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联五烈士"

　　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秘密” 　　 　　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纪念亡友白莽、柔石、冯铿、李伟森和胡也频。他们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员,遇难后被称为“左联五烈士”。文章里说: 　　 　　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除了文章里写了的五人姓名外,同时被杀的还有十八人,他们的姓名和身份,文章没有说到。屠杀发生后不久,“左联”就出版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纪念的是“左联五烈士”,以及上一年在南京被杀的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盟员宗晖。可是那一同被杀的另外十八位死难者却没有受到纪念。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只说“左联五烈士”,却不说“龙华二十三烈士”,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有一个中共党史上的“秘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上,陈绍禹(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打击了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实等。不久,何孟雄等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这里的李求实就是“左联五烈士”中的李伟森。他和何孟雄、林育南都参加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都反对四中全会和全会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在一次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内会议上,他们一同被捕。那天被秘密枪杀的二十三人,就包括他们三人在内。 　　当时从事反对四中全会活动的,为首的是六届候补中委罗章龙和史文彬。全会以后,罗章龙写了一本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在党内外广泛散发。 　　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三马路东方饭店举行的,就是一次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内集会。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情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因为有内奸告密,到会者就在这里被捕了。所以,李求实(伟森)、冯铿、柔石、白莽、胡也频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以“左联”成员的身份被捕的。 　　这一场大逮捕发生后,王明的反应是怎样的呢?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说: 　　 　　大家听到这消息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幸灾乐祸的表情,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汉年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陈修良所说,是可信的,有档案材料支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活记录》(1931年2月4日于上海)中说,江苏省委(王明当时掌握领导权)给狱中支部书记的指示是“别把反对派列入自己的组织”,就是说,不把他们看作自己人了。这样,当然也不会去营救。最后,被捕者中的二十三人还是被杀害了。陈修良在前引书中说: 　　 　　2月7日,中央与省委机关中传来了二十四位烈士在龙华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要开追悼会,纪念他们,但却为王明所阻挠,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 　　所谓“左联五烈士”的大背景就是这样。下面,就依鲁迅这篇文章说到的先后次序,说说鲁迅和他们交往的情况。 　　 　　诗人殷夫 　　 　　殷夫,本名徐柏庭,上学时名徐祖华、徐文雄,笔名还有徐白、白莽、沙菲、洛夫、任夫等。1909年6月22日出生,浙江象山人。他幼年丧父,三个兄长均系国民党军政官员。 　　殷夫13岁毕业于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这时他已看过不少小说,并开始学习写诗了。后来到上海,先后在民立中学、澄衷中学、浦东中学念过书。就是这时候,他和革命运动开始发生关系。1927年“四一二”政变,他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狱中,他怀了必死的决心,写了一首五百多行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诗中说: 　　 　　我十七年的生命, 　　像飘泊的浮萍, 　　但终于要这样的, 　　这样的埋葬了青春。 　　 　　我十七年的青春, 　　这槁枯的灰尘, 　　消灭了,消灭了, 　　一切将随风散陨! 　　被囚禁3个月后殷夫由大哥保释出狱,他把这诗投寄给《太阳月刊》。当时编者是阿英,读了这首诗,立刻激动了,将它编入1928年4月出版的《太阳月刊》,并在“编后记”中作了这样的推荐:“任夫几百行的长诗是他去年在狱中所作,技巧虽然不怎样的成熟,但出于一个十七岁被捕以后的革命青年之手,在我们觉得是最值得纪念的。”从此,殷夫成了太阳社社员,经常在《太阳月刊》、《拓荒者》等刊物上发表诗作。在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上,也刊登了他翻译的裴多菲的诗歌。他同鲁迅的联系也是这时候建立起的。 　　出狱后不久,殷夫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在这里只念了一年多,到1928年秋天又一次被捕了。大哥再次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关系把他保了出来,并即刻送他回象山老家软禁了一段时间。大哥规劝他不要再走危险的革命道路,可他对长兄的关切却是难于领情。在一次收到哥哥的规劝信后,殷夫写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 　　只要我,答应一声说: 　　“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 　　从名号直至纸帽。