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女体

　　摘要:作为一种表现性的叙述语言和大众化的娱乐形式,伊朗新电影鲜明地体现着伊斯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制约,尤其通过纪实的影像纪录了伊朗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流程,以对女性的关注反思了伊斯兰民族的生存哲学和道德信仰。 　　关键词:伊朗新电影;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057-02 　　 　　在伊斯兰国家女性处于社会的低层,她们被笼罩在宗教、男权、道德等种种重压下,而伊朗社会的妇女问题则有着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在霍梅尼执政时期,妇女地位被降到最低,即使在开明的哈塔米政府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律对女性的限制仍是随处可见的,正如《古兰经》中对女人的要求和阐释:“最好的女人是那当你看到她的时候,你会觉得喜悦,当你指引她的时候,她会服从,她会维护你的权利,你不在的时候,她会坚守贞洁。”甚至到了2007年,伊朗政府还在以德黑兰为主的大城市中展开了“着装整治”运动。对于头巾不整、头发过于外露、外衣较短、化妆过浓、露出脚踝、赤脚穿凉屐的户外女性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她们写出书面保证。因此在伊斯兰社会中,当电影和女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揭开的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作为一种表现性的叙述语言和大众化的娱乐形式,电影最鲜明地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制约。”伊朗社会长久以来对女性这一性别身份的漠视和压制使得电影中女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禁忌,但1997年之后,伊朗一批有勇气、有良知的导演还是将他们的目光移向了伊朗女性这个弱势群体,用镜头记录下她们独特的生命历程。这些伊朗新电影的代表作以冷静客观的笔法刻画了伊朗女性生存的困顿和挣扎,于平淡之中透出残酷的现实,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在伊朗社会,由于女性题材的特殊性,影片拍摄的艰辛和体现出来的批判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代表作品有:贾法・帕纳西的《生命的圆圈》、达鲁希・梅赫朱依的《女人花》、“马克马尔巴夫之家”的《苹果》、《女人三部曲》和《坎大哈》、阿巴斯的《十》等。 　　伊朗新电影的第一代导演达鲁希・梅赫朱依1969年执导了《奶牛》一片,被视作伊朗电影新浪潮的开山之作,由于揭露了社会阴暗面,一度被禁演,1996年他又将目光投注在伊朗社会中处于男权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下的女性身上,《女人花》在选题上较为大胆,它通过一个女人在爱情婚姻生活里地位的丧失和复得探讨了一些社会问题,指出了在现代伊朗社会,即使是上层妇女仍然难以摆脱沉重的性别压迫,表达了对男性虚伪爱情的谴责和对善良坚韧的伊朗女性的歌颂。《女人花》的故事很简单,勒娜和雷让是一对相爱的新婚夫妇,但婚后不孕的勒娜却被检验出没有生育能力,尽管她的丈夫对此一再表示不介意,但是在母亲的逼迫下决定娶第二个妻子。善良而聪慧的勒娜在无后的自责和失去爱情的担忧中不得已做出了让步。勒娜默默的为丈夫迎娶新妻做着准备,可是丈夫和新妻踏入洞房的那一刻,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伤心和绝望,哭泣着跑回母亲身边。为了让勒娜回家,丈夫给新妻子买了另一处房子,这样他也可以同时拥有两个妻子。然而,被生育击垮的爱情已经难以唤回勒娜的心,她拒绝与雷让回家。雷让与新妻子的生活并不如意,那个女人在婚后不久就怀孕并生了一个女孩,这使雷让的母亲很受打击。新妻在获得房子和一笔赡养费后和雷让离了婚,然后迅速与别的男人结了婚。雷让的生活变得一团糟。片尾,勒娜重新接受了这个爱情的背叛者和他的孩子。这是一部以女性的尊严赎回为结局的影片,可是女主人公孜孜以求的爱情已然不再,勒娜对雷让的接纳不过是女性对制度的再度融入。 　　