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冯保_历史的另一面_樊树志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FUDANJOURNAL(SocialSciences)

1999年第一期No.1　　1999

・明史研究・

张居正与冯保

——历史的另一面

樊树志

　　[内容提要]　被誉为“宰相之杰”的张居正,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排除种种阻力与干扰,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政绩,缔造了所谓万历新政。但是身后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令人感慨系之。后人在复述这一段历史时,在赞誉他的同时,导致一种过于讳言其过的倾向。本文透过四个方面的剖析,意在窥探这位政治家的内心世界,以显示历史的另一面,更接近其真面目,并非故意抬杠,做什么翻案文章。

[关键词]　附保逐拱　王大臣案　夺情　内阁首辅　司礼监掌印太监　万历新政

　　历史的纷繁复杂常令人无所适从,加之“为尊者讳”的传统思维方式,往往有意无意地掩盖事实真相,让人们只看到历史的一面(或正面),看不到另一面(或反面)。这种对历史的认识总觉得有些失真。

万历元年至十年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推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成效卓著,被誉为万历新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富庶的几十年。然而由于“威权震主”,死后不久即遭到不公平的惩处——明神宗不但剥夺了先前他亲手颁赐给张居正的一切政治地位与荣誉,而且下旨查抄张府,甚至扬言“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

[1]

论”。以历史学家冷静客观的眼光看来,张居正忠

箝制言官,倚信佞亻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

[2]

随之”。人称“异端之尤”的李贽因何心隐之死对

张居正颇有微词,出于正直本心,也为此感慨系之:

[3]“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

近人囿于对张居正的敬仰与同情,对这位“磊落奇伟之士”的另一面,三缄其口,甚至为之百般辩解,以为统统是子虚乌有之事[4]。窃以为大可不必。笔者在写《万历传》时已注意及此,今特撰此文,看一看历史的另一面,对功高盖世的张居正的认识或许更全面一点。

一、张冯联手攻倒高拱

论者以为张居正“附保逐拱”,如不是捏造,便是臆测,其实不然。

高拱与冯保的矛盾由来已久,可追溯到明穆宗在世之时,高拱作为内阁首辅,畏忌司礼秉笔太监兼任提督东厂太监冯保,多方箝制,不使他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非等闲之辈,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又精通权谋术数,终于取孟冲而代之,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且获得了穆宗的圣旨“着

心耿耿辅佐小皇帝,为革除积弊、创建新政而呕心沥血,功不可没。《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给张居正的“盖棺论定”,写得还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确认张居正手揽大政十年,“海内肃清,四夷龙言服,太仓粟可支数年,

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亻幸,

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

[5]

冯保掌司礼监印”。高拱颇为怀疑其中有矫诏的

概括为“大指使政归内阁而不旁落”,都点到了要害。

高拱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他决定陈五事疏采用阁臣联名的方式,高仪那边已打过招呼,当然还得征求张居正的意见,便派心腹韩楫把此事通报张居正:“行且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张居正当面一口答应,还佯笑道:“去此阉(指冯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等韩楫一走,张居正立即派人告诉冯保,要他早作准备,二人合力斥逐高拱[12]。

冯保接到高拱的奏疏,并不转送内阁,由他代皇上拟票曰:“知道了,遵祖制”,留中不发。高拱再上第二疏,恳求“发下臣等拟票”,冯保只得发下内阁拟票,高拱草拟皇上批语:“览卿等所奏,甚于时

[13]

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高拱以为时机成

成分,更使高拱不能容忍的是,穆宗临危托孤时的遗嘱中把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名内阁辅臣与冯保同时列为顾命大臣,遗嘱中说:“东宫幼小,朕今付

[6]

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因此高拱极力

扬言这个遗嘱是张居正与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其实,穆宗临危托孤时在场的皇贵妃即后来的慈圣皇太后,在万历六年二月的一道慈谕中提及往

[7]事时说:“司礼冯保,尔等亲受顾命”,可见是穆宗

本意。王世贞在为高拱写的传记中明确说,当时穆宗抓住高拱的手对他交代:“以天下累先生”,“事与

[8]冯保商榷而行”,可见并非矫诏。

在高拱看来,冯保以印带厂(即以掌印太监兼督东厂),不可一世,高、冯之间的矛盾终于激化了。更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冯保与张居正的密切关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一点:“荆人(张居正)卖众,别走路径,专交通内臣,阴行事于内。而司礼太监冯保者,狡黠阴狠,敢于为恶而不顾者也。荆人倾身结之,拜为兄弟,谄事无所不至……荆人每有意指,即捏旨付保,从中批出,以为出自上意,而荆人袖手旁观,佯为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

