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俄罗斯学

沙波瓦洛夫所著《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是俄罗斯学术界首次对俄罗斯现代文明的特点进行多方面系统研究的成果。作者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对深层次的文明结构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俄罗斯文明结构（国民性格和精神理念，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在总体上大致保持住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几乎所有的特点”。

文/维·费·沙波瓦洛夫 译/徐来娣

维·费·沙波瓦洛夫（1948— ），是俄罗斯当代知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人文认知方法论领域专家，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功勋教授，国际俄罗斯学协会创立发起人和副主席。其研究方向主要有：社会人文认知方法论研究、俄罗斯文化历史阶段分析、俄罗斯文明综合研究等。其代表作《俄罗斯文明》（上下册，2011—2012）一书被公认为现代俄罗斯文明理论的奠基之作。

沙波瓦洛夫认为，俄罗斯学是一门全面研究俄罗斯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俄罗斯文明。俄罗斯文明是一个独立文明。在俄罗斯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划分出若干历史形态以及若干时期。俄罗斯文明的文化-基因密码，是俄罗斯文明在任何变化中都能保持自我的内在因素，该密码记录着俄罗斯文明的首要价值观、社会理想和精神特征。

俄罗斯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全面研究俄罗斯，把俄罗斯看作一个完整的产物，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一个自然和精神的有机结合体，即，它把俄罗斯看作一个文明。因此，俄罗斯学的研究对象是俄罗斯文明，而俄罗斯文明在一系列过去和现代文明中占据特殊地位，在国际社会组成中独自行使作用。俄罗斯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综合-专题法和结构法。

俄罗斯学与当今世界的一个通行观点针锋相对。根据这一通行观点，世界上似乎只有一小批“文明”国家，而其他国家则无权称作文明国家。与此同时，西方文明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文明模式。与之对立的观点认为，某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要么属于某一个现有文明，要么倾向于现有文明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要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独立文明。而俄罗斯学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观点。

要把俄罗斯看作一个独立文明，也就意味着要揭示出俄罗斯社会与其他社会不同的典型特征，但不是通过区分“好-坏”或“高-低”来实现，而是通过发现其典型特征来实现，同时，并不把俄罗斯文明与其他文明对立起来。

俄罗斯学的建立必须基于如下理论前提：构成同一文明的不同民族，并非必须是语言和文化相近的民族。有很多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其组成包括起源各不相同的多个民族。同样，对于一个文明来说，并非必须要有某一个宗教信仰占据统治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文明可以使信仰各不相同的成员融为一体。然而，在文明的产生阶段和形成阶段，发挥特殊作用的通常是某个“种族-信仰核心”，即，某个宣扬一定宗教的种族集团。该种族-信仰核心的语言和文化，在把一个文明的所有要素融合为统一整体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就俄罗斯文明而言，这样的核心就是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东正教。也正是种族-信仰核心在诸多方面决定了一个文明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这个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区别。

现代俄罗斯文明（和其他很多文明一样），不是单一种族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多个种族的产物，而是超种族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各种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代表，对于俄罗斯生活方式特征和思想特征的形成，以前曾经作出过自己特有的贡献，现在还在继续作出贡献。在各种种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又一个文化层面——共同俄罗斯文化层面。组成俄罗斯文明的所有民族，有着典型的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特征和思想特征，它们就是由共同俄罗斯文化层面所决定的。而俄罗斯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共同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在俄罗斯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划分出若干历史形态，同时，还可以划分出一系列从前一历史形态转向后一历史形态的过渡期。俄罗斯文明的基本历史形态理应划分如下：基辅-诺夫哥罗德罗斯（862—1240）、莫斯科罗斯（1380—约1700）、俄罗斯帝国（1721—1917）、苏联体制下的俄罗斯（1923—1991）、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2001至今）。尤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形态之间总是存在着过渡期。它们包括：第一过渡期（1240—1380），与蒙古人的压迫以及俄罗斯文明中心从基辅向莫斯科的逐渐转移密不可分；第二过渡期（1700—1721）——俄罗斯现代化的开始，与彼得一世的改革活动相关；第三过渡期（1917—1922）——帝制的衰亡，临时政府，转向布尔什维克政权，国内战争；第四过渡期（1991—2001）——苏联解体，1990年代的混乱时期。

