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怀祖正负电子对撞机二十年

　　二十年前，我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宣告建成。我国进入了具有研究高能加速器能力的科技先进国家之林。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充实了我国尖端领域的科研队伍，也提高了我国相关工业水平。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同志继1984年10月7日来奠基之后，再一次视察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发表了题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能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 　　光阴似箭。而今，在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正负电子对撞机已经发展到第二代，高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今天，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二十周年之际，再次回顾当年立项到完成的曲折历程，其中折射出的奋斗精神，仍旧值得今日借鉴与学习。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了对撞，为高能物理实验创造条件。一个从来没有高能加速器的国家，以此为突破口，并且获得了全面的成功，这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秘书长柳怀祖，曾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多年。1963年，柳怀祖是中国科技大学首批毕业生。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原子能研究所，师从我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丁渝。1972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这意味着新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正式起步。柳怀祖随之进入高能所。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他的工作与情感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围绕着高能加速器工程，感受着中国高能加速器工程的起起伏伏。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立项、建设期间，他又作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做了很多具体工作，记下了这一曲折历程中令人难忘的一幕幕。 　　 　　在科技的春天里，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正式上马 　　 　　“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奠基，正式开工建设。”在柳怀祖的记忆里，这一天永远不能忘记。新中国宣告建设第一台高能加速器。 　　奠基仪式当天一大早，邓小平和万里、杨尚昆、方毅、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便驱车来到八宝山东麓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里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摇篮。一向离不开烟的邓小平，这天却拒绝了柳怀祖早已准备好的熊猫香烟：“这里是实验室，不能吸烟。”柳怀祖每次回忆起这一幕，总是敬佩邓小平自律的崇高品格。这一细节，也让人深感邓小平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重视与期待。 　　作为现场总指挥，44岁的柳怀祖心里既激动，又紧张，生怕出现一点瑕疵。从当时拍下的照片中看，在场的人都面带微笑，只有柳怀祖一脸严肃，十分警惕。当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挥锹为工程培下第一锹土时，现场的人群沸腾了，每一个人的内心因激动而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一一个承载了新中国成立35年来自立于世界之林、承载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中国科技发展殷切希望的梦想开始变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曾从哲学的高度，对物质的微观结构提出了“无限可分”和“一分为二”的论断。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曾几度筹划、酝酿开展高能物理研究，但都由于种种原因告负。 　　柳怀祖回忆，当时实际困难也有很多。编制预算等文件时没有计算机，甚至连计算器也没有，柳怀祖他们就一起用算盘计算。“整夜地算，而且不能出错，一个数算错，就要整个重来。”“我国高能加速器建设，有人说是‘七上八下’，有人说‘七下八上’，不管怎么样，总之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但是在一代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关怀下，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过。”柳怀祖对邓小平的三次“不要再犹豫”记忆犹新。1981年，经多方论证，我国决定建造一台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1981年12月22日，邓小平在中科院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的报告上批示：“这项工程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12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前，再次对有关领导指示：“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在谈到工程进度和经费时，他又一次指示：“五年为期，经费要放宽一些，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个益处是很大的。”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自力更生 　　 　　如果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正式破土动工，邓小平亲自挥锹奠基，我们或许也可以说，最初的那一块“基石”，于1978年年底邓小平同志访美前夕就已经奠定。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根据中美建交的协议，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式访问美国的第一位高级领导人，对美国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访问。邓小平此次访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建立牢固的中美科技合作关系。1月31日下午，邓小平和卡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白宫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此外，中美双方还签订了中美高能合作协议。 　　在中美科技合作协议中，高能物理合作是第一个子项，这也是中美两国间第一个学科领域的合作协议。 　　柳怀祖说，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打破当时十分顽固的保守和封闭思想的禁锢和束缚，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对外开放，进行引进的战略思想。他当时就讲，我们就是要把世界先进的研究成果拿过来，把世界先进东西作为我们的起点，这就要引进技术，这样水平提高就快些。造加速器可以请外国科学家帮助我们搞一下，这样快一些，也省一些，有些部件可以进口。他指出，能够自己搞的自己搞，但必须从实际出发，究竟哪些真能自己搞，而且不能耽误时间，不要在某一个问题上卡一两年。这基本上是个抢时间的问题。邓小平非常赞成和支持李政道教授提出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设想和培养人才的建议。 　　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小平同志亲自决定了由曾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组织领导工作的谷羽同志具体领导这项工程，从组织上落实了工程的领导。1983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将这项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并决定由谷羽、张寿、林宗棠、张百发组成工程领导小组(1986年谷羽离休后，由周光召接做领导小组负责人)，对工程实施具体组织领导。胡启立、宋平则分别代表党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这项工程。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程领导小组四位成员分工明确，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雷厉风行，工作效率高，被美国同行誉为中国效率最高的领导集体之一。 　　领导小组遵照邓小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战略思想，作出工程建设的重大决定，除了计算机等少数我国当时无力研制的设备以及用量很少不值得花人力、物力去研制的设备、材料、部件外，其他都由我国在充分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依靠自己