[9]如何”。高拱所说之事并非捕风捉影,在穆宗逝世

熟,便指使他的门生故吏、现任给事中、御史们上疏弹劾冯保。

首先发难的是以工科都给事中程文为首的一批言官,弹劾冯保“四逆六罪”、“三大奸”,罪名都骇人听闻,欲置冯保于死地。比如“不可赦”罪第一条,便是“冯保平日造进诲淫之器,以荡圣心;私进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显然指冯保为害死穆宗的元凶。第二条是冯保玩弄“矫诏”手段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第三条是将穆宗遗嘱以邸报方式公布,内中有要皇太子“依三阁臣并司礼监辅导”字句。这些言官们要皇上“敕下三法司,亟将冯保奴手问,明正典刑。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

[14]

者,亦望圣明察之”。这前一句,不仅要把冯保罢

前就曾出现过张、冯联手弹劾高拱的尝试。张居正的幕僚曾省吾向门生户科给事中曹大林土授意:皇上病重,凡事都由冯太监主行,而冯太监与张相公实为一人。曹大林大不土心领神会,立即上疏弹劾高拱“忠”十事,高拱的《病榻遗言》及谈迁的《国榷》都记载了这件事情。病中的穆宗对高拱正有所依赖,看了此疏立即大怒,下旨惩处曹大林土。冯保不得不按皇上意思拟旨:“曹大林土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拟旨后,他趁还未发下之机,与张居正商量,张居正予以淡化处理,抹去“这厮排陷辅臣”及“降”

[10]

字,改拟为“曹大林土妄言,调外任”。

官,而且要他的性命;这后一句,含沙射影指向张居正,不使冯保有回旋的余地。

接着,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广西道御史胡氵孝等接二连三地上疏弹劾冯保。冯保虽然老谋深算,对嘉靖以来朝中的权力争斗司空见惯,但如今自己挨整,也有点手足无措,便派亲信徐爵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说:“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张居正不是高仪之辈,他精通申不害、韩非之学,深知协助高拱逐去冯保对自己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使自己的地位摇摇欲坠;反之,协助冯保逐去高拱,自己便可升任内阁首辅。他不愧是“深中多谋”之人,“耻居拱下,阴与保结为生死

[15]

交,方思所以倾拱”,现在时机成熟了,于是献计,

事后,张居正曾向高拱致歉,表示“必痛自惩改”,但张、冯之间的交结愈益加甚,高拱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决定拿冯保开刀。神宗即位不久,高拱见主少国疑,上疏陈新政所急五事——《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明神宗实录》有此疏的摘要,高拱自己写的《病榻遗言》载了全文[11],表面上是顾命大臣、内阁首辅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而隐含于内的深层用意,《明史・高拱传》概括为“请黜司礼,权还之内阁”;《嘉靖以来首辅传・张居正传》

要冯保饰词激怒皇后、皇贵妃,借刀杀人。张、冯秘

密策划,双方的亲信姚旷、徐爵连夜三番五次往来定计。冯保终于抓住了高拱在穆宗死后对内阁同僚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话,到皇后、皇贵妃面前攻击高拱,说:“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听了大惊,神宗听了面色立即大变[16]。

这一招果然灵光,结局是高拱万万没有料到的。六月十六日早朝,当高拱、张居正一行来到会极门时,太监王蓁已捧出圣旨,文武百官下跪接旨。只听得王蓁说:“张老先生接旨!”接下去王蓁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17]高拱的政治生涯以如此的方式终结,是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的,想不到遭到斥逐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顿时浑身瘫软,“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

[18]起”。

的政绩;他在当时推行的考课政策,为日后张居正的考成法奠定了基础[20]。他急于谋求内阁首辅的独断局面,也许是这一悲剧的一个主观诱因。他二度入阁后兼任吏部尚书,到升任内阁首辅后仍兼吏部尚书,抓住铨柄不放,后人评论:“至居首揆尚握铨柄,出而行事,入而条旨,尤为异闻[21]。这还不够,进而企图把司礼监太监的权力也“还之内阁”。他与张、冯矛盾的尖锐化似乎有着某种必然性。王世贞对高拱的性格有这样的刻划:“拱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议论蜂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辟,朝