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 　　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荣誉,不要功业, 　　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就这样,殷夫同自己慈父般的长兄最后诀别,同自己出身的阶级最后诀别了。从此,他更无牵挂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之中,不再进学校,在共青团工作,参加了《列宁青年》的编辑,并从事工人运动,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论文。 　　1936年3月10日,鲁迅收到一个署名齐涵之的人从汉口寄来的信。信中说,他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白莽诗集《孩儿塔》的稿本,正在经营出版,出版家要求有一篇鲁迅的序言,于是他就写信来求序了。当时鲁迅不知道,这“齐涵之”是史济行的化名,一个常常干一点骗取文稿之类勾当的无聊文人,还以为自己真是遇到了一个为了亡友遗文的流布出力的有心人,在收到这信的第二天就写好了《白莽作〈孩儿塔〉序》(收《且介亭杂文末编》)。序言深情地回忆起这位亡友: 　　 　　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轻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 　　殷夫“热天穿着大棉袍”上鲁迅家的事,《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面也是说到了的。这天鲁迅日记中有“下午白莽来,付以泉五十,作为稿费”的记载。不是当真付稿费,而是用付稿费或预付稿费这说法给他五十元,“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作为稿费”的“作为”二字透露了这个信息。

　　 　　鲁迅待柔石如同家人 　　 　　柔石,是赵平复的笔名。他原名赵平福,又名赵少雄。1902年9月28日生于浙江宁海县。这里是出过灭十族都不怕的方孝孺的地方。柔石幼年念书的正学小学,校名就是对方孝孺的纪念。 　　赵家很穷,柔石到十岁才入小学。1918年秋天考取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21年,一师一些爱好新文学的师生,还有校外的友人,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晨光社,柔石是社员之一。其他社员有朱自清、叶绍钧、冯雪峰、潘漠华、魏金枝等。 　　1925年2月,柔石到北京。不久,就成了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在这里,他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听他讲解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从此,鲁迅成了他终生景仰的人。 　　1926年初,柔石从北国回到江南,往来奔走于杭州、上海一带。想找个职业,不成功;邀一些友人想创办一所中学,也失败了,苦闷得很。颠沛流离中,他开始了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的写作。他希望把这部稿子卖掉,到法国去留学。 　　这时北伐战争正在迅猛发展,北伐军于1927年2月占领浙江全省。新的政治形势使柔石产生了新的希望,他回到故乡,在宁海中学担任国文教员。这是一群热情青年赤手空拳创办起来的穷学校,没有基金,没有经费,全体教职员都是尽义务的,还得抵抗旧势力的压力。柔石是学校的热情撑持者之一。他为自己在教育界赢得了声誉,这使他在1928年初出任宁海县的教育局长。他不顾旧势力的阻挠,把全县小学校长和教职员作了一次大的更动。可是,这时已是“四一二”政变之后,政治形势已经逆转。柔石在教育局长的职位上不可能有很多作为了。1928年5月24日,宁海县亭旁农民暴动,遭到镇压。宁海中学受到牵连,被解散了。柔石带着《旧时代之死》的稿本,只身逃往上海。 　　柔石到上海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和鲁迅的交往。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说: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 　　柔石认识鲁迅之后,他们第一次合作,就是组织了一个朝华社,中坚人物就是柔石。事情就像《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说的那样:“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 　　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于1929年11月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鲁迅为它写了“小引”(收《三闲集》)。也正是在这时候,中共的李立三决定争取和团结鲁迅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这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也都参与其事了。鲁迅日记:1930年2月13日,“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据《鲁迅全集》的注释,这“赴法教堂”,“指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鲁迅赴会,并与柔石、郁达夫等五十人列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为该盟发起人”。 　　柔石的家庭生活却是很不如意的。还在一师念书时,遵从父母之命,他就同宁海乡下东溪的吴素瑛结婚,她不识字。柔石的短篇小说《课妻》带有自传性质,从其中可以看到他帮助妻子学习文化的情景。由于文化素养的很大差距,夫妻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是怎样的美满。他在1929年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常不知不觉地想起自己的运命。竟不知为什么,总想到凄凉的国土里去。想想妻的不会说话,常是一付板滞的脸孔,有时还带点凶相,竟使我想得流出泪来!天呀,妻子是你给我安排定的么?” 　　在上海,鲁迅待他,倒真是亲切如同家人。在鲁迅日记里,可以看到些这样的记载: 　　 　　1930年9月27日,“今日为海婴生后一周年,晚治面买肴,邀雪峰、平甫(即柔石)及三弟共饮。” 　　同年10月6日,“是日为旧历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甫、雪峰及其夫人于夜间同食。” 　　儿子周岁、中秋节,才两三个客人吧,鲁迅都邀了柔石。 　　1931年1月15日夜间,柔石来和鲁迅见了最后一面。《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记载:“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 　　 　　柔石的知己冯铿 　　 　　柔石在参加“左联”的活动中,遇到了一位文章知己,她就是冯铿。 　　冯铿是广东潮州人,小柔石五岁。1929年春天,冯铿到上海进了持志大学。由于经济困难,加上对学校不满,不久辍学。