的力量研制，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事半功倍。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工艺，随着一些没备的引进一同为我掌握，柳怀祖说：“由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些高水平设备的研制，促进了相关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很多新工艺带到了参与研制的我国各个工业领域。” 　　“改革开放下的自力更生”，这是领导小组遵照邓小平上述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战略思想对对撞机工程进行的定位。柳怀祖认为，这个定位很重要，在“文革”之前，我国强调自力更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要保持这个传统，但现在是，改革开放的自力更生，要学会对外开放，学会引进，为我所用。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的建设过程，也确实很好地实践了这个定位和理念。柳怀祖还特别强调了李政道教授在促成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尤其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中的合作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小平同志为此曾多次向李政道教授致谢。 　　 　　人总是要有一种精神的 　　 　　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书中，柳怀祖作为主编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为了祖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共同心愿，形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把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一起，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为中华民族重新在世界科学之林占有一席之地而忘我地奋斗着。 　　的确，在那样的年代，以当时的物质条件，工程的成功建设，正是靠了一种精神。 　　在柳怀祖的记忆里，有两个关于“会场”的故事。第一次是1984年冬天，为落实工程各项非标专用设备的研制，领导小组召开了“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非标设备会”，来自全国十几个部委所属的上百家工厂、科研机构的领导都来了。时任国务委员宋平到会作了指示，要求各参加单位一定要顾全大局，大力协同，克服一切困难，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任务。当时，开会的地点在解放军招待所。理由很简单：“便宜，基本上不要钱”。在柳怀祖的印象里，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宋平说：“各位，对撞机的钱就不要多挣了。”这句话，确保了整个工程不超预算。 　　还有一次，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加速器工艺审查会。“当时参会的都是重要人物，大家一起商讨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工艺方案。这么重要的会，就是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工棚里召开的。”柳怀祖记得很清楚，当时正值寒冬，工棚四处透风，窗户是用塑料布钉起来的，工棚里还生炉子。工程所有的工艺方案一条条被审核，然后所有人集中在一起进行集中设计。为了赶进度，工程领导小组引进了当时国内尚没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CPM)，系统工程图挂在工程指挥部办公室里，每天都在图上用红笔标出工程进度，“但是经常觉得拼命干也跟不上。” 　　从开工到竣工，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日日夜夜地顽强拼搏。大家经常晚上一夜甚至几夜不睡，没有加班费，只有五毛或八毛饭补，但是只是杯水车薪。柳怀祖说当时这些钱买一袋方便面加一个鸡蛋，自己都要贴钱。在记忆中，奖金是很少很少的。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中，谁也没有感觉苦，每一天都充满干劲，不为报酬，顽强拼搏。 　　“小平同志从工程一开始就强调质量。领导小组遵照指示，提出了‘把拼搏精神用在确保质量上’。作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柳怀祖和有关技术人员一起负责审核设备、部件和材料的质量，他们对每一件的质量严格把关，算得上“鸡蛋里挑骨头”。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用的矽钢片由武汉钢铁公司生产，用来做十分精密的磁铁。然而，第一批货到时，发现质量参差不齐，完全不能用，于是柳怀祖向林宗棠汇报，建议重新做。林宗棠当即批示：退回去重新加工。而且往返的路费全部由武汉钢铁公司出，“以示警告”。对此，武钢压力很大。后来，有人告诉柳怀祖，武钢的经理在办公室大发雷霆。柳怀祖心里却很踏实，“指标要求十分详细，这是高能物理加速器用的，不能开玩笑!”然而，一时气愤之后，时隔多日，柳怀祖他们打开武钢新运过来的产品，都是铁盒包装，而且质量相当好。正是在这样“苛刻”要求下完成的矽钢片，保证了日后对撞机一次对撞成功。 　　其他领导人也都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柳怀祖记得项目上马之初，他向万里汇报的时候，万里用浓重的山东口音提醒柳怀祖，“你们要注意，我管大会堂(施工)的时候，螺丝钉都会出问题啊。”令柳怀祖未曾想到的是，在加速器的安装中，真的有个问题出在螺丝钉上。由于对撞机二百多米长的真空管道内是超高真空。因此，在抽到高真空后就要烘烤来除去附在真空管道内壁的气体。不料连接真空管道的法兰盘的几个螺丝，材质不同，因而膨胀系数不同，使法兰盘间有了极微小、不均匀的漏点，出现了极小的漏气。这个因螺丝钉引起的漏气是谁也没想到的。技术人员费尽脑筋，很久才找到原因。后来万里得知此事，“得意”不已，哈哈大笑地说：“我说螺丝钉都要注意嘛!” 　　柳怀祖还强调，邓小平自始至终都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展。也许外人不知，工程的每一期情况简报都直接呈送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经常有批示。在中央领导同志过问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击建设中的各种运输，一律为军运。“这样效率可不知快了多少。”那时候，台湾也在搞加速器建设，目标也是五年，大有和我们比赛之势，邓小平就指示，“我们必须赶在他前面。那我们就来个竞赛。”这样一个背景下，邓小平几次批示，工程一定要在1989年前完成。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竣工。 　　同年10月24日，邓小平第二次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柳怀祖的记忆里，这是邓小平有公开报道的惟一一个先后去过两次的地方。这一次，柳怀祖仍旧是现场总指挥，虽然同样有些紧张，但经过四年的历练，柳怀祖更多了胸有成竹。时隔二十年，他还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邓小平不是走马观花地看，而是边看边问；不是随随便便地问，而是十分认真地问。在实验室里，邓小平待了两个多小时。”在会议室里，怀着对这个曾一度有一些争议的大项目胜利完成的喜悦，在大家的要求下，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即席进行了一番精彩的讲话。他说：“我们不仅在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字字句句，都令在场的每一个人刻骨铭记。柳怀祖认为，这不仅是一台高能加速器的研制成功，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在科技领域的一次伟大实践。 　　现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已经升级换代，其改造加工精度堪比航天、航空领域。但是，一代又一代高能物理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了，并使得我国高能物理加速器一直保持在科技的前列。虽然退休多年，柳怀祖始终关注着这一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领域。他说，牢牢把握每一次高科技发展机遇，才有了对撞机这样项目的成功。人们要永远铭记邓小平二十年前说的：“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