[22]

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抗者”。由此人们也就

不难悟出张、冯联手倒高的一些端倪来了。

无论如何,说张居正“附保逐拱”是捏造、臆测,终难令人心服口服。这一事件按照一位学者的最简略表述:“高拱由于太监冯保与张居正的计略而失

[23]脚,回籍闲住”,大致是八九不离十的。

二、张冯联手策划“王大臣案”

要为张居正、冯保洗刷“王大臣案”,那就更加难乎其难了。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神宗按例出宫视朝,轿子刚出乾清门,有一太监打扮的男子直奔过来,被警卫人员抓获。搜查结果,该人衣中藏有刀、剑各一把。初步审讯后,知道此人名叫王大臣,常州府武进县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把此事奏告皇帝,皇帝下旨:“王大臣奴手送东厂究问,还差的当办事校尉着

[24]实缉访来说。”

张居正为了避嫌,与高仪联名上疏,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张居正的这篇奏疏写得情真意切,丝毫没有落井下石的意味,先是说“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论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临事兢慎如恐弗胜……岂敢有一毫专权之心哉”!再是说“如以申明职掌为阁臣之罪,则乞将臣等与拱一体罢

[19]

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居正果然君子坦

荡荡,挺身与高拱分担责任,百端为高拱评功摆好。然而联系到他连日来与冯保密谋策划如何斥逐高拱的活动,人们不禁对张居正的虚情假意感到愕然。

高拱的被逐,是嘉靖以来中央最高权力层面的又一场龙虎斗,本不足为奇。冯高之争的最大得益者是张居正。卧病在家的另一阁臣高仪,听到高拱“回籍闲住”的圣旨后,大惊失色,病情加剧,呕血三日而死。三位顾命阁臣,一逐一死,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阁首辅。

高拱以这种方式离开政治舞台,不免让人感到些许遗憾。他毕竟不同于严嵩之流,任内阁首辅后,在张居正的协力下达成的“隆庆和议”是众所周知

正月二十二日,内阁首辅张居正也向神宗报告此事,并且分析道:“臣等窃详,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平昔曾行之人,则道路生疏,岂能一径便到!观其挟刀直上,则其造蓄逆谋殆非一日,中间又必有

[25]

主使勾引之人。”张居正的意思十分明显,要顺

藤摸瓜,查出王大臣的幕后主使人与宫内勾引人。神宗当即批复,表示同意,指示:“刑缉衙门仔细研

[26]访主逆勾引之人”。

在官样文章的掩盖下,一场政治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发作。既然皇帝有旨,王大臣奴手送东厂究问,而东厂正是冯保主管的部门,一切便按冯保的谋划在进行着。

《万历邸钞》在记述此事时,补写了一句:“此即

冯所为不道,而欲诛之以灭其者。时章龙(引者便知高拱所说大体可信。

其一,《名山藏》说,张居正与吏部尚书杨博商量王大臣案如何处理时,杨博说:“事大,迫之恐起大狱。抑上神圣英锐,待公平察。高公虽粗暴,天日

[34]

在上,乃无此事。”

按:王大臣本名章龙)狱兴,诬连高拱。居正密为书,

[27]

令拱切勿惊死。已,又为私书安之云”。《嘉靖以

来首辅传》也有此一说:“(冯)保先使四缇骑诣新郑,颐指县官备拱之逸,县官即发卒围拱第。家人悉窃其金宝鸟兽窜。拱欲自经不得,乃出见缇骑,问:‘将何为?’缇骑曰:‘非有逮也,恐惊公,而使慰之

[28]耳。’拱乃稍稍自安”。由此可见,王大臣案一出,

其二,《明史》说,杨博为朱希孝策划一计,派锦衣卫校尉透风给王大臣,令其翻供,同时,又命高拱家人(仆人)夹杂于众人之中,要王大臣辨认同谋者。这是很关键的一着,王大臣案由此得以澄清,舆论盛赞杨博有长者之风[35]。

其三,《国榷》说,左都御史葛守礼获悉王大臣案发,拉着吏部尚书杨博去见张居正,说:“守礼敢附乱臣党耶,愿以百口保高拱。”又说:“先时如贵溪(夏言)、分宜(严嵩)、华亭(徐阶)、新郑(高拱)递相倾轧,相名坐损,可鉴也。”张居正矢口否认,取出一份东厂揭贴给他看,意思是此案系东厂所为,与己无关。而揭贴中有张居正亲笔修改的四字:“历历有据”,葛守礼识得张居正笔迹,张居正只得讪讪解

