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增量腐败"及其当代警示

　社会科学研究　2010.6.　

苏联的“增量腐败”及其当代警示

张祥云　秦正为

“增量腐败”。腐败是俄罗斯传统的顽症毒瘤,曾一度被严打重压

所抑制,但最终迅速增量以致积重难返。苏联增量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由个人向集团发展;由下层向上层发展;由经济向政治发展;由物质向制度发展。其悲剧结果在于:影响了经济建设;催化了政治独裁;助长了文化专制;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了亡党亡国。其当代警示是:反对腐败必须防微杜渐、高压重拳、狠抓党建、科学发展。　　〔关键词〕　增量腐败;苏联;中国;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D73.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6-0060-05

　　〔摘要〕　苏联的腐败是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增量过程。“增量民主”,是著名学者俞可平对中国渐进式民主改革“路径依赖”的新概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导致苏联解体重要原因之一的腐败问题,也是一个增量的过程,笔者将其称为“增量腐败”。对苏联的增量腐败进行历史考察和特征总结,不仅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苏联腐败和亡党亡国的现实轨迹,而且能够更好地为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警示意义。

一、苏联增量腐败的历史考察

腐败是俄罗斯传统的顽症毒瘤。除了产生腐败的共因,东方国家腐败问题较之西方更为严重,还在于其特殊原因。就俄罗斯而言,腐败的深层次原因隐藏在其独特的宗教性和民族性之中。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和“救赎”不同,东正教注重道成肉身,很少涉及人性败坏和“赎罪”,从而使得贪污腐败被弱化为民众并不反感乃至可以接受的一般行为。在民族性上,俄罗斯人和东方其他民族基本一样具有“家国同构”的观念,盲从权威,认

〔作者简介〕

可特权,也就使得极具忍耐性的他们对贪污腐败习以为常。另外,俄罗斯历史上官僚的薪俸制度也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除了极力效仿西方的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当政时期稳定执行了固定薪俸制外,此前及以后,贿赂不仅是下层官员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且逐渐泛滥成为特权的工具和表现。腐败在俄罗斯无孔不入,不仅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削弱了国际争霸的锐气和战斗力,使其成为帝国主义链条最为薄弱的环节。克里木战争和一战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腐败,因为腐败使得上层指挥不力、效率不高,下层军官则克扣士兵衣食使他们挨饿或冻伤,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腐败的恶性循环和积重难返,不仅成为沙皇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直接埋葬了其余孽高尔察克等叛乱集团的垂死挣扎。

腐败曾一度被严打重罚所抑制。共产主义是腐败的天敌,它的出现使民众旋即放弃沙皇选择苏维埃的同时,也对反腐败充满了希望。但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极其复杂,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对原有官僚接收的同时也使腐败传统得以延续,而新生政权中居功自傲的腐败倾向也在逐渐滋长。新经济政策时期,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浪费

张祥云,聊城大学思想政治与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秦正为,聊城大学思想政治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山东聊城　252059。

公款和赌博,贪污受贿和权钱交易,贪污和盗用公款,甚至在1921年发生了“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的现象。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党员干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近乎“红色恐怖”的肃反威胁,贪污腐败一度得到抑制和控制。建国之初的俄共干部,大多意志坚定、吃苦耐劳,最为典型的就是主管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然饿昏。列宁和斯大林高度重视反腐工作,不但以身作则,而且狠抓制度建设和惩治机制。1918年苏俄通过了第一个反受贿法令,把受贿或行贿等同于完全犯罪;1922年的苏联宪法则将贪污腐败列为“反革命”罪行。与此同时,苏联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以及相应的地方机构,对腐化分子严惩不贷。法律的严酷性使得强制劳动和枪决成为那个时代贪污腐败官员的噩梦。1921-1926年是苏联反腐最好的时期,也是苏联发展最好的时期,不但迅速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而且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腐败最终迅速增量以致积重难返。由于腐败的根深蒂固,“影子经济”(“第二经济”)萌生并发展,加之对腐败根源认识不足和法制惩治上的“双重标准”,导致苏联的腐败大幅回升并迅速增量。随着斯大林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党政大员的特权开始得到有意识的扩大。除了设施齐全的免费“政府公寓”的档次不断提高,