每一次在经历了又一个过渡期之后，而这个过渡期可以用一个与“混乱时期”相近的概念来定性，俄罗斯文明在一个新的历史形态中逐渐恢复自己的基本特征，与自己的“文化-基因密码”相符合，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之下发生变形。

俄罗斯文明得以存续的最重要稳定机制在于其“文化-基因密码”

在俄罗斯学框架内必须采用结构法，是因为文明观的意义在于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揭示和描写长效稳定结构。地方文明概念本身必须以这些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结构的稳定性及其存在的长期性，也就意味着这些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它们并不为各种因素所左右，而各种因素在历史上的多变性是显而易见的：从政治关系到经济关系。法国权威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文明可以经受得住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的动荡……法国革命并不是法国文明进程中的毁灭性力量，而1917年革命同样也不是俄罗斯文明进程中的毁灭性力量……”在历史考验中，文明“只会改变……其固有颜色，但会保持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几乎所有特征……”因此，在俄罗斯学框架内的文明观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学科的传统使命相对立。如果说传统历史学科的主要兴趣是历史变化的进程、从一个社会状态到另一个社会状态的转变阶段、具体的事件和变化的原因，那么，对于文明观来讲，重要的是另一个任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变化中，寻找出在整个文明存在时

期稳定不变的东西。相对来讲，传统历史学科所遵循的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而对于文明观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柏拉图的思想——“时间是永恒的动态影像”。

所谓文化-基因密码，是使得该文明成为“它自己”并保留其“本我”的内在因素，是该文明在任何变化中都能依然保持自我的内在因素。基辅-诺夫哥罗德罗斯、莫斯科罗斯、俄罗斯帝国、苏联体制下的俄罗斯、当代俄罗斯，是同一个文明——俄罗斯文明的不同历史形态。换言之，文化-基因密码是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实现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对我们而言就是俄罗斯），同时也是单独个体实现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如果不理解和不感知这个核心内容，也就无法感觉到自己是个俄国人，是个俄罗斯人。然而，值得强调的是，正如遗传因子不可能完全决定包括人在内的生命体的所有特征那样，文化-基因密码同样不可能决定一个文明的所有特征，而只能决定那些能够保持文明同一性的特征，确切地说，文化-基因密码是一个文明得以保存的特有保障。

文化-基因密码记录着一个文明的首要价值观、文明的社会理想、文明的精神特征。文化-基因密码的主要载体是文明的种族-信仰核心。

由于俄罗斯疆域的显著扩大，由于俄罗斯的组成包括了大量不同信仰的民族，对俄罗斯来说，“伟大俄罗斯”这一社会理想取代了莫斯科罗斯所特有的“神圣罗斯”理想。尽管神圣罗斯理想并未失去意义，但是已不再具有通用意义，因为新的俄罗斯有着非常鲜明的多信仰性。

俄罗斯文明的首要价值观是“公正性”，具体理解为惩恶扬善，这一点与西方形式上的法律制度相对立；纯美学意义上的“美”，与西方的合理性和目的性相对立；“人格主义”——中立立场，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爱”，也就是说，不是冷眼旁观世界和他人，而是对世界和他人充满爱、关心、真诚（阿·霍米亚科夫、费·丘特切夫、弗·索洛维耶夫、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充满同情（米·巴赫金）。

俄罗斯人的个性与俄罗斯大部分区域的严酷气候条件密不可分。俄罗斯人喜欢自嘲、开玩笑、游戏比赛：“欢快爱笑是俄罗斯农民的天性”（普希金），“俄罗斯文学始于讽刺”（别林斯基），彼得大帝的“大家逗乐聚会”（全称“逗乐、醉酒、荒诞聚会”，是彼得一世所推行的“娱乐改革”中的一大举措，目的在于废除在罗斯盛行多年的东正教规：崇尚悲泣和沉迷忏悔，压制幽默和杜绝欢笑）、伟大统帅亚·瓦·苏沃洛夫的逗乐游戏比赛等。

