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案子.愁创收.学新知--离职法官:"下海"后才发现,律师的钱并不好赚

记者 | 任重远  编辑 | 段文

司法改革就像一条鲶鱼，搅动起了法院系统的一潭春水。

随着中共十九大的日渐临近，中国内地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也进入了验收期。

4月7日，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一次会议中强调，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十九大的召开。他介绍，目前地方各级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基本完成，已遴选产生12万名员额法官。

改革之前，全国法官的数字是20万，一经任命即获得资格，就算后来被调去办公室、宣传科（处）等综合部门，或者升任领导后不怎么办案，名义上也还是法官。

数字的减少让审判权和法官的身份集中到了一线办案人员的头上，待遇也将相应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一些原来的法官也在这两年陆续离开了法院。有的是没能入额，觉得出来更有前途；有的是入了额的，觉得压力和责任太大；也有的纯粹因为个人原因，和司改无关。

司法改革就像一条鲶鱼，搅动起了法院系统的一潭春水。

△2017年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批员额法官身披法袍，庄严宣誓。

“我是因为相信司改才出来的”

这轮司改开始后离开法院的法官中，曾经任职贵州省高级法院的李量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批，还差一个月就满两年了。

目前，他在北京一家大型律所干得不错，在贵阳又投资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律所。以后打算北京贵阳两地跑，新律所去年11月开始筹备，上个月刚批下来，目标一两年内发展到一二十人，专做民商事诉讼。

谈到离开法院的原因，李量说是因为相信司法改革，“这轮司改的目的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以后法官独立审判，当事人找律师会更注重律师的专业而不是关系，做律师主要是靠专业吃饭，我就是看好这个法律服务市场的前景才出来的。”

有了信心之后，就想早点儿出来适应市场，“跑马圈地”。

“法官离职后两年内不能自己代理案件，认识的辞职法官检察官大多都会挑公司制的，想的是不用自己找案源，处理律所交办的案子就行了，等到禁业期满了，自己差不多也上路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双方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人家愿意收留前法官，除了考虑品牌效应，也是指望你能带来案子。可以说双方的目的都不单纯。” 半年后，李量离开北京一家公司制的精品律所。

第二家律所就选择了合伙制的，规模大，但管理松散。同所的律师和律师之间主要是合作关系，无论哪个领域，自己拉来的案子主要自己办，律所扣的不多。哪个案子需要找别的律师一起，彼此协商分成就可以了。

李量告诉《凤凰周刊》，案源的增加主要是靠思维方式的转变。10年的法官经历，加上一直在做法律公众号，他早就小有名气，一开始找上门的人就不少，只是当时主要还是法官思维，有案子也谈不下来。

“法官处在纠纷的最终端，都是被动地审查材料，根据双方的证据来判断谁是谁非，立场也比较中立，但律师为当事人服务，需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尽量去寻找对他有利的证据和法律。”李量说。

具体表现就是，开始的时候，他总会告诉自己的当事人，你这个案子赢不了，没有实施和法律依据，然后对方基本就都走了。后来他做了一些回访，发现有的案子他拒绝后，别的律师却打赢了，是因为诉讼过程中发现了新的证据。

反思后李量意识到，律师的工作必须更加主动，当事人反映的客观事实虽然没有证据支撑，但是律师可以通过专业手段辅助当事人主动收集有关证据，将当事人叙述的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庭认可的法律事实，自己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尽可能的去实现胜诉，最后才能有所判断。

思维模式调整过来后，他的工作很快上了轨道，法官经历的优势也慢慢显现出来了——他很清楚，对于法官们来说，什么样的证据呈现和文书写作方式更有说服力，然后去教导团队的律师应该怎么准备诉讼材料。

“一眼都能望到头”

△2016年10月19日，刘国峰在他的微博上贴了两张电影《肖申克救赎》中成功越狱的场景截图，几天后，正式宣布已从法院辞职。

和李量不同，法官界的“网红”、前法官刘国峰离职主要是个人原因。

“2013年的时候就想辞职，当时闹得风风雨雨的，几个熟悉的体制内朋友还建了一个微信群劝解我。我当时自嘲说这个群的名字应该叫‘拯救失足中年’。结果去年10月我辞职的时候，数了数是群里的第5个。”他说。