1932年起

正式取消了党员工资最高限额,二战后开始发放相当于受益者正常工资50%-100%的高级干部“党内津贴袋”。赫鲁晓夫时代,中央权力首次下放,地方官员在私利的推动下其久被压抑的贪欲开始复苏,贪污腐败态势逐渐蔓延。地方对中央财政下拨资金和项目建设的争夺不择手段,行贿受贿日益泛滥,甚至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及其政治生命也最终被葬送。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巩固执政地位,一是悄然取消干部轮换制,二是大力提拔早年的同事朋友。干部终身制和裙带之风使官员失去了后顾之忧,可以恣意妄为,并且不受惩罚。同时,腐败之风由地方迅速向上层蔓延,权力与利益的捆绑使苏联迅速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规模空前发展,无以复加。此后苏联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膨胀,特别是在1980年代末和苏联解体时期随着全面控制的松动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开始达到了最大规模。可以说,腐败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而苏联的解体使腐败“合法化”和更加发展。

二、苏联增量腐败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苏联增量腐败的历史考察,我们会发现,苏联的增量腐败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增量腐败由个人向集团发展。增量腐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由个人腐败向集团腐败发展,这也是腐败发展的一般规律。苏联建国之初乃至新经济政策时期,腐败虽

然存在并有所发展,但只是少数人的个别现象。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1〕腐败在二战期间及以后得到发展。档案资料显示,在1945-1953年间,因渎职罪、贪污受贿、侵吞财物、“精神生活堕落”、酗酒和流氓行为而失去党票的党员非常多。随着腐败的发展,个别人开始勾结成为集团。例如,据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并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集团恶性膨胀。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这一时期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

〔2〕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一旦腐败滋长为

一个圈子和大“酱缸”,任何人都难以摆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3〕集团腐败一旦形成,社会崩溃也就为时不远了。

第二,增量腐败由下层向上层发展。从历史的发展看,由于列宁和斯大林个人的以身作则和坚决反腐倡廉,苏联的腐败开始只是下层的营私舞弊和敲诈勒索。后来逐渐腐败逐渐蔓延,由下层的“补偿型腐败”发展为中层干部利用更多职权的“审批型腐败”。在这种情况下,中下层官员开始勾结,并逐渐延伸寻求更大的保护伞,最终发展为上层的“集团型腐败”。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很多贪污受贿都涉及到了国家高层人士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而且涉案金额极其巨大,涉案人员极其众多。如内务部领导层腐败案,直接与任职内务部长17年的晓洛科夫及其副手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相关,其中仅丘尔巴诺夫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并且仅在调查晓洛科夫案件的过程中,内务部各机关被开除者就达10万人。但是,这些腐败并未受到彻底惩治,反而得到勃列日涅夫的庇护,连准备严厉惩贪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也受到冷遇和排挤,查到勃列日涅夫女儿“钻石案”的一位官员竟被逼自杀。反腐战士居然被腐败分子搞倒,从而也就难以处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等更多备受关注的大案要案。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党内的贪污腐败现象达到了最高峰。国家政治经济全面失控,特权分子借机将国有资产纷纷据为私有,并向往走资本主义道路,使腐败现象成为苏联亡党亡国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第三,增量腐败由经济向政治发展。增量腐败一般是从经济开始并且以经济犯罪为主要特征,以满足自身的物

·

质需求为目的。1924年俄共的许多报告所谈到的腐败,大多是一些经济领导人的“曲线谋私”和经济问题。19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央的监控放松,

