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保密局迁台,破获巨案重起炉灶,终究没能翻起大风大浪

保密局首位局长郑介民

1946年3月，戴笠意外身亡，由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与此同时，在各方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军统局加速走向改组。6月15日，蒋介石就改组事宜指示郑介民“该局撤销后，可以情报厅保密局名义组织核心机构，该核心机构今后之中心工作为对共产党之情报与斗争”。

之前国历君给大家讲过改组后军统变保密局，编制大幅缩减，并在反共活动中，各地组织分崩离析。错过请戳：

军统改保密局，郑介民当局长，毛人凤抱怨：把戴先生的事业败光了

戴笠之死影响有多大：军统变身保密局，难挽失败狂澜

今日给大家讲一下，国民党逐渐溃败，迁台后保密局的活动和境况。

大陆溃败期间，台面上的“徐记保密局”先于1949年2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10月再迁重庆，至11月被“国防部”裁员，只剩下“局长”“处长”几个光杆司令。不久，又随国民党当局迁成都，至12月成都解放，遂告覆灭。至于毛人凤的“地下保密局”，除在大陆布置一些潜伏组织和游击武力外，其余两三千人则辗转撤至台湾，设局本部于台北芝山岩，在无薪可领的情况下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迭破巨案，在台重起炉灶

当时国民党当局迁台不久，风雨飘摇，人心惶惶，而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经过数年的秘密发展，已经在全台各县市建立了组织，随时准备迎接台湾解放。1949年8月，台湾省工委办的《光明报》在台北广为散发，后来就连蒋介石的住处都发现了这份报纸，由此震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急召毛人凤，令其抓紧破案。

毛人凤

此时保密局在台湾几乎毫无根基，连大印都是临时刻的，其他工作条件可想而知。毛人凤平日阴沉冷静，这次领受任务却是满头冒汗。但诚如保密局内部人士的评价，毛人凤“可算得上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水浒传》里的宋江一流，自己的本领确实不大，但下面用的几个人却非等闲之辈”。这次帮了毛人凤大忙的是二处处长叶翔之。叶翔之分析了三点：“一、这份报纸应该是在台北办的，因为头一天发生的事，这上面第二天就有评论，若在别地编印，做不到这一点；二、编印地点应该隐藏在学校里，一般民宅不易掩护，这个需要相当人力、工具、场地处理的东西；三、最可能隐藏在中学里，台北有台湾大学和师范大学，但里面保安司令部的人多得很，有这个东西老早就发现了，而中学数目多，场地也够大。”

按照叶翔之的分析，保密局向台北各个中学派出便衣监视组，秘密监控各校活动。结果不到一个星期，某中学举行期中考试，保密局的监视人员发现试题的字体和《光明报》很像，当即抓捕负责印制试题的人，由此顺藤摸瓜，竟陆续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委“成功中学支部”“基隆中学总支部”“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乃至直属省工委的武工、情报、财务等部，陆续抓捕了基隆市工委书记钟浩东、高雄市工委委员朱子慧、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等高级干部。自陈泽民被捕后，保密局根据既有线索加以整理，针对中共分布情况，重新厘定破案计划，最终在1950年4月27日黎明，将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捕获于阿里山。蔡孝乾被捕后，不堪刑讯之苦，出卖了台湾省工委整个组织，保密局根据其供述，捕获各级党员干部619人、群众96人，破获各级组织135个。此外，省工委二号人物陈泽民也变节吐实，供出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两名卧底——“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和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二人旋遭保密局逮捕杀害。

就在“保密局”破坏中共台湾省工委前后，蒋介石复行视事，在其反共复国的政策下，重行编组，仍以毛人凤为局长，潘其武为局长办公室主任，日渐崛起的“明日之星”叶翔之为副主任，并兼任第二处（侦防行动）处长。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为垂死的台湾当局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与此同时，“保密局”正式恢复编制，历经大陆溃败之后，终于又在台湾重起炉灶。