在伊朗电影中描写女性本是禁忌,但贾法・帕纳西则以一种更为激进与犀利的姿态在他的近作《生命的圆圈》中将这一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记录在影像中。《生命的圆圈》在2000年的威尼斯电影节获得大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题材,它是第一部集中描述伊朗妇女问题的电影。基于对伊朗社会的认识,贾法・帕纳西认为“伊朗妇女的解放,目前前景依然渺茫,整个伊朗社会对女人来说不啻为一个牢笼。”《生命的圆圈》把镜头对准了女囚这个特殊的群体,对伊朗社会女性的地位和生存现状做了群像式的描述。这部影片是导演贾法・帕纳西真诚和勇气的结晶,因为影片拍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女性禁忌的最真实可信的纪实电影。女性题材在伊斯兰国家的敏感性,使这部影片很难获准拍摄。历经磨难开拍后又面临种种困境,首先,没有职业演员敢扮演剧中人物;其次,拍摄女性角色也有多种苛刻限制,如拍夜景戏要司法部门批准,女演员的着装是否符合伊斯兰规范,拍摄男女演员对话场面要征得女方家属同意……稍有不慎就会招来伊斯兰社会特有的道德警察的干预和逮捕。即使在影片完成后伊朗社会仍然没有接受这部真诚的作品,伊朗本国最著名的影展断然拒绝它的参展,但是在世界影坛上,《生命的圆圈》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赞誉,这部影片2000年获得了第57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甚至联合国妇女大会也在会议期间为所有到会代表公映《生命的圆圈》,这是电影在艺术之外获得的殊荣。 　　影片将纪录片式的素材与虚构故事结合在一起,通过七个不同年龄、不同境遇的女性在一天之内的遭遇和宿命般的结局,揭示了伊朗社会女性所处的触目惊心的悲惨地位。叙述了四个逃狱的女囚的故事,截取了她们一天的际遇作为伊朗女性一生命运的缩影,展开了对伊斯兰社会女性生命历程的片断叙述,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在影片的结尾,我们才看见她们重聚在牢房。她们虽然成功逃出了监狱的禁锢,但在伊斯兰社会森严的女性禁忌下却无处容身,她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向从不施与庇护的真主祈祷。伊朗女性人生中所能遭遇到的困境在影片中被一一呈现。这部女性题材的影片着眼于伊朗的社会问题,是伊朗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辛酸写照。因此交待影片中每个人具体的经历并不是贾法・帕纳西的目的,重要的是揭出伊斯兰妇女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展现她们人生中的痛楚、为挣脱圆圈所付出的代价,引起有良知的人们的思考和重视。直到今天,《生命的圆圈》也是伊朗电影中最真实的一部展示女性禁忌的影片,呈现了伊朗女性在宗教、道德、政治重重禁忌下的挣扎和逃避,揭示出女性在现实人生中无处逃遁的生存境遇。 　　伊朗社会将女性角色纳入一个生命的圆圈中,这是几乎每个伊朗女性都无法规避的宿命式的循环。一旦有人想在社会中追求自由的生命体验,想逃开一切宗教和男权的禁锢,就必须面对来自传统、社会、家庭甚至亲情的压力并付出惨痛的代价。阿巴斯在《十》中也讲述了一个离婚的女出租汽车司机与儿子之间的矛盾。女司机本人在工作中获得了经济的独立,她可以独自抚养儿子,但作为伊朗社会中的离婚女性,她不仅面临生存的压力,而且陷入了儿子对她的怨恨和指责。儿子的指责完全是伊斯兰男权社会的立场,这让女司机非常恼怒和伤心。她下决心离婚的同时已经下定决心承受社会的冷遇,但儿子以她为耻却让她无法在获得人格独立的同时享受到精神的解放。母子二人还要在无止境的争吵中生活下去,这个矛盾似乎并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失。阿巴斯又以女司机的工作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女性乘客,让她们讲述了各自的人生烦恼,面临的各种生活、精神困境。《十》是一部都市女性题材的伊朗电影,真实展现了伊朗都市女性在现代社会上地位的缺失,揭示这些城市里的女人们在现代文明浸染的社会里虽然衣食无忧,但依然被一个个生命的圆圈牢牢的锁住,每一次挣脱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马克马尔巴夫家族拍摄的影片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角色和社会问题也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批判立场。