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飘雪的日子

　　2008年9月15日，夜很深了，打开电脑收到一份文友的邮件，文友告诉我，韦野先生走了。 　　得知韦野先生患绝症是十年前的事，他顽强地走过了十年。十年前的冬季我得知他患病即写了篇哀伤、感恩的文字，现在读这篇文字，依然如冬夜一样深长而伤感…… 　　 　　1 　　S先生告诉我说，韦野病了。说韦野先生得了一种稀罕的、男性发病率仅为千分之一的病――乳腺癌。乍一听此，我在心底绝望着――命运真是太难纠缠了。S先生告诉我这个不幸时，我们正在冀中一个偏僻的县城文安开一个散文研讨会，韦野先生本该来的，但他没来。他打来了贺电。会散，我即沿着县城外荒僻的乡间公路打探开往省城的火车――我决定立即赶往石家庄看望韦野。在离县城15公里的一个小站上，我等待着刚刚开通的从长春经文安开往石家庄的一列火车。火车到达这里时已经非常疲惫了，它在小站喘息了两分钟后，便又喘着粗气、匍匐着向南而去了。 　　我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了下来。望着车窗外已收割完庄稼的土地，我觉着土地也十分疲惫了，散落的庄稼的枯干败叶在土地的边缘处显得十分的凄凉。我知道，此刻，在塞外已是落雪的日子…… 　　那年――1985年塞外落雪的日子吧――好心的塞外人要为我的散文创作召开一个讨论会。省城的许多先生、朋友们赶来了，他们说，他们看出我那时已是一棵长势颇好的庄稼苗，他们相信我日后能拔节，能结出籽粒饱满的玉米穗、谷穗、麦穗之类，他们相信我不会长成空壳。那年我都40岁了，我40岁了才写了三、四年。那年，我竟“初生牛犊”不怕虎地说：“40岁是我生命的开始！” 　　韦野来了。 　　我们在塞外如同乡镇小站一样简陋的火车站上接他。车站上灯光昏黄而寂寥，雪花在天空稀疏地飘落，下车的人很少。人们说那是韦野。我相信对面走来的男人至少有一米八零高。我看不清他的脸，他非常严实地围着一只白色大口罩，一直围到耳根。他很清瘦，裹着一件黑色呢大衣，雪落在他宽大厚重的镜片上。在他俯视我的瞬间，我发现他的眼窝很深，眼睛很大，眉骨很高，头发很直很硬，很长地背在脑后，是那种很洒脱的背式发型。他站在昏黄的站灯下和我们说话，声音从白色的口罩里“嗡嗡”地发出，苍重而有些嘶哑。那时，我心头掠过一个象征――他像是站灯旁那棵落尽了叶的很高也很沧桑的老槐树…… 　　后来，我们知道，他感冒了很多天，他一直在发烧、咳嗽，他本不能来参加会的。那时，省城到塞外，火车没有卧铺，一律的木板座，且不能直达，要在北京永定门车站等候三五个小时中转。千里之路，晨起夜落，要在路上摇摇滚滚十四、五个小时。然而，他来了，他和省城的几位老师朋友们来了。来了就是鼓舞，就是冬天里的春天。那时，河北散文学会刚刚成立一个月，他是会长，他说他必须来；他说这是全省第一次为一个写散文的人开会，河北的散文要振兴，要崛起，塞外的文联做了一件好事；他还对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再过5年，你45岁时成为著名作家…… 　　他的话使我震动，也使我感激。 　　此时和彼时，我都认定，这是一次自我信心和勇气的温暖光临。 　　 　　2 　　其实，再往前推两年、三年、我的150行的长诗《他当了矿长》经省作协主席尧山壁推荐给了韦野先生，韦野先生那时在《河北日报》主持文艺副刊，副刊的《布谷》版大块大块地发表着各类文学作品，我的长诗就在1983年1月发在了《布谷》版头条，很显耀很光彩的位置。那时，我真还是一个一点也不起眼、一点也不光彩的“丑小鸭”呀；那时，我仅是在地、市级报刊发了一些作品的无名作者呀；那时，我是一个披头散发上班、买菜、买粮、在老镇的窑洞里哄儿子吃饭、睡觉、然后才学着写诗歌的女人呀。我知道，我的文学之路一直很难。我无法跳跃，我只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一个梯级一个梯级地攀援。后来，我9000字的报告文学占据了《布谷》整整一个版面；后来，我那么多诗歌、散文发在了《布谷》版上；后来，塞外和成都两所大学里的老师最早写我的评论文章发在了《布谷》版上；后来，韦野先生亲自撰写的评介我散文的5000字的评论也发在了《布谷》版上……我至今不疑，我的文学是在韦野先生主持的省报文学副刊上开始了新的梯级的出发。我也至今认为，那块杜鹃啼血、《布谷》声声的田野是我文学的处女地。我在这块土地上庄稼一般成长，韦野先生就是这块土地上戴着斗笠、拄着锄把浇水锄草施肥的农夫，我相信是他最早谛听到了我成长拔节的声音。 　　那时，每发表我一篇文章，韦野先生大都给我写一封信，指出我的长处与不足。