俄罗斯独有的社会理想的源头大概始于15—16世纪，与当时俄罗斯国情密切相关：在伊凡三世（伊凡大帝）和伊凡四世（伊凡雷帝）统治下，莫斯科公国的疆域显著扩大。然而，这一社会理想并没有得以巩固，因为在随后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俄罗斯的第十位沙皇，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二位沙皇，他统治下的俄罗斯国际地位日益巩固，国家实力日益加强，在吞并乌克兰后，国家版图进一步扩大）统治时期，出现了“莫斯科-第三罗马”这一思想体系，俄罗斯又回到了自己的传统角色，即拜占庭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大业的接班人这一角色。而伟大俄罗斯这一社会理想，以俄罗斯的独立角色为前提，不再认为自己是什么人的继承者。因此，这一理想逐渐得以巩固，始于彼得一世时期。

显然，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这一社会理想已经完全取代了那种把俄罗斯当作拜占庭帝国大业继承者、接班人这一角色的思想：俄罗斯已成为欧洲和世界生活中的独立的重要因素，而俄罗斯的国内生活，也不再以效仿拜占庭为目标。俄罗斯把黑海沿岸的北部地区及部分东部地区——新罗西亚连接了起来，开始在黑海沿岸建设一系列新城市——从敖德萨到赫尔松，作为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塞瓦斯托波尔，新罗西斯克，叶卡捷琳诺达尔（在苏联时期改名为克拉斯诺达尔）。

此后，把自己国家当作伟大强国之一、当作国际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某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准则。况且，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无比的伤痛。然而，1914年德国方面的宣战，迎来的却依然是俄罗斯人必胜的信心。

在苏联时期，尤其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在宇航、核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成就，以及在体育赛事中的胜利，把自己国家当作伟大强国这一理念重新成为俄罗斯人的行动准则。

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理想开始逐渐得以复兴。阿·瓦·谢尔盖耶娃指出：“非常重要的是，在老中青所有几代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有一种全新的爱国主义正在不断增长，而这一点在最近几十年里是不曾有过的。不管国内形势有多么不容乐观，俄罗斯人没有'焚烧’自己家园的愿望，无论自己的家园有多么破败，无论在这个家园里生活有多么艰辛。大多数人民不仅愿意把俄罗斯看作是自己生活的国家，而且更愿意感觉自己是一个富饶的、自由的、在国际上享有尊敬的强国的居民。”作者用一系列社会调查研究的数据，证实了自己的结论。

因此，文明依靠一些稳定机制的存在而得以存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稳定机制就是文化-基因密码。

自然学科得出的概念和方法同样适用于俄罗斯文明史研究

正如前文所言，一个文明的基本结构的恢复，通常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恢复需要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就可以被称为过渡期。

大家要注意，在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的各种不同过程中都有过渡期。因此，过渡期（过渡过程）这一概念，适用于这样一类多领域学科：如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电工学中的过渡过程，早已为人所知，而且早已研究透彻，是指在换路时所产生的电路过渡过程，这种过程会引起整个电路上对于正常参数的急剧偏离。

通常来讲，过渡过程会有很多混沌元素，亦或是全范围的混沌。例如，协同学运用“混沌”这一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绝对的随机性，基本的不可预测性，没有任何规律，甚至连概率性规律都没有，“一切纯属偶然”。与此同时，混沌就好比双面伊阿诺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有两副面孔，一副向着过去，另一副向着未来）——自组织趋势也就表现在这种绝对无序、这种无组织状态之中。如果这种自组织趋势得以实现，则产生新的有序状态，新的有组织状态，诞生新的宇宙。提醒大家注意，在古希腊文化中，混沌是指无序状态的开始，而宇宙是指有序、整体、和谐。不难发现，协同学中的混沌概念，与古希腊文化中的混沌概念，有着几乎相同的意义。此外，协同学的基本理念与古希腊文化理念极为相似：有序（“宇

宙”）诞生于混沌之中。

从我们课题的视角出发，由上述一类多领域学科得出的论点尤为重要（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