穆森妻子玛尔齐埃赫・梅什基尼2001年拍摄了《女人三部曲》,这是一部寓言电影,讲述的是三个不同年龄的女人的故事,实际上是浓缩了伊朗女人一生的故事。第一个女主角是小姑娘哈瓦,九岁生日那天上午,她妈妈和外婆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一个女人了。在伊朗,成为女人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她再也不能没有男性亲人陪伴而独自外出了。所以当哈瓦得知自己是出生在正午的时候,便请求外婆允许,赶在成为女人之前最后再享受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第二个女主角是一个热爱骑自行车比赛的年轻女人阿胡。海边的自行车比赛中,阿胡奋力的向前骑着,丈夫骑马赶来,要求她退出比赛,因为这太有伤风化。在遭到阿胡拒绝后,丈夫恼怒的以离婚相要挟,并找来了主持仪式的毛拉和村里的长老,解除了婚约。影片中,一群骑马的男人们愤怒的追逐着阿胡,甚至连阿胡的爷爷、父亲和两个哥哥也加入了这个男性群体。大逆不道的阿胡因无视丈夫的尊严,引起了男权社会的恐慌和公愤。故事结尾,银幕上只剩下阿胡孤零零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她赢得了自己的权力,同时却失去了婚姻,也不被家庭和亲人所接纳。阿胡骑车在海边飞奔的镜头令人难忘,这种充满勇气的表达在以往阿拉伯影片中是无法想象的,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阿拉伯国家的妇女解放问题。第三个女主角是年迈的老妇胡拉,她雇佣了一个当地的小男孩替她到繁华的购物中心购买打折商品,她要买下了所有自己年轻时曾经梦想过的东西。最后胡拉坐在巨大的婚床上,随同精致的婚纱和现代化的家居用品,被一群小男孩推向波涛起伏的大海。这是一个迟来的婚礼,也是一个心酸浪漫的葬礼。这三个故事描绘了伊朗妇女的人生轨迹,是她们被禁锢的人生的写照。 　　穆森・马克马尔巴夫本人的《坎大哈》、大女儿萨米拉的作品《下午五点》则将批判的目光投向更远的伊斯兰世界。穆森・马克马尔巴夫的《坎大哈》再现了阿富汗女人更加残酷的“地位缺失”。在伊朗与阿富汗的边境,旅居国外的女记者娜法丝为救助绝望的妹妹冒险踏上回乡之路,一路上她不停记录下战争给阿富汗带来的伤痕。影片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战争的残酷,而且是作为女人在阿富汗这片伊斯兰土地上举步维艰的生活场景。在回乡途中,娜法丝不得不穿起从头到脚的女性传统服装,连眼睛也要被纱网遮盖住。女人没有男人陪伴几乎寸步难行,于是她找了一个向导冒充丈夫。一路上她偶尔掀起头罩也会招致 “丈夫”的指责,不能直接进行和陌生男人讲话,连看病也要有男性在中间转述,这一切在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娜法丝看来都是那么的荒唐,却又那么的残酷。穆森虚构了一个女记者的亲历旅程,将阿富汗妇女卑下的生存地位展现出来,不仅是对塔利班的控诉,也是对文明的企盼。萨米拉・马克马尔巴夫拍摄于 2003 年的影片《下午五点》也把镜头对准了塔利班政府倒台后的阿富汗,描述了一个在困苦生活重压下却怀揣总统梦想的女孩儿,试图 “唤起旧传统和当今世界的紧张冲突”,刻画出妇女在传统和现实之间苦苦挣扎的困境。 　　1997年之后,伊朗新电影运动中产生了了众多动人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却面临着同样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她们本应拥有的和男人一样的尊严和权利被合法的剥夺,本应享受到的人类最美好的情感被社会冷酷的道德法律所扼杀。勇敢的伊朗导演将女性这一禁忌群体作为表现对象,全面展示了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女性仍旧必须面对宗教的迫害、男权的欺压、道德的侮辱,仍旧必须在男权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下苟且偷生的现实人生。电影通过纪实的影像纪录了伊朗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流程,以对女性的关注反思了伊斯兰民族的生存哲学和道德信仰。 　　★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编号为09SB078 　　 　　参考文献: 　　[1]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