1986年我写汉水女儿命运的散文《女人河，美丽的忧伤》在《布谷》版发表了，但韦野先并不因此而放弃对这篇作品的指点，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女人河》不错，但情溢于事，有点淹没心的亮度了，心再闪烁些为好。”七年后，省电视台将这篇散文拍摄成PTV搬上了屏幕，中央台国内、国际频道都播放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后来在上海获了大奖。我铭记荣誉，但我更珍视韦野先生的评点。我始终把这次评点视为“对创作诗意的照亮”。 　　1986年秋天，我想写丁玲。我到涿鹿温泉屯采访，塞外温泉屯是40年代丁玲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生活基地。韦野先生听后来信：“听说你要写丁玲，要写好，要突出人性，不要图解政治，深刻些。让人思考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在想什么，表象的和内心的，二者有距离，要挖掘出来。写好后深圳特区报会发，那里有我的好朋友。不要超过5000字。”一个月后，他又来信叮嘱：“丁玲的稿，写好后交我，请放心，有地方发表。要写出特点来，可以是对一个杰出的女作家的追思、怀念，也可以是反映一个时代的一个女人的脚印……”数月后，他又来信说：“丁玲这面旗帜要举……我认为，她的道路、主张、思想是对的。中国文学没有原则怎能谈自由？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后来，丁玲的稿没能写出，我自责了很久，我觉着辜负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太多的关心。 　　后来人们告诉我说，韦野先生18岁当编辑，一当就是35年，35年为人做嫁衣，35年含辛茹苦。35年有许多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在《布谷版》发表了处女作，有许多省内外知名的中青年作家得到过韦野先生的帮助。韦野说，35年间因文章和他交往过的不下千人。于是我想，这千人排起来是什么景观呢？是山峦上“呼呼”作响的森林？是田野里“突突”拔节的庄稼？ 　　是森林对于山峦的依存，是土地对于庄稼的给予。望着车窗外广袤无垠的冀中平原，我想象着播种、收获，再播种、再收获的属于土地的轮回…… 　　 　　3 　　韦野先生很长很瘦地躺在卧室的床上，犹如一棵伐倒的树。 　　他不断地在打呃逆。韦嫂告诉我说，他手术还算成功，打呃逆可能是化疗引起的反应。又说，医院条件很差，房间很乱。他患了感冒，昨天他们从医院回家了。 　　没有任何装修的简陋的家，很旧的床单，很旧的被子，韦野先生躺在那里。 　　我大约有两年没见韦野先生了，他的眼窝更深了，他的眼神没有一点力气了，他原本很高的鼻梁和颧骨更加棱峻了，他的头发白了那么多。 　　很旧的床单，很旧的被子，韦野先生躺在那里，犹如一棵倒下的树…… 　　这棵树站着的时候是伟岸的，苍郁的，是有浓荫遮盖的。韦野先生一生酷爱散文创作。他当报社编辑35年，日子晨昏颠倒。即使这样，他病倒之前，已出版了五部散文集、三部诗集，还有杂文集、戏剧什么的。百万多字的作品兴许能说明一些什么，但我更看重的是他融进创作里的那种生命状态。记得八十年代中期，颇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兰小宁曾在上海《文学报》撰文戏说《韦野的“散文癖”》。他说，“癖也，病入膏盲也”；他又说，“他（指韦野）谈起他的散文，如同年轻的母亲谈起自己溺爱的独生子。”他还说，“韦野的宠儿不只一胎，这些宠儿给韦野捧回一张张获奖证书，有的还飘洋过海，走向世界，引得日本《信浓每日新闻》社的文化部长安井雄慕名投书，要来拜会久仰大名的散文家韦野。”最后他说，“韦野最大的野心是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满意的散文。”

　　那些年，初出茅庐，不知东西，韦野先生和几位文学前贤率领着河北一群懵懵懂懂的散文男女，呼着喊着在散文路上摇摇滚滚。那些年，他五十五六岁吧？但散文人聚在一起，他便传染给你无法遮拦的青春气息。我强调的是“传染”，这种传染有弥漫性。一见面，他就像小伙子，异常亢奋地告诉你，他刚刚发表了什么作品；他就声高八度向你讲述或背诵他的作品；他就迫不及待地将窝在他心中的三个五个散文题目，一古脑儿端出来，然后强迫性地给你划出一个两个或三个题目，鼓动着让你去完成。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也不管你是否感兴趣。然而，你无法不感染他传达给你的《长城梦影》的历史沧桑，无法不感染《牛泪》的劳苦和伤感，无法不感染《名楼赋》的精深博大，无法不感染《柴达木之路》的悲怆和眼泪…… 　　是的，你无法不被感染。 　　