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1930年3月“左联”成立,她即加入。五月,同柔石等人一道出席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共同的志趣使她很快同柔石接近起来。1930年10月14日她给柔石的信中说:“你把我的精神占领了去!坦白地告诉你:十天以来,不,自看了你的《二月》以后,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差不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间空间,我的心里总是充塞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情绪,弄得自己简直莫明其妙,好像完全转换了另一个人!‘这就是恋爱么?为什么呢?’”柔石也是同样的热烈,信中称她“亲爱的梅”,“我的小鸟儿”。一次冯铿来访的时候他外出了,回来就遗憾地在冯铿留的字条上吻了三四次。 　　柔石同冯铿一道去看望了鲁迅,谈了一阵子。鲁迅的印象是:疑心她有点罗曼蒂克,急于事功;同时还感觉到她对柔石有很大的影响能力,柔石想要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似乎就是出于她的主张。 　　冯铿对鲁迅是十分景仰的。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载了1930年9月17日左联在荷兰西餐室为鲁迅祝寿的情形。她这样说到了冯铿: 　　 　　一个矮胖、短发的年轻妇女接着谈起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她在结束谈话时,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成为中国文化总同盟的两个创始组织――的保护者和“导师”。 　　 　　职业革命家李伟森 　　 　　《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说:“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这话说得不很准确。他们只是没有单独会见过,那一天在荷兰西餐室向鲁迅祝寿,李伟森到场了,还讲了话。 　　李伟森,又名李求实,湖北武汉人,1903年生于一贫困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教过书,也做过小职员。五四运动中,伟森参加了武汉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接着他又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组织的利群书社,编报卖报,勤工俭学,书社成了当时武汉进步青年的核心。不久,他到黄陂北乡木兰川余家大湾正谊小学去教书,和当地农民群众打成一片。1921年他在武昌外语学校念书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前后。不久,他随恽代英到四川泸州,创办泸州联合师范学校,受到地方当局的压迫,伟森不是本地人,无法存身,就回武汉,当了《日日新闻》的总编辑。 　　1923年,伟森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成员之一,参加领导了“二七”大罢工。翌年,他被共青团中央选拔,送到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时担任团中央驻莫斯科总代表。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由于国内“五卅”运动后出现革命高潮,奉调回国。先是到河南,不久又调广东,担任团省委宣传部长。1926年5月,《中国青年》由上海移广州出刊,伟森继恽代英主编这一刊物。9月又创办《少年先锋》,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政论。那时北伐战争正迅速向北进展,十月进入两湖,伟森即调任湖南团省委书记。1927年4月,他又调武汉。在这里,他参加了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团中央委员,兼团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一时还在左派手中,伟森在这复杂的艰苦环境下坚持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李伟森随团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不久,他又秘密前往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他又回到了上海。

　　1929年5月19日,伟森主持创办的《上海报》出刊。这一张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原想用极为通俗和适宜于公开发行的字句进行革命宣传,然而只两星期即被查禁,不得不改为秘密发行。由于环境的险恶,报纸先后用了《天声》、《晨光》、《沪江日报》、《海上日报》等化名,一直到1930年8月14日同《红旗》合并为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李伟森把全部心力投入到实际斗争之中,在紧张战斗的余暇,他也从事一些文学方面的著译。“左联”成立后,他即加入。因忙于实际斗争,“左联”的活动参加不多,但他对工农兵通信做了不少工作。1930年6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海办事处成立,他被选为书记。9月17日伟森在荷兰西餐室为鲁迅祝寿时讲了话,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载了当时情景:“继他之后,是《上海报》的那位编辑发言,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有关中国红军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的真实报道:那些起义农民在和地主进行斗争之后便大批涌入红军,像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 　　 　　“左联”执委胡也频 　　 　　那一天到荷兰西餐室向鲁迅祝寿的,还有胡也频。在“左联五烈士”里,他还是最早和鲁迅有点关系的一人。 　　胡也频,又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福建福州人,1903年5月4日生。父亲胡廷玉曾以包戏为业,收入很不稳定。也频幼年在私塾里念过些《幼学琼林》、《论语》之类。15岁,被送到福州祥慎金铺做学徒。一天,铺子里失落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他偷了,于是哄他,吓他,推他,敲他,羞辱他,直到把他捆绑起来,逼他交出戒指。原来这戒指并没有丢失,后来掌柜记起是他拿给人看去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事同也频毫无牵连,可谁也没想到应向这个蒙受不白之冤的少年道一声歉。这事可真是伤了他的心。过了一个月,也频恨恨地偷了一副很重的大金钏,悄悄搭了去上海的海船,那是1920年的春天。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也频把金钏换成钱,进了上海浦东中学。