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心目中的叶挺将军

　　2007年11月26日，笔者在滨江宾馆采访了前来南昌出席新四军成立七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第三子叶华明先生。叶华明先生身材魁梧，虽已年届七十三岁、一头银发，但身体硬朗，气度不凡。在改革开放初期，他领衔组建深圳先科集团，是风靡全国的科技领军人物，被誉为“先科之父”，现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叶华明先生侃侃而谈，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与父亲的团聚和离别，以及自己南下深圳创业的动人故事。

　　

　　兄妹从小跟随外婆长大

　　

　　我1934年10月出生在澳门。我们兄弟姐妹共九人，七男二女，我排行老四，除大哥叶正大出生上海外，其他八个都出生在澳门。那时，父亲长年在外奔波，母亲也跟随父亲漂流国外，我们基本上都是外婆带大的。外婆是广东东莞人，她有一双劳动人民的大脚丫，是个典型的劳动妇女，早在1969年就去世了。

　　父亲与周恩来等领导南昌八一起义后，又受中央委派领导广州起义。当时，父亲并不同意组织广州起义，原因是我们的工人纠察队力量太小，不可能战胜十余万国民党正规部队。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先是到马来西亚躲避，几个月后被通知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在莫斯科，王明对父亲横加指责，批评他对广州起义指挥不力，且不准他申诉。父亲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一气之下便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从此在海外漂流达数年之久。后来，母亲也去了西欧与父亲团聚。这期间，我们兄弟姐妹一直生活在澳门，很少和父亲在一起，以致于我们感觉父亲是那样的陌生。

　　

　　全家短暂的团聚

　　

　　1937年，父亲回国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父亲被国民党非法扣押，先是囚禁于江西上饶，后监禁在湖北恩施。此间，我们兄妹和母亲迁居桂林。母亲思念丈夫，儿女思念父亲。我们盼啊盼，直到1942年，在党的周旋下，蒋介石才被迫同意父亲前往桂林幽居。这样，父亲才得以和家人团聚。父亲回到桂林后，我们一家人在桂林观音山生活了半年，当时，我在观音山小学读书。这些日子是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团聚岁月，父亲白天到山上放羊，傍晚才回到家中。晚上，一家人悠然自得，尽享天伦之乐。然而，好景不长。一天，父亲上山放羊时突然失踪，一家人急得四处寻找，还派人到李济深处询问，均没有结果。三天后，当一家人正极度失望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拿着我父亲的字条，要见我母亲。字条上写着：“我已到衡阳，蒋先生要我回恩施，你把三个孩子让他们（特务）带来陪我。”母亲见是父亲的亲笔信，虽担心三个孩子的安全，但还是照办了。母亲写了一封信，用针线缝进我的衣服里，嘱咐我们兄妹一定要注意安全。

　　

　　父亲再度入牢房

　　

　　原来，蒋介石对父亲一直存有戒心。当时，广西是李济深的地盘，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也在桂林。父亲和他们私交甚深。为防止父亲和他们联手反对自己，蒋介石便决意将父亲押回湖北恩施自己的心腹陈诚处监管。我们兄妹三人跟随特务在桂林火车站上了火车，次日中午便到了衡阳。特务把我们领到了警备司令部，只见司令部大厅里的一个大方桌上躺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正是父亲。我们兄妹三人围了上去，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一声“阿爸”。我们在特务的监管下，随父亲到了湖北恩施，一呆就是三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这三年，父亲生不能上抗日战场，死不能去见冤死沙场的新四军将士，在抑郁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逃离特务的监视寻找周恩来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父亲的命运带来转机，相反，蒋介石紧紧盯着父亲，因为老蒋知道，父亲回到延安，必定被中国共产党重用，这将给他打内战搞独裁带来新的麻烦。于是，他又下令将父亲送往重庆关押。1945年9月，在特务的监督下，我们与父亲离开恩施，从宜宾坐船去了重庆。到重庆后，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小旅馆，父亲和我们兄妹住楼上，特务们住楼下。11岁的我已经懂得照顾比自己小一岁的妹妹扬眉，也懂得理解父亲，并按照父亲的话去办。父亲考虑到让三个小孩跟在身边，受特务监管，又不能上学，影响我们的成长，便思量着如何让我们去找党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父亲躲开特务的监视，写好了一张字条，上书：“我已到重庆，三个孩子交给您照顾，拜托了！”字条言简意赅，革命者之间不须多费口舌，他们似乎就是用心来体会和关照对方的。我们兄妹三人乘特务只留下一人监视之际，溜出了小旅馆，沿着曲折的小道迅速跑了出去。没走多远，一个特务回旅馆与我们碰了个正着，问我们去哪，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回答道：“父亲想吸烟，叫我们去买一包回来。”特务见我们不像撒谎的样子，便没有在意，只是说，快去快回。我们躲过了特务的盘问，雇了两辆人力车，并嘱托车夫说：“我们多给你钱，你快点把我们送到曾家岩50号。”车夫一边点头，一边猛力拉车，直奔目的地而去。

　　

　　国共谈判改变了父亲的囚徒身份

　　

　　是党的努力，才让父亲改变了继续被囚禁的悲惨命运。我们兄妹找到周恩来伯伯后，周伯伯忙问我父亲关在何处，要我们立即带他去找父亲。也许是特务见我们兄妹的逃离与父亲有关，随即将父亲转移到了更为隐秘的地方。当我们乘着周伯伯的小车快速赶到小旅馆时，早已不见了父亲的踪影，只好跟随周伯伯回到曾家岩。两个礼拜后，我们转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住下。