[36]

释:“彼法理不谙,我为易数字耳。”

冯保、张居正就想把它与高拱挂起钩来。高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此案的始末记述得特详细,涉及幕后主使人时,王大臣(即章龙)交代:“从总兵戚继光处来”。张居正听说后,急忙派人对冯保说:“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此自有作用,

[29]

可借以诛高氏灭口”。人们或许以为高拱是案件

的当事人,所说未必可信,好在何乔远《名山藏》也有相同的记载:“……冯保鞫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戚总兵。’保使密报居正,而居正令保附耳曰:‘戚公方握南北军,据危疑地。且禁毋妄

[30]指。此中自有用,可借以除高氏”。冯保于是再次

审问王大臣(章龙),对他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随后嘱咐心腹长伙辛儒,与王大臣朝夕相处,教他诬陷高阁老指使行刺的口供;又教他诬称:“高阁老家人李宝、

[31]高本、高来与同谋”。冯保当即差东厂小校五名

其四,《万历野获编》说:“时掌锦衣卫太傅朱希孝,虽江陵幕客,故与新郑厚,心怜而力救之。且行数千金于诸大

。而诸

中亦有善新郑者,力解于

[37]

慈圣(太后)之前。”

其五,《涌幢小品》说:“王大臣一事,高中玄(拱)谓张太岳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

[38]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

飞驰河南新郑县,捉拿高拱的家人,以定高拱之罪。消息不胫而走,朝廷内外一时议论纷纷。张居正的同乡、太仆寺卿李幼滋到张府责问张居正:“公奈何为此事?”张居正说:“何谓我为?”李幼滋说,“朝廷

奴

手

经过种种幕后活动,王大臣案终于不了了之。冯保恐怕事情败露,派人给王大臣喝生漆酒,使他咽喉变哑,不能说话。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会审,并不提问,直接宣判处决,匆匆了事[39]。

事隔十年,到了万历十年,张居正已死,冯保已下台,神宗忽然对当年的王大臣案发生疑问,命刑部录进王大臣招供,详加审阅,然后发出谕旨:“此事如何这每就了?查问官与冯保质对!”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四维是了解内情的,委婉地劝告皇上:“事经十年,原问官,厂即冯保,卫乃朱希孝。今罪犯已决,希孝又死。”那意思是说,此案已死无对证,追查不清了。另一大臣也说:“王大臣系冯保潜引,亦无的

[40]据。若复加根究,恐骇观听”。神宗虽然放弃了重

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厂中(东厂)

称主使者即高老。万代恶名必归于公,将何以自解?”张居正矢口否认:“我为此事忧,不如死,奈何

[32]

谓我为之!”

张居正不想中途变卦,便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员去东厂,会同冯保一起审讯。按照惯例,厂卫审讯犯人必先加刑,会审开始,先打王大臣十五板。王大臣大叫:“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冯保问:“是谁主使你来?”王大臣瞪目仰面说:“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来问我。”冯保又强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说?”王大臣答:“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

[33]老?”事情的真相终于暴露无遗。

新追根刨底的念头,但王大臣案之为冤假错案已昭然若揭。

如果说先前的张居正“附保逐拱”还情有可原

这些细节出于《病榻遗言》,但参证其他文献,

的话,那么王大臣案便令人难以恭维了。那时高拱已经下野,不再构成对冯、张的威胁,冯、张还无中生有地借王大臣案诬陷株连,无所不用其极,企图置高氏一门于灭族的境地,政治斗争之险恶,政治家手段之卑鄙,实在可憎可恶。

透过王大臣案,张居正与冯保向政坛显示了他们之间的权力结合的坚不可摧。对冯保而言,如果没有张居正的支持,他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是不稳固的;对于张居正而言,如果没有冯保的支持,他的内阁首辅的地位也是不稳固的。他们两人的权力结合,为张居正辅佐幼主,推行新政,创造了一个较理想的政治氛围。这一点,在日后的“夺情”事件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但是,这样做不符合明代的典制。“国初令,百官闻丧,不待报即去官。后京官有勘合,在外官有引,起复有程限,夺丧、短丧、匿丧有禁,视昔加严云”。对于官僚匿丧者,正统七年有令:“俱发原籍为民”;正统十二年又有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可见按照祖宗旧制,官员丁忧不许夺情起复[41],所以吕调阳、张四维只得援引正统年间以前金幼孜、李贤、杨溥的特例,希望皇上“夺情”。

