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和而不同_与殊途同归_试论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

“和而不同”与殊途同归

——试论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

阎纯德

［摘要］中国元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也即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人

类文化是多元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定的普适价值。但是，普适价值并不平衡，各国

所追求的应该是最符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那种文化。虽然文化互有差异，但其文化尊严是

一样的。“全球化”应该首先让人类在那些共同的基本观念上达成共识，认识和遵守共同的

道德和彼此间的“游戏”规则。

［关键词］

［作者］中华文化普适价值阎纯德（１９３９—），河南濮阳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汉学研究》主编。

文化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中国文化精神浸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我们每天的言行中，人们很难通过书本上那些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论大言面对世界，而只能自觉和下意识、潜意识、不自觉地在“文化”的指导下走路。一种文化中的一些准则，如果它们是真理，比如中国的那些在生活中沉淀下来的圣贤之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地之间，莫贵于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又比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都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益；相对来说，那些被人类普遍认同的文化准则，就是一种真理，是真理就具有“普适性”。尽管“普适性”一词来自西方，但我们未必不可拿来使用，这时，当我们以中国的立场来审视“普适价值”，其内涵和精神便发生了转换，与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便有相近的意思。

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人类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定的普适价值，否则，这种文化就不能存在。但是，普适价值并不平衡，各国所追求的应该是最符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那种文化。我们不能说只有自己的文化最具有普适价值，但是，我们可以让世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

中国文化传承数千年，道路崎岖而坎坷。中国文化要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既要修建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也要吸纳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文化上的宽容是“和而不同”的前提，只要有这种精神，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就可以殊途同归。中国要科学地走路，在世界多元文化的竞争中选择自己的生长点，以复兴自己、发展自己。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文化是流动的活水，它总是不停地奔流向前，于是便有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生不息的更替与发展。但是，在历史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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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总第９期）

之间，在传统和发展之间，在文化和思想之间，在宗教与信仰之间，文化所凝固的思想和模式，也会逐渐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思想可以直接制约文化和社会，但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发展之间往往会存在许多矛盾。矛盾的根由既有内在的文化因素，也有外在的文化因素。内在的属于自身的历史和传统，外在的属于异质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内在的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外在的需要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谋求殊途同归。

文化如何发展，这是中国有识之士百余年来刻骨铭心的大事。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根，是本，是灵魂，是精神；谁失去了文化，谁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本。历史上，一些民族和国家的消失，往往是因为最终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残酷的历史记忆，是被人类文明史反复证明了的。

在过去几千年，尤其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我们常听到什么是国家的核心或重心等这样那样的口号，却很少听到实质性的如何重视文化和发展文化这样的大问题。政治家们往往都认为政治重要、经济重要、军事重要（人们并不认为它们不重要），却很少听到哪位政治家把文化的建设视为头等大事。虽然文化的发生源于物质生产，可是一旦文化形成，它便成了推动、影响物质生产的关键因素。在中国教育史上，我们可以搜索到诸如“教育是立国之本、富国之本、强国之本”、“教育救国”、“悠悠万事，教育为本”等精彩的真理格言，可是事实上这些话常常只是落实在大人物的题词上或教育家的口头上，一直没有能够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行胜于言”，口号和大话都不能救国。这里说教育，自然是因为它历来都是承传和体现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教育便成了落实文化至上的十分具体的路径。为了文化的复兴和发展，为了让文化的普适价值真正普世，不少学者频频呼吁或呐喊，可是在“全球化”和遍地汹涌的商潮中，危害国家的腐朽文化和毒杀国人精神的假文化却如鱼得水，真正的文化遭到无情挤压。

中国从远古走到现在，我们的祖先曾以自己创造的灿烂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后来者深为祖先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而自豪。这种贡献，不仅仅是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物质文化，还包括影响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文化。

产生在孔孟之前的“五经”，《周易》为首，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之后，中国文化历经儒道释各家的融合会通，在其哲学思想体系和人文传统中，虽然精华与糟粕并陈，二者（好的和坏的）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说文化的普适价值，自然是指在历史岁月中提炼出来的精华。