　　1945年10月，国共开始谈判，毛泽东为了和平，冒着危险来到重庆，经过艰苦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父亲的释放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中秋佳节的那一天，八路军办事处为庆中秋，召开了联欢会，大家都高兴地扭起了秧歌。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也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和大家一起欢度中秋，我们兄妹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1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为了我们兄妹的安全，决定让我们搭乘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的飞机回延安，周恩来亲自将我们送往重庆机场。有意思的是，在上飞机之前，周恩来发现我们兄弟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福”字，认为其中带有封建色彩，于是，将大哥叶福农改名为叶正大，将二哥叶福麟改名为叶正明，将我的名字叶福恒改为叶华明。我们兄妹到达延安后，住进了枣园周恩来的窑洞，每天三餐饭则由朱德总司令安排。个把月后，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又安排我们到学校读书。大哥被送到延安大学，我和妹妹叶扬眉被送入延安中学。那时，我们的衣食住行全由学校安排。每逢周末，朱德总司令还派警卫员牵着一匹马将我们兄妹三人从学校接回枣园改善生活。

　　

　　父亲在飞机失事中离我们而去

　　

　　1946年，是我永远失去父亲和妹妹的悲痛年份。国共谈判让父亲重见天日，国民党当局同意父亲前往延安。这年2月，周恩来派我妹妹扬眉做子女代表，去重庆接父亲回延安，哪知道她竟一去不回！3月4日父亲被释放，妹妹到红岩村接父亲。父亲出狱的第二天便致电中央请求重新入党，两天后得到毛泽东的批准。3月8日，母亲带着才两三岁的阿九（我最小的弟弟）从广州直接前往重庆与父亲团聚。4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机场送父亲回延安，同机的有中共领导人博古、邓发、王若飞，以及母亲、妹妹扬眉、弟弟阿九等13人。那天，我正在学校上课，朱老总亲自从枣园骑马到学校接我前往延安机场迎接父亲。当我到机场时，发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已等候在机场候机坪。飞机8点多钟起飞，按理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延安，那天虽是阴天，但天气并不算坏，可是11点多钟飞机还没到达。到了12点，大家都已经很疲倦，以为飞机没有起飞，就都回去了。中央要杨尚昆致电周恩来询问有关情况。周恩来十分吃惊，回电告知是他亲自送父亲一行上的飞机。随后，中央又向美国方面和北平叶剑英处询问飞机的消息，但几天都没有音讯。12日，贺老总致电中央，告知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一带发现了一架失事飞机。当晚，贺老总来电确认失事飞机就是父亲搭乘的那架。父亲就这样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至于飞机为何失事？当时就有人怀疑是国民党在飞机上做了手脚。但苦于没有证据，无法向国民党讨回公道。事隔六十多年，在最近的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里，一个台湾的姓杜的前国民党特务说，是蒋介石派他们去做了手脚。但这也是孤证，拿不出其他诸如手令等更为有力的证据。历史随着时间淡淡流逝，父亲的英名却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也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制造飞机的理想变为制造打飞机的导弹

　　

　　父亲遇难后，内战一触即发。为了烈士遗孤的安全，周恩来又安排我们到了张家口，住在聂老总家。这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相对比较安全些。这样，我被安排到了张家口第一中学读书。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我和大哥、二哥又回到了延安。1947年延安即将撤退时，周恩来把大哥、二哥安排去了哈尔滨，我仍然留在延安，随即去贺老总那呆了半年，最后还是回到了聂老总那里。1949年，我随军到了北平，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下，我高擎五星红旗，心情无比激动。

　　1953年，我高中毕业后，到哈军工两周，10月送苏联留学。父母、弟妹因飞机失事而丧生的事，经常萦绕在我脑海里。我常想，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飞机设计师，为自己的祖国制造出性能可靠不再出事的飞机来。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留学苏联所学的专业不是制造飞机，而是专门研究制造打飞机的地对空导弹。

　　在苏联留学期间，朱德总司令正好到那里访问，是朱老总亲自给我授了少尉军衔。1959年，我回到祖国，分配到由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之一。在苏联学习的专业派上了用场，多年的默默钻研，让我成为了一名导弹专家。

　　

　　在邓小平划的那块地上开发文化产业

　　

　　然而，事业会随着岁月的变化而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1981年到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赴荷兰进行专题交流访问。在那里，我参观了闻名世界的高科技企业菲力普公司，该公司开发的激光光盘项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按照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开发这种产业也许有人认为过于超前，而我却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势不可挡，激光光盘项目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回国后，我便决定南下深圳，开发自己的光盘技术。1983年底，我应聘担任深圳市科委主任，随后，着手组建先科技术开发公司。我克服了资金紧缺的困难，通过借款和香港银团的贷款，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视盘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第一张激光视盘、第一台激光唱片机、第一张DVD光盘、第一台DVD放送机等，创造了中国文化产业上众多的第一。1992年1月16日，邓小平南巡深圳时，特别视察了先科公司，老人对先科的发展十分满意。从此，我的名字伴随着先科集团的发展，伴随着邓小平南巡那春天的故事而传扬。

　　后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等外国政要都先后来到先科公司参观。我们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制定更高的发展目标，终于使先科公司成为中国激光光盘的生产基地、中国液晶显示器生产基地、中国精密模具和机电产品生产基地。

　　回首往事，让人感慨万千；喜看今朝，更是豪情满怀。父辈们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得以实现，我们的事业正兴旺发达，我们的祖国正一日千里，展现出蓬勃生机。我们唯有不断地努力奋斗，才对得起父辈们做出的牺牲。○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