神宗本人也深感不可一日无“元辅张先生”,不愿他丁忧归里,更不愿新政中途遭到挫折。所以他接到吕调阳、张四维的奏疏后,随即下旨:“元辅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佐朕冲年,安定社稷,关系至重。况有往例,卿等亟当为朕劝勉,毋事过恸。”他还写了手札给张居正:“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

[42]

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接着神宗又谕吏

三、所谓“夺情”的内幕

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因为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引来诸多怨声,反对声浪一时甚嚣尘上。鉴于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神宗与张居正关系下手,以达到迫使张居正下台、中断新政的目的,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试御史傅应祯、巡按辽东御史刘台,便是反对者的代表人物,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政治逆流,在张冯联盟及神宗的通力一致的反击之下,终于被击退。但斗争并未停顿,终于在张居正父亲逝世之后,围绕“夺情”而白热化了。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七十四岁的张文明患病,张居正本想请假省亲,恰逢宫中筹备皇帝大婚,作为首辅,他是无法脱身的,只得定在大婚以后再告假。不料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父亲遽尔病逝。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次日,张居正的同僚、内阁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上疏奏明皇上,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请求皇上谕留张居正。

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二十七月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谓之起复。但也有破例的,如宣德元年正月,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宣宗下诏起复。宣德四年八月,内阁大学士杨溥以母丧丁忧去,随即起复。成化二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遭父丧,宪宗下诏起复视事。这些都是丁忧“夺情”的先例。

部:“元辅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

[43]尤重,准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神宗的意

思很明显,只准许张居正在京师的家中服丧“七七”(四十九天),然后“照旧入阁办事”,这就是所谓“夺情”起复。如果事情正是如此,那么张居正是完全无可非议的,君命难违,忠孝不能两全。然而事情的内幕一旦揭开,不免让人觉得张居正其人不但工于心计而且过于虚伪。

按人之常情及祖宗旧制,必须丁忧守制,但张居正不是一个按常规办事的人,他的口头禅是: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何惜訾议!况且大权在握,新政正在展开,阻力之大难于想象,他不愿因丁忧而离任二十七个月。碍于祖宗旧制与舆论压力,必须妥善策划一个两全之计。就在吕调阳、张四维上疏请皇上“夺情”之前,他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密谋策划,竭力促成皇上“夺情”之局。文秉在《定陵注略》中,写到“万历五年九月,大学士张居正丁父艰,上命夺情视事”之后,透露了张、冯密谋策划的内幕:

“大

冯保,挟冲主,操重柄,江陵(张居正)素

卑事之。新郑(高拱)既逐,保德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次辅蒲州(张四维)进揭,即微露其一斑……疏入,漏下已二鼓。昧,特旨从中出,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内阉持司礼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

状,令小史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

[44]

‘此头寄上冯公公也!’”

事沈思孝,他们分别写了措词严励的奏疏,弹劾张居正[48]。

此时,冯保又一次显示了与张居正的默契配合。冯保以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把吴、赵、艾、沈的奏疏留中数日不发,让张居正票拟石朱旨。张居正怒不可遏,便与冯保商定,对此四人实施廷杖,以非常手段制止此风的蔓延。

礼部尚书马自强料知事情不妙,出面向张居正为上述诸人辩护。张居正一时语塞,竟把往日矜持的风度抛得精光,当着马自强下跪,一手捻着胡须,

[49]

口中念念有词:“公饶我,公饶我!”翰林院掌院学

由此可见,“夺情”虽出于皇上旨意,却是张居正与冯保事前谋划好的。《万历邸钞》万历五年秋七月条“张居正闻父丧,诏夺情视事”,有如下说法:“居正闻丧,初辞疏,即云守制是常理小节,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何恤訾议;再恳辞,忽且请留京守制,以次子驰驿回籍营丧事。盖其自为

[45]

计非朝夕,以故讣疏方上,而慰留即下云。”可见

张居正本人并不想丁忧守制归里,又不便直说,便通过冯保要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挽留,而张居正则言不由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乞求归里守制,目的在于遮人耳目。

为了应付舆论,张居正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九月底,他正式向皇帝上疏乞恩守制,以表示他对皇上“夺情”的反应:“臣在忧苦之中,一闻命下,惊惶无措。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这其中,话里有话,他强调了“非常”一词,“非常理之所能拘”一句,用在“乞恩守制”疏上,不但牵强附会而且自相矛盾,只是为下文作铺垫罢了:“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事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

[46]乎!”