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多的记忆是挨打：列强不仅拿着洋枪洋炮欺负我们，也拿他们的文化同化甚至侵略我们。虽然经历过浴血奋斗，中国人在战胜屈辱后直起了腰，甚至也有了令世人以相当的尊敬对中国刮目相看的时代，但是，在近代和现代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中国好像一个退休的垂垂老者，无声无息地闲置于人们的记忆里，或是沉睡在我们历史中。近代以来，为什么在那些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发明创造的名单上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发言权被谁剥夺了？这个原因很复杂，但是细想一下，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但外因是表，内因是本。表面上，外因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其内因方面因素则是病入膏肓的封建主义害了我们，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借刘明武在《“尚象制器”，发明创造的哲理与实践》和《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中的观点来说，是我们“道器并重”的文化在演进中出了问题，——失传了！这就是个根本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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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文相比，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呢？“中华文化起源于八卦、太极”，太极是“人文之元”。虽然这是历史共识，但他追问的是中国文化的本源：先说“玄”不能概括中国文化——“站在道家文化之内看‘玄’，一个‘玄’字不能涵盖整个道家文化。站在道家文化之外看道家文化，道家文化也不能代表整个中华文化，因为道家文化之外还有儒家，儒道两家之前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两千五百年。是中华文化孕育了老子与孔子，而不是老子与孔子创造了中华文化。老

〔１〕子与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受益者、继承者与发展者，但中华文化的本源不在老子与孔子这里。”

这个分析很深刻，道出了中国文化有着更为深远的渊源。

中国文化积淀几千年，形成了自己的许多特征，突出的：“一是特别善于发明创造；二是在天地起源问题上没有造神。发明创造的哲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天地万物演化的哲理集中

〔２〕这就是说，中国元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在一个‘道’字上。”“道器并重”，意味着

中国文化是既重理论，又重实践，是一个能把大众引向光明的文化。《圣经》里的伊甸园很美，但那是虚幻的；在中华大地上，“天上有漏洞，地上有洪水，水中有蛟龙；日常生活中没有火，没有房子，没有粮食，没有衣裳，没有车船……要想过上幸福的日子，需要人去补天，需要人去治

〔３〕水，需要人去除蛟龙，需要人去取火，去筑巢，去发明衣裳，去创造车船，去种五谷……”

这些记录于《淮南子》、《管子》、《韩非子》、《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典之作的女娲补天、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以及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等发明网罟、耒耜、衣裳、车船、臼杵、宫室、弓矢、书契的故事，并非完全是浪漫的子虚乌有，这些实实在在的发明创造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化精神。在西方，当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之时，燧人氏则早已创造了火。中华民族的生存不靠神，而靠自己的智慧。虽然关于“火”的取得只是一个例子，但这种差异象征地显示了东西方元典文化的哲学特征。基于万能的神没有光临中华大地，没有降福中华民族，幸福生活必须由自己来创造。于是，中华先贤便创造了统称为“器”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自卫武器。经验和哲理都孕育着发明创造，但是“经验导致的发明创造往往带有偶然性、单一性”，而“哲理导致的发明创造往往带有前瞻性、系列性、循序渐进性与

〔４〕触类旁通性”。所以，“中华先贤既重视具体的发明创造，更重视对发明创造的总结与归纳。”

在这种理念下，中华大地上便有了“尚象制器”（《周易・系辞传》）的系统哲理。晋代韩康伯和王弼一样，认为“兆象曰象，成形曰器”，“方体者，皆系于形器”。即认为有形有象、有方有体者为形器。“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体，而道可见矣。”刘明武对“尚象制器”的现代解释是：所谓“象”，“一是天地万物所表现出的形象之象，二是从形象之象中所归纳出的抽象之象——卦象。形象之象大到天地，小到猫、狗、鱼、蛇以及一花一叶；抽象之象有太极，有八卦与六十四卦。形象之象千奇百怪且日新月异，抽象之象包罗万象简单而深邃。所谓尚象制器，就

〔５〕是仿照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本身以及这两种象所揭示出的原理去进行新器具的发明创造。”

关于道和器，《周易・系辞传》早就建立了这样的认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１〕刘明武：《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２〕刘明武：《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３〕刘明武：《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４〕刘明武：《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５〕刘明武：《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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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这是道器关系的经典解释，也是中华先贤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而上”即有形之上，实乃无形；“形而下”，意即有形。《周易・系辞》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从阴阳学的角度将道的内涵规定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有阴就有阳，阴阳互变，即是“道”。

《周易》提出道和器的范畴之后，经过两汉、魏晋至隋唐的漫长历史，由谶纬迷信、玄学和佛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潮，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有无、本末、动静、一多等哲学问题，很少有人对道器的内涵及其关系作过系统研究。