读了一年左右,又到天津大沽口,进了不收学膳费的海军预备学校学轮机,一时对于学习机械似乎颇为专注。到第三年,这个海军学校停办,他就来到北京,住在公寓里,想考进北京大学。因外语不及格,没有录取。于是他同海军学校的同学项拙及新结识的荆有麟三个人合作编辑一种刊物,就是1924年12月9日创刊的《民众文艺周刊》,为《京报》附刊之一。他自己也在这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和通信。 　　也频的《雷峰塔倒掉的原因》(载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署名胡崇轩),引起鲁迅写了一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发了一通绝大的议论。鲁迅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鲁迅的这些议论是因也频的文章而发,这段文字因缘,注意到的人似不太多吧。 　　也是1925年在北京住公寓编刊物时,也频遇到了湖南来的丁玲。后来丁玲回忆说:“我们也是在这年夏天认识的。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1925年5月,丁玲回到湖南常德她母亲工作的学校里,约两三个月后,也频跟踪而至。这年秋天,他们一同到了北京,蛰居在西山碧云寺下的一个村子里。在这里,也频写了不少充满伤感情绪的诗。生活十分拮据,几乎是靠典当度日。 　　1927年冬天,有人介绍冯雪峰来教丁玲的日文。他们知道冯是共产党员,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推诚相见了。1928年春天冯雪峰去上海。不久,他们也怀着一种朦胧的希望到上海去。那时,鲁迅、雪峰编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正陆续出版,也频以极大的热情阅读这些书,进而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方面的书。他对丁玲说:“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 　　也频初到上海,没有职业。经朋友介绍,他到《中央日报》去编副刊。《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党报,他编了两三个月就不愿再干下去了,辞掉了这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卖稿为生,收入不稳定。正好这时候他父亲来上海,帮他借了一千元,每月三分利。就用这一千元做本钱,他和丁玲还邀了沈从文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出版社:红黑出版社,出了一个《红黑月刊》。也频除了写文章外,所有事务,诸如跑印刷厂、校对、同书局商谈代销、收款等,大都是他一人承担。这出版社只存在半年多一点时间,留下一大笔债务倒闭了。为了偿还债务,也频只身到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不久丁玲也去了。在济南高中,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普罗文学,成了学校里最激烈的人物,深受学生的爱戴。然而,危险也随之而来。校长向他透露了山东国民党当局要抓他的消息,并送来了两百元路费,他当夜就搭车去青岛,接着和赶来的丁玲一同到了上海。这是在1930年5月。 　　一到上海,也频和丁玲立即参加了不久前成立的“左联”,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的主席,出席了苏维埃区域代表会,写作也很勤。继1929年写的《到莫斯科去》之后,又写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1930年11月,胡也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忍看朋辈成新鬼”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柔石等被捕,是在1931年1月17日。消息完全证实是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经过了一天的考虑,鲁迅先生在第四天离开了他在北四川路底的寓所,暂时避居于附近的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寓里。但他照常工作,一面等待着柔石等案件的发展。”(《雪峰文集》第四卷) 　　鲁迅想到,柔石衣袋里有一份他抄写的合同,那些人会不会因此而找到自己呢?他于是在1月20日下午同许广平带着才一岁多的儿子避居到花园庄旅馆来了。外面还流传起了他也被捕甚至被杀的谣言,害得他“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2月4日致李秉中信中语)。他也看到柔石被捕以后写出来的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冯雪峰的: 　　 　　雪兄: 　　我与三十五位同胞(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信中的“大先生”是一些亲近的人对鲁迅的称呼。鲁迅怕一般读者看不懂,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引用这信的时候,就将“大先生”改为“周先生”了。从信中可以知道,那些人真有通过柔石这个线索找到鲁迅的意思,鲁迅的安全确实也受到了威胁。 　　柔石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他的同乡王育和(号清溪)的: 　　 　　请将此信挂号转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王清溪兄收。 　　清溪兄: 　　在狱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堂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 　　祝你们好! 　　雄五日 　　信是2月5日星期四写的。两天之后即被杀,他已没有“下星期三”了。他完全不知道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十个小时,还希望大先生能设法(例如通过蔡元培)去营救他。 　　鲁迅看到这封信之后,还当真去找过蔡元培。2月14日鲁迅日记:“雨雪。午后访蔡先生,未遇,留赠《士敏土图》两本。”这天,柔石被杀已经一个星期了,可是他不知道,还在为营救奔走。如果不是救友心切,他大约不会冒着雨雪出门吧。 　　当知道柔石他们已经遇难之后,“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写了那首有名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悼诗。在“左联”秘密出版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收《二心集》)一文,说: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作者系文史学者、鲁迅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