士王锡爵会集翰林数十人求解于张居正,张居正避而不见。王锡爵径直闯入张府,为上述诸人求情。张居正说:“圣怒不可测。”王锡爵说:“即圣怒,亦为老先生而怒。”张居正无言以对,突然下跪,举手索刀作刎颈状,说:“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又连声喊道:“你来杀我,你来杀我!”王锡爵大为惊异,赶忙逃出[50]。

结局是在意料之中的,十月二十二日,锦衣卫逮吴、赵、艾、沈四人至午门前廷杖,吴赵二人各杖六十,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沈二人各杖八十,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两天之后,居然还有一名刑部办事进士邹元标再次上疏弹劾张居正,措词比吴赵艾沈更为厉害,当天就遭到廷杖八十、发谪极边远卫所充军的严惩[51]。

平心而论,在反对“夺情”的人群中,有不少人是打着传统伦理纲常的幌子,对张居正其人和万历新政有所非议,企图迫使张居正离职守制,从而达到中断新政的目的。张居正在衡量了新政与守制之间的轻重后,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划“夺情”之局,并且固执到底,毫不退让,其精神固然令人感动,其手段却不足为训。从中显示了他诸所谤议在所不顾的政治家风度,也透露了这个铁腕人物对权位的贪恋心态。

张居正本意是希望皇上“夺情”,又不得按惯例向皇上乞恩“守制”,所以这篇违心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且漏洞百出。奏疏的基调是乞恩守制,却大谈什么“非常理之所能拘”,“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话中之话是要表明“守制”是常理小节,不必拘泥,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他的决心,如果皇帝坚持“夺情”,他可以置常理、小节于不顾。无怪乎《实录》的编纂者在记述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时,要写下这样的按语:“观此,而夺情之

[47]

本谋尽露矣”。可谓一语道尽其中奥秘,暴露了

他与冯保一手策划的“夺情”内幕。

经过半月有余的公文往返,夺情起复之局终于定了下来。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于“七七”之后仍入阁办公,大权继续在握。岂料,这一安排竟然激起守旧官僚一片反对声浪,其气势之咄咄逼人,实为张居正始料所不及。反对得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

四、在权力与财产之间

有明一代内阁首辅的职权轻重因人而异,严嵩、高拱已无所不统,张居正犹有过之。当时人沈德符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

[52]

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即把内宫(皇帝)

与外廷(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这一点,张居正本

人也不否认,他曾对阿谀他的部下说:“我非相,乃

[53]摄也”。所谓摄,即摄政,代帝执政。张居正在归

斋醮,为之祈祷。有的人甚至丢弃本职工作,朝夕奔走,做佛事、摆道场,仲夏时节,曝身于炎阳之下[58]。吕毖就此事洋洋洒洒发了一大篇议论,把张居正的权势及官僚对权势的崇拜丑态暴露无遗:“内阁张居正久疾不愈。上时下谕问疾,大出金帛为药资。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视厘。已而,翰林科道继之。已而,吏礼二部属继之。已而,他部属、中书行人之类继之。已而,五城兵马、七十二卫经历之类继之。于仲夏赤日,舍职业而朝夕奔走焉。其同乡门生故吏,有再举至三举者。每司香,宰官大僚执炉日中,当拜表章则长跪,竟疾弗起。至有赂道士,俾数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书副以红纸红锦幕其前后,呈江陵。江陵深居不出,厚赂其家人,以求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自是,争募词客,不惮金帛费,取其一颔而已。不旬日,南都仿之,尤以精诚相尚,其厚者亦再三举。自是,山陕

[59]

楚闽淮漕,巡抚巡按藩臬,无不醮者。”这种举国

葬老父时,一天之内收到皇帝三道诏书,湖广地方官为他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此事竟使张居正联想到骑虎难下之势。他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谈起建造“三诏亭”的事,说:“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势殊,高台倾,曲诏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哉!盖骑虎

[54]

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他

当时已经隐约意识到历史上两位摄政大臣霍光、宇文护因专断朝政而惨遭惩处的下场,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此之谓“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张居正死后的悲剧,其源盖出于此。