天地万物形成于“道”，“道”则是以阴爻阳爻的形式表现的。刘明武把阴阳两种元素分为三个层次来表述这种生生之根源：一是阴爻阳爻的变化，变出了八卦，再变出六十四卦，阴阳分裂、两爻的变化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变化；二是数字的变化，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三是文字的变化，有天有地，然后有万物，再后有男女。在这个思维的法则下，中华先贤才有了那些于人类生存意义重大的发明创造。西方的《圣经》和我们的《周易》有着根本不同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前者主张“人法上帝”，后者主张“人法自然”。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

〔６〕这里讲的是道、天、地、人的辩证关系。中国先贤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７〕的自然之道，道不仅“化出人文之人”认同和崇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还“化出先进之器”。因此，道又“是文化与科学的统一体”。

我们曾经先进过强大过，可是后来我们落后挨打。这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都与文化有关——与“先进的文化”、“落后的文化”相关。“道器并重”的文化是先进文化，而“无道无器”的文化是落后文化。为什么我们落后挨打？因为我们扭曲了“道”，丢失了“器”。刘明武说，一个“器”字丢失在老子那里，一个“道”字变质在董仲舒那里。“老子崇尚道而反对器，老子认为

〔８〕他的人生和一切先进器具都是有害的，所以，他既反对现有的器，也反对再发明新器具。”

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

〔９〕这是老子所描绘的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不谋发展的社会。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但这样的社会无法在强大而贪婪的外族社会计算下生存，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在战争中消亡。

汉代董仲舒把“一阴一阳之谓道”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于是才有了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新定义：“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

〔１０〕董仲舒褒阳贬阴，使先贤以阴阳之道所强调的合和、平衡、互助、有序的人际关系于天。”

遭到破坏，尤其让服从与屈服于君王威权的“三纲”成为奴役天下子民的罪恶枷锁：“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道的变质，使中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三纲”之道不仅使人失去了尊严，也使“民贵君轻”的“本源之道位于君王之上”的理想化为泡影，让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失去了原来的精神。“三纲”违背元典文化精神，其流毒深远，在其之后的世世代代乃至今日，试想哪一“纲”〔６〕《老子・二十五章》。

〔７〕《老子・二十五章》。

〔８〕刘明武：《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中州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９〕《老子・八十章》。

〔１０〕《春秋繁露・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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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还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

一部文化史，就是一条流动的长河，理应是有本有源，古今贯通；但是，这种源流不知不觉被篡改，被误读，被曲解，于是其发展就有了曲折，高潮中出现了低谷。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被董仲舒引入了斜路歪径之后，一踏上这一条路，就是近两千年的历史黑暗，虽然也有日后的所谓盛世出现，但是中国本质上是在封建礼教文化的漫漫长夜中爬行着曲曲折折之后才见到了曙光。当然，我们这样评说历史并非说封建文化就完全一无是处，它也有合乎天理、地理、伦理、情理的部分，因为有其“合理”之处，所以它们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和精神，至今还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里。

“道器并重”的文化实际上也可以说就是理论与科学实践相结合的文化，是我们民族前进的灯塔。“道器并重”的文化的断流使中国落后了，这不仅使我们在人类的文明竞赛中失去了许多领跑的机会，更使我们落得一个挨打的处境。

话再说回来，虽然中国从沉睡中复苏、相对发展强大了，但至今我们还属于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回首历史，面对传统和现实，我们需要的是深入探讨自己的文化和他者的文化的关系，中国人既要懂得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和优长劣短，就是说要认识、研究和总结自己，同时也要了解世界，研究“他者”，了解人家文化的优长劣短以及彼此文化的差异。自觉、开放、包容、谦虚的精神是一种文化智慧，能使我们的文化拥有更广阔的天地，摆脱坐井观天的狭隘闭锁处境。

中国文化已经走过很长的路，但它的未来之路还很长。要走好自己的路，就要建立起自己文化的信心，要爱护自己的文化，要明白自己文化的优长。我们虽然曾经辉煌过，但也要承认自己曾经不如人；“不如人”的原因罄竹难书，但是，我们不能总是觉得不如人，更不能觉得样样不如人。事实上，除了道器分离给中华民族酿成的悲剧之外，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的积淀，诸如天人之道所象征的中国古代哲学所阐扬的刚健与合和学说，至今依然是灼灼生辉的优良传统。关于天道，《易传》里所昭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等就是中国哲学辩证思维中的精华所在。关于人道，“一是刚健思想，二是和为贵的思想。《易传》宣扬‘刚健’，刚健亦即‘自强不息’。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有若说‘和为贵’。和的观念起源较早，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创造性的源

〔１１〕孔子的泉，也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准则。”“仁者爱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人道思想的精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不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的，它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政治史等诸多方面都有精彩的表现。

