——Stanley Milgram，米格拉姆，他的一个实验。这位心理学家在1961年的时候，于耶鲁大学做过一场非常有名的电击实验。

斯坦利·米格拉姆（1933年－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首先，他登报请一些人，来参与一个关于体罚对于学习效用影响的实验。那么找来的实验者，从20岁到50岁不等。学历有的是小学毕业，有的是博士。找来之后就告诉他们，你就坐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的隔壁你看不见的，那边是一些学生。那些学生当然是找一些实验人员假装的。

那么你，就在这边透过麦克风，去问他们一些问题。如果他答对，那很好。如果他答错了，你就按这个钮。这个钮是通电的。你按这个钮，那边答错问题的学生就会受到体罚。那个体

罚，就是电击他一下子。这个电击起步点是45伏特，如果他再答错，你就再按，使得这个电会增大电压。最高上限是达到450伏特，是一个足以致命的电击量。

那么他就找来这些人，他们看不见那些学生，只听到他们传来了惨叫声音。这个电压越大，那惨叫就越凄厉。他做这个实验，他就去问他的同行心理学家们。大部分同行都认为：只有十分之一和百分之一参与实验的人，会干得出这么残忍的事，把这个电一直压下去，而且还继续做这个实验，而不会中途退出。

结果他们全都错了，参加这场实验的参与实验者们，他们里面有65%是不断地按电钮，一直按到了最量的电压450伏特。在这里所有人都至少，这个电是超过300伏特。中间有没有人喊着说，我不玩了，我不搞了呢？有，其实大部分人一开始都会听到人家惨叫不舒服，但是，只要这个实验人员跟他们说：不行啊，这是你的任务，你要继续下去。很冷漠地跟他们这么讲，他们就会不断地做下去。

我们常常说，一些残酷的行为是怎么发生的？那是因为那个人的性格很残忍，但是这个实验想说的并非如此。有些残忍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不是有些人天生残忍，你看这些来参与这个实验的人，他们都是正常人。那他们怎么会干得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是一个社会制度，结构的问题，是一个环境场景的问题。只要这个场景，能够使得他们跟被他们伤害的那些学生隔开了很遥远，哪怕只是听到他们的惨叫声，你都觉得是跟你离得很遥远，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假如你今天在这个环境底下，被人告诉你，你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绝大部分人都会恪忠职守地要把这个任务贯彻到底。如果有人中途觉得不舒服, 不想玩了，你旁边的人只要给你压力，一点点的暗示，说，这是你的工作，你就会继续做下去。

这就是米格拉姆实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而鲍曼就从这里面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那就是当年的纳粹德国里面，所有参与屠杀，或者是漠视屠杀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人，都进入了这样一种残忍的制度。他们本身不是残忍的人，但是他们活在一个残忍的制度底下。而那样一个残忍的制度，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讲这件事情。

米格拉姆实验的结果会受到下面这种信念的影响，即行动是为了科学利益的需要——无疑，这是一个高高在上、鲜有争论、一般也是基于道德的权威。不过，没有指出的一点是，科学比起其他的权威来更多地被公众舆论许可实施伦理上可憎的原则，即用目的来使手段变得合理。科学成为目的与手段相分离最彻底的化身，这种分离是人类行为的理性组织所怀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评价。被试者表示道德的苦闷时，实验员以一种冷漠的、惯常的与乏味的程式来回答：“那不会造成身体组织永久性的伤害。

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关于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事实上，它们全部可归结为一点：忠诚意味着在纪律规范的限制下尽个人的义务。当它们凝聚并相互强化的时候，作为道德准则，它们的力量大到能够废止与排斥其他所有道德考虑的程度——首先就是那些与权威体系对自我再生产的倾注相左的伦理问题。它们划拨、驾驭以实现官僚体系的利益，并垄断了所有道德自我约束的通常的社会-心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