在法官的圈子里，他更被人熟知的是网名“倾城”。任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期间，他是全国第一个在微博上实名认证的法官。

从进法院到辞职，倾城一共干了20年，最后的职务是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属于中层干部。他说辞职和司改没有关系，纯粹是想换个活法。

“这样的日子，可以说一眼都能望到头，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就想，既然将来想自己做点事，为什么要像别人一样等着满了30年工龄办提前退休呢？索性趁现在还有说离开的勇气，什么都不要了，现在就出来。我的性格本来就比较江湖，没多少舍不得的东西和放不下来的架子，同时经济上也能给家里更好的照顾。”倾城说。

在家休息了一个月后，他就一个人去了武汉，任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法务部负责人，下属子公司100多家，其中3家已经上市。房子也租在公司附近，周末没事再回恩施。

他告诉《凤凰周刊》，自己适应新角色大概用了一个月时间，后来就基本上路了。但是每天晚上，如果没有朋友聚会，还是要拿出两小时自学。毕竟很多东西都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新涉及到的法律类型和知识领域也比较多，心底压力自然不少。

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多年从业的经验，其实体制内外在很多方面逻辑是相通的，关键在于适应能力。和以前相比，虽然工作量明显增加了，他觉得反而更放松和自由了。民营企业的氛围相对单纯，更关心经营发展，说话做事都很直接，需要顾虑的因素远没有机关大院复杂。

到企业几个月后，倾城有了一个很大的思想变化。过去他写司改评论，总觉得司法权威不够，法院的权力太小了。出来后进入市场主体，有时候觉得其实法院的权力已经很大了。

“一个企业这么多人，从小到大这么多年发展太不容易了。但是基层法院一个普通法官的判决，就有可能改变它的命运，你说这权力大不大？”他反问。

创收至关重要，甚至是首位的

和李量类似，40岁的陈正离开法院时的岗位也是一家直辖市中级法院的办公室，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后，怀着对老东家的感恩，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

一家全国名列前茅的大型律所给了他合伙人的待遇，当然，在2年禁业期结束之前，他的头衔只能是顾问，不能称作律师。他实际上负责着一个团队的管理，做的还是民商事争议解决。

他开始时最大的不适应在于，律所很重视创收，能不能实现创收目标至关重要，甚至是首位的。

之前在法院，陈正对创收这个字眼是陌生的，对砍价也不敏感。当时法院有些综合类工作项目要走招标程序，他也是力求选择性价比最优的，而不是以牺牲质量为前提一味砍价。

到律所后他慢慢悟到，在商言商，创收对律所而言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开会交流时，如果业绩不好，陈正感到自己说话都没什么底气，为此着实焦虑了一段时间。

“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很激烈，律所本身又是个商业机构。别的合伙人都在努力创收，你要差距太大，心里也会有负担。”陈正说。

随着案源慢慢增多，如何进一步拓展业务机会，维护好跟客户的互信关系，增进交流成了新的课题。之前在工作具有鲜明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的法院时，不需太多考虑这些，陈正还在进一步适应。

李量的情况正相反，觉得主动更符合自己的性格，转型之后发现律师确实更适合自己。虽然也意识到，律师的钱并没有之前当法官时所想象的那么好赚，也很辛苦，虽然每年办案量比法官要少得多。

最近几年法官离职的特别多，李量发现大概有三个时期比较集中。首先是司改刚启动时，像他这样出来“跑马圈地”的；其次是员额制改革正式落实，一些原来也算法官，现在入不了额的，这部分人中转型不顺利的要多一些；最后一批，是改革运行一段时间后又想出来的，有些其实是一种效仿。

前几天，李量的一个前同事还约他聊，说也想出来。在他看来，司改之后法官的地位和待遇都提高了，反而很多人离开，是因为这些人最适合的角色本来就不是法官。只是毕业时社会阅历不多，随大流考了公检法。进去后也不知道辞职后会如何，就一直待着了。

谈起司改前后不少优秀法官和年轻法官辞职下海，李量知道改革会有一段过渡期，难以尽如人意，但他还是看好司改的结果，想着20年后有机会再回法院做法官——法官岗位向律师、法律学者开放，也是这次改革的措施之一，只是现在开放的岗位还比较少。

“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法官一定比现在更有吸引力。我们这些人出来，其实也有好处，能够加深法律共同体之间的理解。”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