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_俞吾金
・笔 谈・
开展学科对话 促进史学发展
编者按:当代中国史学,,如果
缺乏对历史研究终极目的的关怀,,事实(资料),可能离作、学科本质与探索目的越远。
,包括理论前提与方法论,同
时,、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使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成为可能。2007年10月9—10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里发表的是与会5位学者的笔谈。显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探索性的,我们希望学术界积极关注,参与讨论,将问题引向学术的深处。
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Ξ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教授 俞吾金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创立了这一理论以后,“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Ξ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攻关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基本理论”(课题批准号:04JZD002)、2003年教育部攻关课题“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课题批准号:03JZD002)、2002年教育部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趋势研究”(课题批准号:02JAZJD720005)、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课题“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研究”(课题批准号:04&ZD006)和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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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
①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学科,但前者却为后者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并使后者真正获得了科学的尊严。这启示我们,在马克思之后,人们在历史学的范围内所从事的任何研究活动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活动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上。
本文重点探讨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的关系、客观规律与主观意志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任何历史研究活动也无法回避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钥匙。
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
在讨论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不得不先澄清一些基本概念:什么是“历史”(history)?人们通常认为,历史就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总和“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或史料)”(historicalmaterial)?历史资料(或史料),它体现在文字、图像、器物、;什么是“理论视角”(theoretical观察问题、。
:他们只尊重历史事实,绝不会轻易地接受任何一种史学理论,更不会轻易地接受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有的史学研究者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只需要学习清代乾嘉学派的方法,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从历史实事或事实出发去探索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平心而论,这些史学研究者尊重事实、不尚空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然而,他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要真正做到尊重事实和实事求是,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
首先,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事实。由于他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因而根本不可能亲身去经历这些早已湮没的历史事实,而只能通过历史资料的媒介,从观念上去重组历史事实。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一份题为《不偏不倚和历史写作》的手稿中所指出的:“由于这些事件已不复存在,所以,史学家也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简单说来,他接触的不是事件,而是证明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的有关记载。当我们真正严肃地考虑这些铁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仅是一份证实发生过某个事件的材料。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即: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事件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构成历史事实的正是这个关于事实的证明。如果确实如此,历史事实就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这一事件的一个象征。既然是象征,说它是冷酷的或铁一般的,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甚至评论它是真的或假的都是危险的,最安全的说法是说这个象征或多或少是适当
②尽管卡尔・的。”贝克尔的上述见解具有某种相对主义和不可知主义的倾向,但他提出和肯定历史事实与历史资料之间的重大差异这一点却是完全正确的。在不少场合,一个史学研究者以为自己正在谈论历史事实,其实他谈论的只是关于这一历史事实的历史资料。众所周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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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不但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也与史学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而且它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并不一定与历史事实相切合。在极端的情况下,有些历史资料甚至是对历史事实的伪造或对历史真相的掩蔽。其实,每一个史学研究者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
一方面,历史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摆放在那里的,而是通过一代代史学研究者的理论思索,从各种相互矛盾的、混乱不堪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历史资料中清理出来的。也就是说,历史的事实是在矛盾的清理中被陈述出来的。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要完成对历史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就必须诉诸理论思维。恩格斯告诫我们:“没有理
①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
在某些场合,历史资料还会严重缺失,需要史学研究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大胆提出理论假设,以便勾勒出某个历史事实的整体面貌。尽管这种假设还需要得到证实,但它表明,没有理论思维,历史研究活动恐怕连一步也迈不出去。因此,有的史学研究者把历史事实与理论尖锐地对立起来,以为自己可以超越一切理论或以,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天真的。,在从事研究活动时,论的引导下。事实上,,②之间的鸿沟,。
,其中必定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酵素。:“在平常的意识状态里,思想每每穿上当时流行的感觉上和精神上的材料的外衣,混合在这些材料里面而难于分辨。……譬如在一个纯是感觉材料的命题里:‘这片树叶是
③这就启示我们,当一个史学研究者解读历绿的’,就已经掺杂有存在和个体性的范畴在其中。”
史资料时,还必须识别出这些资料的制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混入其中的思想理论酵素,尤其要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渗透和扭曲。马克思在叙述作为人类史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时,曾经说过:“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
④因此,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在解读不同历史时代的历史资料时,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
不得不识别并剔除混杂在其中的资料制作者的主观意向或意识形态的思想酵素。不具备这方面的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历史真相和历史事实也许永远不会呈现在他的面前。
其次,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视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不过是历史事实总和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换言之,他所接触的历史事实永远小于或少于历史事实的总和。这就表明,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活动时,都不得不从历史事实的总和中选择自己有兴趣研究的历史事实。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对人类事务的任何研究都必然带有选择性。假若某个人手头拥有一天内在全世界所出版的所有的报纸,又假若他得到保证说这里报道的每个字都是道地的真理。即使如此,他又拿这些报纸怎么办呢?他又如何组织它们呢?再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页。
②请注意卡尔・贝克尔下面这段发人深省的见解:“总而言之,历史事实僵死地躺在记载中,不会给世界
带来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而只有当人们,你或我,依靠真实事迹的描写、印象或概念,使它们生动地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才产生影响。正是这样,我才说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因为,当它不是再现于人们的头脑中,而是躺在毫无生气的记载里的时候,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参阅《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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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进一步说,他认为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同等重要的———但他就是不能写一部包括所有这些事实的单独一天的历史。他只得进行选择;而且即使他把所有的事实都复制出来,他也只得突出某些事实,贬抑另一些事实。而就在你做这桩事情的时候,你也就开始变得主观起来。我对这
①些在起作用的偏爱和偏见都是意识到的,但是要一个作家自己去看到它们却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当一个史学研究者对历史事实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取舍的时候,他很少进行下面的反思:他为什么会对这个历史事实发生兴趣,而对另一个历史事实完全没有感觉?显然,这种“兴趣”、“选择”和“取舍”都源于这个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有的理论认同。正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所说的:“关于事实的一切科学的描写都带有高度的选择性,并且常常是依靠理论