“影子经济”开始

萌生,同时一些干部价值观、人生观发生变化,党内腐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明显扩大,腐败的形式也更为多样。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政治腐败。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中下层官员疯狂地行贿以谋取更高的职位或投靠更大的保护伞。甚至勃列日涅夫的亲属和亲信,也都被安插在国家强力部门,这使得他们可以在最高权力的庇护下肆无忌惮地搜刮财富。庞大的特权阶层形成后,他们开始不思进取,思想僵化,无所事事,夸夸其谈,导致教条主义盛行,官僚主义泛滥,党政效率低下,意识形态淡化。由此可见,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

第四,增量腐败由物质向制度发展。腐败是私欲的怪胎和表现,因而与公有制水火难容,却能与私有制沆瀣一气。苏联的腐败来源,本来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余,更有后天的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抬头和渗透。随着腐败的发展,各种利益团体不择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甚至将国家利益视若无物。勃列日涅夫时期,军费开支最高曾占到了国民收入的21%,居世界首位,其原因就在于势力强大的乌斯季诺夫军工集团的呼风唤雨。可见,利益集团已经严重绑架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利益。当这一现象达到巅峰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外壳已难以容下私利的进一步膨胀。为使既得利益合法化,制度变革成为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已经目标相同,而且配合默契,最终将苏联推向“亡党亡国”。1990年前后美国等在苏联进行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在民众中只占5-20%,而在“精英集团”中却达76.7%。一位俄国专家的研究表明:莫斯科1993年兴起的私有企业大约有2/3都是由前国有企业的领导控制着。两方面的情况均表明,苏联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集体背叛的结果。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曾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我们说,苏联是物质腐败导致制度变革的典型案例。

三、苏联增量腐败的悲剧结果

苏联的增量腐败,经过量变最终达到质变,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悲剧后果。

第一,增量腐败影响了经济建设。增量腐败就像经济蛀虫,以自己的私利影响和左右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其表现,首先在于侵吞国家资产。1983年,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夏·拉·拉希多夫就因侵吞数十亿国家资金的棉花案件而自杀。其次,腐蚀经济干

〔4〕

部。非法贸易和生产导致大量贿赂行为,如送贿给审计员、检查员、计划部门的物资分配人员、“第一经济”里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经济警察和普通警察、各种各样的党政官僚头头,从而造成了经济建设中的不正之风和乌烟瘴气。最后,左右国家经济政策。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决策权,也就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因为他们的决策大多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尽管苏联改革持续不断,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包括腐败因素在内的各种弊端一直使苏联经济不景气,并且隐藏着难以摆脱的顽疾,以致最终崩溃。

第二,增量腐败催化了政治独裁。经济腐败与官僚主义密不可分,并且相互推动,经济腐败最终必定催化和导致政治独裁。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高层干部勤俭自律、鞠躬尽瘁,并不被非法分子所羡慕。后来随着特权的扩大,腐败开始与权力结盟。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所描述的:“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5〕高级官员不但可以享受各种特供、豪宅别墅、保姆护卫,而且其家属和子女也可以共享和继承。正因为有如此好处,许多干部倾向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终身,乃至独裁专制。特权阶层长期执政,安于现状,政治独裁导致了政治僵化。

第三,增量腐败助长了文化专制。特权阶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必然要掌控舆论和话语权,形成文化专制。他们一方面极力迎合领导口味,导致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流行。同时,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造成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泛滥。在此影响下,理论研究畸形发展,学风一片败坏。马克思主义成了教条,科学研究被贴上阶级标签。文化专制之下,人们满足于胜利繁荣,习惯于虚伪谄媚,谨慎于祸从口出。掌握了话语权和“愚民”工具,既得利益集团便可更加肆意宣扬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起初,他们高唱社会主义的赞歌,认为一切皆好,即使错误也无非是伟大胜利中的一个小挫折;资本主义是一片黑暗,看不到或故意隐瞒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后来,则迅速急转,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为其利益“合法化”大造舆论。可以说,增量腐败助长的文化专制,在淡化意识形态和使苏联“资本主义化”上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量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败正如瘟疫,一旦失控,便会迅速腐蚀整个社会。苏联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曾说: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