政府的各级官员见张居正权势显赫,争相拍马奉承,阿谀献媚。有人为了升官,向张居正赠送黄金制成的对联,上面写道:“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

[55]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把张居正与皇

帝相提并论,是颇有僭妄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这与他自己所说“我非相,乃摄也”,是可以相呼应的。

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离京归葬,一路上的显赫声势,也透露出“我非相,乃摄也”的心态。不仅有尚宝少卿、锦衣卫指挥等的护送,而且他所乘坐的大轿,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制作送上的,豪华之极,被人称为如同斋阁的步辇。此轿硕大无比,前半部是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寝室,两旁有两庑(走廊),各立一童子,左右侍候,为之挥扇焚香。如此庞然大物,决非“八抬大轿”所可比拟,由三十二名士卒扛抬,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桥”。戚继光还派来铳手、箭手保镖。所到之处,地方官忙得不亦乐乎,为之饬厨傅、治道路。州县官送来美食佳肴,动辄“水陆过百品”,比皇室的膳食有过之而无不及,张居正还以为“无下筷处”。那个真定知府钱普是无锡人,府上有无锡名厨,善作吴菜,张居正吃了很满意,说:“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出,各地方官争起效尤,纷纷搜罗苏州、无锡一带厨师,召募殆尽[56]。对于钱普如此奉承,张居正心中有数,准备办完丧事返京后酬以美官,无奈此人资历太浅,只能暂缓。不料日后钱普丁忧归里,待他服除复出时,张居正已去世了[57]。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病重,久治不愈,朝中官僚上至六部尚书、翰林、言官,下至部曹、冗散,无不设

上下的祈祷,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罕见的不正常现象。

权力是很容易转化为财产的。万历元年张居正在江陵城东建造太师府第,神宗不但为他亲笔书写了堂匾、楼匾、对联,而且还拿出一笔内帑,作为建造资金。上行下效,于是全楚官员纷纷出资纳贿。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才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银子,而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60]。他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其壮丽不减王公”,他死后,这座建筑改成为京师全楚会馆,可见规模之大非一般住宅可比[61]。这当然要引起人们的非议。

非议之一便是张居正善于敛财。有人说,严嵩被抄家,十分之九的财产进入宫中,后又佚出,大半落入宗室朱忠僖家,“而其最精者十二归江陵”,“江

[62]

陵受他馈遗亦如之,然不能当分宜之半计”。此

话的可信程度是颇值得怀疑的,后来神宗下旨查抄张府的结果表明,张居正的财产显然难与严嵩、冯保相比,“不能当分宜之半”的夸张说法有点离谱,但从查抄清单看来,张居正为官谈不上清廉,并非两袖清风如海瑞之类,却是事实。

行文至此,需要声明一句,本文并非故意抬扛,实在是有鉴于溢美之风太盛,才要提醒人们注意“另一面”。不过这“另一面”,似乎并不影响张居正作为“宰相之杰”的历史存在。

注:

　　[1]《万历邸钞》万历十二年甲申卷,八月丙辰。《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

[2]《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五,万历十年六月丙午。[3]李贽:《焚书》卷一,书答・答邓明府。

[4]韦庆远:《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张居正和明中后期政局〉一书的序言》(载《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对此有精辟的分析。

[5][6]高拱:《病榻遗言》卷一,顾命纪事。[7]《明神宗实录》卷七二,万历六年二月壬午。[8][22][28]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9][14]《病榻遗言》卷一,矛盾原由。

[10]谈迁:《国榷》卷六七,隆庆六年三月己酉。[11]《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丁卯。《病榻遗言》卷一,矛盾原由。

[12]《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张居正传。[13]《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丁卯。[15]文秉:《定陵注略》卷一,逼逐新郑。[16]《明史》卷三○五,冯保传。

[17]《病榻遗言》卷一,矛盾原由。《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庚午。《名山藏》卷二九,典谟纪・穆宗。

[18]《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19]《病榻遗言》卷一,矛盾原由。《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壬申。

[20][23]参看樱井俊郎:《隆庆时代的内阁政治——以高拱的考课政策为中心》,载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的社会和文化》(京大人文研,1996)第27—59页。