终究翻不起大风浪

“保密局”在台湾站稳脚跟后，立刻开始“肃清匪谍，巩固反共基地”，并“深入敌后，摧毁匪伪政权”。1950年一年内，“保密局”为刺杀“匪首匪干”“政府投匪人员”和“苏俄顾问技术人员”，并破坏大陆军火仓库、工厂，先后成立两个海上行动队，每队100多人，分别在苏粤沿海、苏浙沿海游弋；并派2名特派员、5名直属员，建立了7个特别组、5个行动组，潜回大陆从事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一度对新中国造成威胁，但往往很快就被消灭。如1950年1月，“保密局”密派朱山猿成立上海特别组，朱山猿在抗战期间参加军统，飘忽沪上，曾参与刺杀伪外交部部长陈箓，出入陷区，履险如夷，日伪惊叹其为“古之义士”，然而这次潜回上海，仅仅数月，即被捕获处决。和朱山猿同时潜回大陆的刘全德也是“保密局”的老资格杀手，曾在抗战期间只身潜伏敌巢，击毙大汉奸李开峰，这次回到大陆建立沪滨特别组，同样不到一年时间，即被大陆方面破获消灭。1951年后，“保密局”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匪控制严密，致我大陆情报组织之建立，至为困难”，故“原则上已放弃过去外勤区、站、组之组织体制，而改为单线派遣”。至1952年底，历年派遣者及原在大陆潜伏，“联络确实，经常产生工作效果之情报单位”仅有47个，“单线流动情报员”仅有62名，面对广阔的大陆，这些特务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

1950年6月，台湾，军事法庭栏杆前的中共地下党员（从右至左）：原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原“国防部”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低头写字者）、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原“国防部”次长吴石。6月10日，4人连同其他涉案人员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国民党当局执行死刑

除了密派特务人员，“保密局”在退台前后数年间，还在大陆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游击队，诸如“反共自卫军”“反共突击军”“反共救国军”之类，五花八门。1950年，这些游击队达到全盛时期，番号有100多个，总兵力号称百万之众，但其中“配有无线电台经常通报，且有战果报告者”仅14个单位，所辖约20万人而已。1951年4月，美国中情局出于反共需要，与“保密局”进行合作，在台北双城街成立“中美联合办公室”，以支援“保密局”留在大陆西南地区的游击队，然而美方特务机关的加入，似乎并未对“保密局”的游击工作带来多大起色，就在同年，由于番号众多，而战果不彰，“保密局”奉“国防部”令，对大陆游击队不再发表番号，“仅就原有单位严加甄别，择其具有基础，电讯联络畅通者予以支持”，“失联单位，派员前往谋取联络”，“主官逗留港澳，无法推进之单位，则予考核调整或撤销”，“同一地区之单位，则予编并”。这一年，经过解放军的清剿，各游击队能够“电台通报且有战果者”仅剩下9个单位，约11万人。

1952年，“川中人民反共突击军”周迅予部、“川康人民反共突击军”傅秉勋部在川、甘、青一带联络当地土司，扩大武装力量，一时声势较大。“保密局”闻讯大为兴奋，于3月予以该部空投接济。然而仅仅半年之后，傅秉勋兵败身亡。至1953年5月，周迅予部亦覆灭。这一年，解放军加大清剿力度，各游击队逐渐与台湾“局本部”失联，“保密局”鉴于“过分集中，易形成目标，遭匪围歼”，决定“今后大陆游击武力应改化整为零，匿伏生根方式，先求存在巩固，再伺机发展”。至1954年底，“保密局”各游击队多已“化整为零”，尚能和台湾“局本部”联络者不过数万人，再也无法兴起大的风浪。至此，“保密局”针对大陆持续多年的游击工作日渐不振，一度笼罩在大陆沿海、边境的恐怖阴影终于逐渐消散。

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根据台湾当局“国家安全局”统一领导、分工合作的原则，原属“保密局”的“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中统后身）办理，原属“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大陆工作”等业务则拨归“情报局”办理。至此，“保密局”这个和大陆藕断丝连的特务组织名称终于正式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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