人类社会是多元的：文化、思想、人生观、价值观是多元的，秩序是多元的，唯其和平与光明的终极追求是单一的。现在要发扬原有的多元文化的传统。这个“多元文化”的终极理想的“一致性”，说明所谓文化的“异质”性也是相对的，彼此的理想会超越信仰和时空而融会而相通。就是说，人类文明是相通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普适价值；虽然文化互有差异，但其文化尊严是一样的。东方、西方和伊斯兰世界，文化和宗教的不同，并不影响其“和而不同”地相处。我始终认为，只要人类认同和奉行“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的事实和原则，异质文化不仅〔１１〕张岱年：《天人之道辨析》，（澳门）《中西文化研究》２００４年总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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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总第９期）

可以没有冲突，而且还可以达致殊途同归，因为人类走向终极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地分五大洲，人有黄白黑棕，语言千种，文化不同，宗教各异，但这不要紧，这个多彩的世界不仅显示了人类文化的自然性，也体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人类不同的族群，从不同的方向都能找到北斗；在茫茫的大海上，不同方位的航船，最后都能找到灯塔抵达港湾。殊途同归，有快有慢，可以共时，而非同时。有人憧憬天堂般的极乐世界（伊甸园），有人企盼“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富庶与和平（世外桃源）；尽管人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但终极理想一致，——没有战争、没有压迫、自由平等、安康幸福。事实上大家都属于“人之初，性本善”的人，都有经过几千年文化历练后所积淀的对于仁慈、善良、正义、是非、和平、道德的认知标准，因此“全球化”应该首先让人类在这些共同的基本观念上达成共识，认识和遵守共同的道德和彼此间的“游戏”规则。“全球化”需要大家共同建设，要让它频传“福音”，而不是隆隆炮声。

中国文化来自于独立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道器并重，“尚象制器”，将道转化为器，造福人类，这是中国文化的追求。道与器不能分割，科学不能使文化异化，器不能危害于道，发明创造是利用自然而不危害自然，顺应道而不违背道。而“西方哲学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将天人主客分开，二是科学与人两分。站在中国哲学的角度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弱点在两个层面上形成了重大危害：一是在形而上层面上形成了征服自然的理论；二是在形而下层面上演化

〔１２〕人类二百多年的征服自然的实践，了危害自然的器与技。”不仅把地球折腾得千疮百孔，同

时也极大地危害了人类自己。人类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只有顺应自然、崇尚自然和按照“天人合一”的哲学设计人类的前途，这样才能使自己受益，并造福后代。

世界上的许多事物的关系都是辩证的，彼此相异又相同，出发和离开是同时发生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资源库里的重要财富，这一点越来越被许多外国学者所认识。以法国哲学家、汉学家朱利安・弗朗索瓦

（Ｆｒ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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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皇冠上的明珠，如此强调文化至上不是信口开河。所以，人的事，人类的事，社会发展的事，是永远不能绕开文化的事。就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化”而言，其挑战首先也是个文化问题。在国际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和文化观：一种是君子和而不同；另一种是小人同而不和。前者强调交流、对话、理解、尊重和发展；而后者只强调以我为中心的强权、霸权、一言堂。后一种观点，实际上反映出一种文化歧视；为了尊严，歧视和反歧视必然导致冲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多元化“正如大自然中的生物多样性那样对于人类而

〔１４〕因此说，文化言是不可或缺的”，并把它和相互尊重与理解提升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的多元发展是全人类的事业，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化，与种族隔离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神圣化又是两码事。在这个几乎失去了边界的世界里，文化虽然不再是固定的容器，但是它像吹玻璃一样，吹出的容器是各式各样的，绝不是同一个模子的复制品。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和文化分歧，抑或说是两种不同的“处世”哲学或世界观，将使未来世界的矛盾在“全球化”中变得更加激烈。

人类社会和事物存在之根本就在差异，大家相处的基础是“和而不同”。公元前７世纪的中国就有了“和而不同”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是中国合和文化思想的一个核心。乐黛云解释说：“不同”不是互不相关，各种不同因素必须有“和”，“和”是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和”的主要精神是要协调“不同”，协调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的共处关系，最后达到和谐统一，并使不同事物发展形成新的事物。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道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自然间关系，都是在不同的领域探索如何和谐共处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和“不相悖”则是“和”。庄子的最高理想是“太和万物”，使世界达到最完美的和谐。