合

[21]王世贞:《卷七,皇明异典述二,内阁廾山堂别集》

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也有类似记载。

[38]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阁臣相构。

[39]《国榷》卷六八,万历元年正月庚子。《名山藏》卷□□(原文如此),臣林纪・隆庆臣一,高拱传。

[40]《明神宗实录》卷一三四,万历十一年闰二月乙卯。

[41]《大明会典》卷一一,吏部一○,丁忧。

[42]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卷六,闻忧谢降谕宣慰疏。

[43]《明神宗实录》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己卯。[44]《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万历邸钞》所记略同。

[45]《万历邸钞》万历五年丁丑卷,秋七月。[46]《张文忠公全集》卷六,乞恩守制疏。[47]《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丙戌。[48]《万历疏钞》卷五,吴中行: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赵用贤:星变陈言以维人纪以定国是疏;艾穆、沈思孝:容辅臣守制以植纲常疏。

[49]《万历邸钞》万历四年丁丑卷,冬十月乙卯。[50]《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乙巳。《万历邸钞》万历五年丁丑卷,冬十月乙卯。《涌幢小品》卷九,张太岳。

[51]关于吴、赵、艾、沈、邹的廷杖,可参看小野和子:《东林党和张居正——以考成法为中心》第四章夺情,载《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京大人文研,1983)第78—84页;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和复社》(京都同朋舍,1996)第28—34页。

[52]《万历野获编》卷九,阁部轻重。[53][54]《万历野获编》卷九,三诏亭。[55][59]吕毖:《明朝小史》卷一四,万历纪。[56][58]《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申时行传。[57]《万历野获编》卷九,谄附失利。

[60]《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张居正传。光绪《重修荆州府志》卷七,地理志・古迹,引《江陵志余》。

[61]光绪《顺天府志》卷七○,故事志・杂事。[62]王世贞:《觚不觚录》。

[63]《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卷一四九,万历十二年五月庚辰。参看拙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第199页。

兼掌部院。

[24]《万历起居注》,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庚子。[25][26]《万历起居注》,万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癸卯。《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癸卯。

[27]《万历邸钞》万历元年癸酉卷,春正月庚子。[29][31][32][33]《病榻遗言》卷一,毒害深谋。[30][34]何乔远:《名山藏》卷□□(原文如此),臣林纪・隆庆臣一,高拱传。

[35]《明史》卷二一四,杨博传。《国榷》卷六八,万历元年正月庚子条记会审情况甚详。

[36]《国榷》卷六八,万历元年正月庚子。

[3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八,王大臣。《嘉靖以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　周珉)

publishedinMay,1998)unearthedatGuodianofJinmen,HubeiProvince,inOctoberof1993,isexaminedinthisessayalongside“Lao-zi”,asilkscriptunearthedatMawangduiofChangsha,HunanProvince,inthewinterof1973.ItthenrecapturestheargumentonLao-ziandhisworks,whichhappenedinthe1920sandthe1930sandundertheinfluenceof“DiscriminationinAncientHistory”.Theessayalsoexplainsthecauseandtheprogressoftheargument;standpointsofbothsidesintheargument;andtheramificationsoftheunearthednewmaterials.Andfinally,theessaysumsupsomeexperiencesandlessonsinthewayofstudyingLao-zi.(XUHong-xing)

ZhangJu-zhengandFengBao

　　ZhangJu-zheng,“anoutstandingprimeminister”intheMingDynastysurpa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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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Shu-zi)

OntheMacrocosmicandMicrocosmicApproachesto

theStudiesofChineseLiteraryHistory

　　Thisisoneofthetwokeyspeechesinth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heMacrocosmicandMicrocosmicApproachesintheStudiesofChineseLiteraryHistory,whichwasheldinDecember1998,Seoul,SouthKorea.

TheauthorholdsthatinordertoadvancethestudiesofChineseliteraryhistoryasawholeitisnecessarytohaveabreakthroughonthelevelofmacrocosmicstudy.Basedonthisconviction,theauthorraisesanddiscussesseveralissueswhichweshouldpayspecialattentionintermsofapplyingmacrocosmicapproachinthestudiesof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Theseissuesincludethereexaminationofliteraryconceptsandtheories,theinsistenceonthepracticeofMarxism,theestablishmentofperiodizationofliteraryhistory,thebreakdownoftheboundariesbetweenclassical,modernandcontemporaryliterature,etc.Theessayalsoemphasizestheimportanceofmicrocosmicstudiesanddiscussestheircurrentproblemsthatshoulddrawscholars’particularattention.

(ZHANGPei-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