第一，在某个系统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特殊时期——过渡期，这时的系统要经历不稳定状态、无组织状态，进入一个混沌状态或与之类似的状态。这种过渡期的长短可能各不相同，但是通常比稳定发展期要短一些；

第二，这种过渡期一结束，系统或者被毁（这时替代它的是另一个系统），或者进入一个新状态；

第三，无论是过渡期，还是其结果，绝非取决于任何因素：不仅是过渡期的产生和持续，还是过渡期的结果（也就是新状态），都是在偶然性的作用下得以实现，或者确切地说，诸多因素之间偶然的相互作用（在协同学中是指“吸引子”）。因此，根据这一观点，过渡期之前的那个状态，既不能决定过渡期是否会来临，也不能决定过渡期的结果是什么。换言之，过去不能决定将来，即，过去并不包括任何“前提”和原因，来决定过渡期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

第四，新的状态根本就不一定会比过去的状态“更高级”、“更完善”：它的变体区间可以有无限之大，可能的变化轨迹极为广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关于过渡期的理解，与传统观念非此即彼必择其一。传统观念在阐释全新状态如何产生时，通常带着“飞跃”、“革命”、“前提”、“原因”等诸如此类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正是传统阐释所特有的。当然，很多因素的偶然性相互作用也可以称之为“原因”，但是，这显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原因。此外，现代观念假定，一个系统对于新轨迹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前面的路径如何：系统的运行取决于它们的前时期。

上述规则对于俄罗斯文明史是否适用这一问题，其答案显然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解答：通过自然-数学类学科得出的概念和方法，是否适用于社会-人文学科。诚然，无论是系统论，还是控制论，亦或是协同学，它们都是在总结自然现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首先是通过研究物理、化学等系统的研究总结出来的。因此，其概念和方法对于社会人文系列的学科是否适用这一问题，迄今仍有争议。

根据我们的观点，这些概念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人文方面的认知过程，只是带有一系列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的共同原因在于，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实，其中包括人本身，以及人的意识、精神生活、意志、感情、情绪。在所有物体中，人并非是一般的物体：他/她的生命和尊严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价值的。也正是因此，不能“设计”和制作混沌，并为此辩解说，在混沌之后会有一个新的、更为“完善的”、“公正的”状态来临。要知道社会的混沌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量人员的灭亡，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和其他破坏正常生活的问题。此外，如前文所言，过渡期根本远非总能导致某种更为高级的状态产生，因此，愿望中的“公正”社会很有可能不会来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不完善的、更加不公正的社会。

如果回顾过去，回顾历史，尤其是回顾俄罗斯历史，那么，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一系列过渡期，这些过渡期完全符合有关过渡期的现代观念——大量的混沌元素，无组织、不明朗、不可预测，也就是可以称之为“混乱时期”的现象。同样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混沌中的秩序”的诞生过程——逐渐恢复秩序，社会生活逐渐正常化，随后就是发展、现代化。

应该看到，文明历史上过渡期的重要特征在于，在混沌时期之后，历史后续发展轨迹不是那样自由，不是那样偶然，如同在自然过程中一般。也正是在文明史上，系统“选择”新的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之前的道路：系统的运行取决于它们的前时期。因此，文明通常会恢复自己的基本结构。原因在于，在文明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中，其基本结构相当稳固，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固定不变。因此，从混沌转向有序，通常会按照一定的模型、模式、模子进行，而在我们的理论中，也就是会按照一定的文化-基因密码进行。

文化-基因密码也就是文明的记忆，这个“记忆”既用于一般理解，又用于系统论意义。但是，记忆的可靠程度可大可小，在很多情况下也有可能完全失忆。在后一种情况下，会出现社会失忆现象，这种社会失忆有可能是自发性的，也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过渡期或者以文明的反自然变形而告终，或者以其物理意义上的消亡而告终。为了不让这种悲剧发生，社会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记忆，应该珍藏并保护这种记忆。如果记忆能被保存，那么，文明总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种力量，走出混乱时期并得以恢复，向时代的新挑战给予应有的答案。

（译者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