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

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6〕特权阶层的相对封闭和近亲繁殖使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这不但使普通公民日益丧失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并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据统计,全苏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苏联社会日益呈现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7〕与此相应,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下滑,赌博、吸毒、嫖娼、犯罪盛行,社会一派乌烟瘴气、破败不堪。

第五,增量腐败导致了亡党亡国。增量腐败一旦达到极限,便会发生质变。个人专断、任人唯亲、营私舞弊、养尊处优,不仅造成和激化了干群分离和社会矛盾,而且也消灭、腐蚀了官僚特权阶层的革命意志和理想信念。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甚至认为共产主义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腐败分子的遮羞布,当他们蜕变到一定程度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扯去。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和顺水推舟的把戏。面对这一局面,科茨说,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共,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实在令人震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

〔8〕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由此,面对苏联的剧

格斯曾经指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个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11〕。没有了独裁和专制,腐败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温床。最后,要以身作则,以儆效尤。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本身必须廉洁自律,同时要严格要求家属、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从而堵塞腐败的一切通道。防微杜渐,就是从小事抓起,从点滴抓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的增量。

第二,反对腐败必须高压重拳。腐败如瘟疫,不但根深蒂固,生命力极强,而且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和扩散性。对此,在严防死守的同时,必须严刑峻法,绝不姑息。列宁曾经严厉指出:“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12〕并认为“对共产党员应比对非共产党员三倍严厉地惩办”是“起码的常识”。〔13〕在对腐败分子的处理问题上,毛泽东历来主张要严厉。1937年黄克功因逼婚杀人被枪毙,

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因腐败被处决。对此,

毛泽东严肃指出,一切党员和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对于刘青山、张子善,“正因为他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4〕改革开放后的几代领导人,也是主张严厉反对腐败的。邓小平多次讲:“现在刹住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15〕“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16〕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反腐败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定不移,坚持不懈,绝不姑息,绝不手软。胡锦涛也多次指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正因如此,近些年来,一大批高官纷纷落马,中国反腐正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第三,反对腐败必须狠抓党建。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中处于领导与核心地位,因而要想防止腐败,必须首先从党的建设抓起。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党的纪律。列宁严厉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17〕并说:“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18〕列宁极力反对官僚主义,认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针对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邓小平也振聋发聩地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0〕面对苏联悲剧的前车之鉴,江泽民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胡锦涛在党的

变,群众的冷漠也是自然的。

四、苏联增量腐败的当代警示

苏联的增量腐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不是皮毛轻伤,而是心腹绝症。因而,其教训也是深刻的,值得当代人警钟长鸣。

第一,反对腐败必须防微杜渐。增量腐败的基本特征是从增量开始,因而防止和根除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防微杜渐。而要防微杜渐,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提高警惕性。对此,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就一再强调,在消灭了“拿枪的敌人”后决不可轻视“不拿枪的敌人”,要警惕“糖衣炮弹”和“和平演变”,并将其提高到政权得失的高度。为此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0〕今天看来,这场大斗争仍很艰巨,这一告诫仍应警钟长鸣。其次,要完善制度,构筑坚固的反腐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高度民主。马克思和恩

·

十七大上指出:“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要坚持……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1〕并多次强调,“全党同志要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22〕要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常抓不懈,从而有力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四,反对腐败必须科学发展。反对腐败,切忌就事论事,必须全盘统筹、科学发展。科学反腐,一靠民主,二靠法制,这是最为基本的武器。1940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如何跳出由于腐败而导致的“历史周期率”时就曾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3〕事实证明,腐败是官僚主义的伴生品,而民主是他们的天敌和克星。民主建设,离不开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的重要目标之一。”〔24〕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25〕“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6〕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根据新形势制定配套措施,实现反腐工作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针对新时期“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

“反腐败任务仍然繁重”的局

面,中国在继续“标本兼治、惩治并举”,加大治本力度的同时,反腐战略逐渐由被动防御、权力防腐、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主动进攻、制度防腐、事前监督为主,从而逐渐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全面协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0年1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着重阐述了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基本要求,强调要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这说明,中国反腐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正逐渐走向更加科学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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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