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受到世人的尊重。但是，当下的人类社会现实却是与之背道而驰。从２０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２１世纪的伊拉克战争，人类的仇杀已经发展到了新的巅峰，当代文明遭遇到严重的危机。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世外桃源，谁也不能置身于世外，大家必须“和而不同”、“天涯若比邻”地彼此友好善待。事实证明，没有和平，谁也别想发展。在这个不断增长的压迫与反压迫的抗争中，在恐怖主义和复仇主义掀起的恶浪中，一幕幕悲剧不断发生，无数生命惨遭涂炭。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原教旨主义，像地雷一样埋伏在地球上的许多角落；单边主义、帝国暴力、专制霸权、穷兵黩武、践踏人权，肆无忌惮地在国际舞台上做着裸体表演。本来，地球村的每家每户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文化发表不同的声音，并保持自己的对公众世界的独立视角，以捍卫自己根本的合法利益，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了强权，以至于民主与平等对话变成了空话。

“全球化”是个新的语境，这是影响文化发展的“新事物”，但也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新事物”。从发展观上看，不能蔑视新语境，但也要警惕“新语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宽厚的仁义道德精神，其本身就具有可以放之四海的普适性。我们当然要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既是要修建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也要把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参数”；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生长不仅不能离开自己的根基，而且还需要一个外在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多元并存的环境。地球上风暴般劲吹的“全球化”，若以公正之心而论，它应该代表多〔１４〕卡特琳娜・斯特努：《关于联合国“文化多样性世界宣言”》，见《跨文化对话》总第１４期（２００４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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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总第９期）

元文化和多种思维。若是大家都能认同和恪守这样的原则，“全球化”便会造福于人类，否则全球都会遭殃。

中国优秀文化的普适价值，首先是表现在中国大地上——它对于中国人内化的精神的健康发展，和国家健康理性的发展，都是主要的文化动力。所谓“普适价值”，即表现在无论是在哲学、伦理道德、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在科学创造和不断萌生的新思维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将具有永久的意义，而且对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来说，它也一定会愈来愈被尊重为“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

中国必须在世界多元文化的竞争中选择自己的生长点，这就好像要配制一个未来生存的药方，除了我们的传统“秘方”，也需要其他民族创造发明的良药。谦虚是进步的拐杖，所以以“拿来主义”借鉴人家的先进文化，以复兴自己、发展自己是非常必要的。在我们走路的时候，一是要看自己来路上那些曾经引以为荣的闪光足迹，以增强自信，二是要仔细研究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所经历的那些曲折和坎坷，总结和汲取前人的历史教训，三是要懂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有虚心学习的美德。人类已经踏上２１世纪的生存之路，“全球化”使得人类文化更多了些“趋同”因素，但是“趋同”绝对不是“相同”；所谓“趋同”、共享“全球化”的利益恩赐还是有限的，较多地还是局限在消费文化方面，而内在的精神——根深蒂固的东西方面，我看还是要民族的。总之，中国要科学地走路，复兴我们的文化，光大我们的文化，振兴我们的民族，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要在涅后再生，而是在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里豪迈地向前奔腾！

（责任编辑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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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ＰＬ　　　　　　　　　　　　　　　　　　　　　　　　　　　　　　

Ａ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　Ｅｐｏｃｈ－ｍａｋ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５

Wang Shi ／　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ｎｅ．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ａｔ　ａ　ｍａｊ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ｅａｒｓ—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ｎ　ｅｐｏｃｈ－ｍａｋ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ａｌ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Yan Chunde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ｅｆ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Ｄａｏ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Ｑｉ　（ｍｅａｎ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ａ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ｉｔｓ　ｏｗｎ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ｔｏ　ｉｔｓｅｌｆ．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ｕｃｈ　ｖａｌｕ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ｆｉｔ　ａｌｌ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ｐｕｒｓｕｅ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ｓａｍ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ｊｏｉｎｔｌｙ－ｈｏｌｄ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ｇａｍｅ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ｌｕ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ｌｌ”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１７

He Guanghu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ｌｌ”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Ｎｏｔ　ａｌ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ｈａ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ｔｏ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ｈｅ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ｋ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ｅｑｕ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ｅ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ｗ２２

Li Xiandong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ｕｃｈ　ｉｄｉｏｍｓ　ａ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ｅｅｄ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ｅｅｄｓ　ａｓ　ｌａｗ”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ｉｄｉｏｍ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ｄｅｅｄ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ａｓ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　ｓａｌ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ｅｄ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ｗ”ｅｘ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ａ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ｗ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ｏｓ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ｗａｓ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ｏｕｔ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３０

Zheng Bingwen ／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Ｅ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ｕ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ｙｉｅｌｄｓ　ｂｏｔｈ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１５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