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不是顽固派
慈禧太后可以是洋务派、改良派,甚至是立宪派,但绝不是顽固派。清代后期的一系列近代化改革事实上都是由她推动的,没有她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是不能发起洋务运动的。在1894年,她将权力交给光绪皇帝,让他亲政,笔者丝毫不怀疑慈禧还政于光绪的诚意,因为她和一切贪图个人享受的富家老太太一样,想轻松一下,在颐和园里度过无忧无虑的晚年。对于光绪、康有为们的变法她开始也是支持,甚至寄以厚望的,只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不好好搞改革,而想搞不负责任的政变之后,她才在众大臣的支持下重新垂帘听政的。重新执掌大权的慈禧对帝国主义列强充满了敌视,她认为,光绪、康有为们之所以敢如此胡闹,是受了帝国主义者怂恿所致(事实上,戊戌变法确实也受了一些动机不明的外国人的影响),而且帝国主义列强借口关心光绪皇帝而不断干涉朝廷的内政。这些因素促使她做出了其一生最重大的一项错误决策:支持义和团运动排外,她以为利用这些起自民间的力量能将帝国主义赶出去,结果当然是惨重的失败,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在这危急关头,她表现出过人的随机应变本领,转而镇压义和团,不惜一切代价向西方列强媾和。同时,对于当时不追随自己向八国联军宣战的地方督抚深切示好,把这些人从“叛变”的边缘上拉了回来。此后,她痛定思痛,发起了广泛而深刻的“新政”改革,民众资本集群进入铁路、矿山等实业领域是由她推动的(这一点埋下了以后保路运动的伏笔);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创立新式军队,也是由她推动的,当时各省都有新式学堂,各省都要建立一到两镇的新军,而且新军的待遇、装备要远高于旧军(这一点为革命准备了武装力量)。她对地方官员和汉族能臣做出了更大的让步,让这些人在地方上搞地方自治,而且接受了君主立宪的观念,把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作为并不太遥远的中期改革目标,九年的预备立宪期并不算长,重要的是她已经明确地将君主立宪这种政治制度视作“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要改变自秦始皇以来,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君主独裁制,转而由皇帝和大臣、地方官员乃至议会共同分享国家权力。她的这些改革是广泛而深刻的,也是鼓舞人心的。所以,在她执政的最后几年,全国上下呈现的是一派“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社会的中上阶层,特别是那些留学归来的“海归派”和新学堂毕业的“新知识分子”对改革寄以极大的希望,也正是因为这种改革开放,才能让这些满怀激情、雄心勃勃的年青人,迅速进入政府和军队的高官位置,当时新军中的高级军官如镇统、协统之类的,几乎没有超过三十岁的,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没几年的学生,如蔡锷等,转眼之间就担任相当于将军的官职,要知道,这在正常情况下,是得熬二、三十年才能坐上的位置。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了,那些在海外留过学,也接触过同盟会,甚至也参加过同盟会的新军军官,为什么没有积极响应孙中山的起义行动了。因为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希望,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正与改革事业融为一体,所以,这时他们是不想革命的。
革命党人也意识到了慈禧新政改革对他们威胁,胡汉民就曾经撰文指出,如果清廷的立宪改革成功的话,他们的革命就永无希望了。(类似的悲观判断列宁在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也做出过,由此留下了近代史研究中持续很长时间的革命与改良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