他告诉你他的散文《酒花的喜剧》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时，原本很大很阔的嘴巴笑得更大更阔；他告诉你他的《灵脂米》被收进中学语文教材时，他一边用手指拢着他的背式长发一边高兴得就地打转。于是，我相信兰小宁的话：如果爱散文是“病”的话，那么，韦野先生已是“病入膏盲”。 　　1985年10月，河北省散文学会成立。我想，他绝对是重要的策划者之一。他一举被推选为会长。做了会长的他绝对是在其位谋其政。他一边继续晨昏颠倒地编报纸，一边风风火火地创办《散文家》（后演变为《散文百家》）；他四处化缘，弄到钱，就带着河北散文队伍西进太行，南下卧牛城，北上康巴草原……浩浩荡荡，轰轰烈烈；采风，笔会，研讨，评奖，请南方北方的报刊编辑来作指导……辛辛苦苦，呕心沥血。于是他高兴起来，就仰首大笑，抑郁起来，便低头沉默。偶有文友相遇，他便将希望与失望，得意与受挫，抑或是愤懑、伤感、失落，抑或是对文坛的是是非非，对对错错，或抨击或咀咒或评说，一顿痛快淋漓地宣泄之后，他依然率直，依然抑郁，依然烦乱，依然苦闷。唯有散文能拯救他。当一篇接一篇的散文题目挤满他的脑子时，他就忘掉了世上所有的不快；当他一本接一本地为青年作者的散文集写序时，他的内心就涌满希望与愉悦…… 　　有一次我去拜访韦野，看到他窄小的客厅的墙壁上有一幅阔大的装裱好的字画。“甘为人梯”四个娟秀的汉字隶书扑入我的眼帘。我略知这位送字画的青年女作者。我想对于无数接受过韦野先生文学牵携的人，这四个字应该是一种涵盖；对于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的韦野，这四个字应该是一种人生慰藉；而对于河北散文创作本身，这四个字无疑是一种象征――我们许多人不都是沿着这把“梯子”一步一步攀援了上去么？ 　　我常想，在我们上山的路上，韦野先生是“人梯”，曾奋力支撑过我们；他同时也是路边一棵曾经苍蕤的大树，给予过我们憩息的绿荫。“人梯”也好，“绿荫”也罢，都是我们艰难的文学之路上一个值得感念的过程。谁能否认完整的人生不是一个又一个丰富而实际的过程的衔接与完成呢？ 　　现在，韦野先生倒下了，他树一般地躺在那里，他已精疲力尽了。 　　“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但愿手术后不再出问题……我想我还能多活几年。我今年66岁，我还能写。病好后，我还想写随笔与杂文，因为我现在还主编着《杂文界》月刊……”韦野先生躺在床上，说着上面的话便哽咽了起来。泪水窜过厚重的镜片，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 　　一个一生挚爱散文的生命疲惫了，一棵一生护佑着散文的大树倒下了。望着病榻上的韦野先生，我难过地想。 　　 　　4 　　就在这篇文章落笔的日子，塞外突然普降大雪。雪下得很大，数小时后，塞外的城市山川便一片苍茫洁白。每年，塞外落雪的日子，我就突兀地产生庄严，也产生伤感。我想，这雪是我心灵的一种感应了。 　　此刻，屋外除了风，便是一片寂静了。望着窗外满世界的苍茫，我有一种冲动。我翻找出在过去的年代里，韦野先生写给我的十几封信件，在雪天的静寂里，我阅读着这些信件。此刻，我感觉被白雪覆盖着的世界，以它旷世的宁静回归着我行走不止的心灵。我的目光落到5年前韦野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我只相信你是一位从苦难中挣扎成长的具有朴实美德的人，你比任何人似乎都尊重感情，尊重友谊，更尊重人格。怎能忘记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动力――相互帮助呢？……可是，我给予你的太少、太轻了。我有时力不从心，有时环境不利。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仍将尽心尽力，帮助你办点力所能及的事，尽一位老同志的赤诚之心。” 　　写这封信时，韦野先生好像已从他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这是一个一生苦闷多于快乐、失意多于得意的先生给予我的最后也是最初的安抚。我曾在这种安抚的声音里，一天天想象着对自己做最好的完成，想象着一种可以信赖和安全的抵达，以及新的有信心的出发。此刻，这声音在屋外的雪天里苍重地弥漫开来，遥远而逼近。雪天里的声音赋予我一种叙事的伤感，如同里尔克在《杜伊诺悲歌》中所叙述的对夜色的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