②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可能不经选择就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总是通过已然接受的理论的。”
和相应的理论兴趣对历史事实做出选择的。
再次,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谈论的历史事实都不是自足的、无条件的,而是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显现出来的。B.费伊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哲学》一书中曾对过一个经典性的说明:种观点,,发生在一种框架之内,,、并通过这些概念手段,世,,
③按照B.费伊的,其中含有他们自己的假定及先入之见。”
观点,,它只能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显现出来。
比如,吃、喝、住、穿是人类每天都要亲身经历的事实,但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视角中,这些事实是视而不见的。事实上,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中,它们才显现为基础性的历史事实,并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恩格斯在叙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曾经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置、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
④由此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可见,历史事实并不是以现成的、赤裸裸的方式摆放在任何人都可以触摸到的地方的,实际上它只能存在并现身于一定的理论视角之内。世界上并不存在超越任何理论视角的历史事实。正
⑤在我们看来,“植是在这个意义上,B.费伊指出:“简单地说:事实植根于概念框架之中。”
根”这个说法可能会引起误解,确切的提法是———事实只能通过相应的理论视角得以显现。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视而不见”这个成语通常是这么理解的,即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地思索别的问题时,尽管他的眼睛看着某个对象,但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见到。其实,“视而不见”这个成语还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哲学含义,即一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只允许拥有它的研究者见到某些事实,而永远见不到另一些事实,因为那些见不到的事实只能在别的理论视角中显现出来。所以,当人们说“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时,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完全能够“公平
①
②
③
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转引自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3—134页。第146页。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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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尊重所有的“事实”或“实事”,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的理论视角允许他们看到的某些“事实”或“实事”;他们所能尊重的,也只是他们的理论视角允许他们尊重的某些“事实”或“实事”。
总之,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都无法脱离理论视角来谈论并探讨历史事实。一定的历史事实总是在相应的理论视角中显现出来的。因此,不管一个史学研究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他总是在一定理论视角的指引下从事历史研究活动的,而在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认同的某个或某些理论所蕴含的相应视角中,永远只有某些历史事实向他开启出来,而从属于其他理论视角的历史事实,他通常是视而不见的———除非通过深刻的自我批判,他从一个理论视角转向另一个理论视角。一言以蔽之,历史事实并不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下,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一旦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了某个理论视角,也就相应地确定了在这个理论视角中可能展现出来的历史事实。他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即他永远不可能“公正地”面对一切历史事实,而只能面对他已然拥有的理论视角允许他面对的那些历史事实角的约束,自由地、?假如存在着客观规律的话,它与人类()?毋庸讳言,对于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来说,。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通常存在着以下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完全是由偶然性所主宰的,没有任何客观规律可言。比如,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历史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像急转的洪流一样。它从一个骚动或是一个灾祸紧接到另外的一个,中间仅间隔短暂的欢乐,就是瞬息间出现的一些小岛,它们终究也必然会被吞没的。一切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一条被恶魔铺
①为什么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通常的理由是:自然现象是普遍的、满了毁坏的价值的道路。”
重复出现的、无意识的;而历史现象则是个别的、只出现一次的、且蕴含着预期目的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主张:“物理学着眼于规律,历史科学致力于特
②尽管雷蒙・殊。”阿隆没有明确地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按照他的想法,历史科学与物理学完全不同:后者的任务是探索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前者的使命则是以准确生动的笔触描述并展示每个历史事实的特殊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受隐蔽的客观规律支配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否认在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与自然界不同,在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几乎任何历史事实的发生、发展和终结都伴随着某些人或某些团体的预期目的。
然而,这种外观上呈现出来的目的性和纷繁复杂的偶然性并不能证明历史进程是不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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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
①显然,恩格斯的上述论断以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十分明确的口吻肯定: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服从内在的客观规律支配的。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对这一客观规律做过经典性的叙述。
然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常常遭到它的追随者和反对者的曲解,其中最常见的曲解方式是把它解释成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决定论,他在1890年9月21日至约・:,历史过程中的的东西。,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
②在恩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格斯看来,历史发展进程是错综复杂的,表现为一切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在“归根到底”的层面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则是经济因素。实际上,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向我们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经济因素通常是以间接的、曲折的方式为历史事实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提供内在动力的。假如一个史学研究者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试图跳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直截了当地用经济因素去解释一切历史现象,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必定会把这种理论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既肯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受内在的客观规律支配的,又肯定了偶然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不承认偶然性,历史理论就会蜕变为宿命论,一切关于历史的描述都会变得单调而乏味;同样地,不承认必然性(客观规律),历史理论则会蜕变为偶因论,一切关于历史的描述都会显得杂乱无章、毫无头绪。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从外观上看,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充满偶然性的,它体现为一切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就其实质而言,这些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在经济因素的制约下展开的。从哲学上看,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归根到底”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因为所谓“经济因素”,用通俗的话语来表达,也就是恩格斯前面提到的人类每天都无法回避的“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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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穿”这一简单事实。毋庸讳言,人类所有的其他活动,包括历史发展进程中一切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奠基于这一简单事实之上的。正如马克思一再告诫我们的:“全部人类历
①任何个人要存在下去,就必须解决“吃、喝、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住、穿”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人类就必须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这种生产,
②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层面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上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正是从本体论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之,只要我们信奉的不是被曲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原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就必定会承认,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而这一客观规律的核心内容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因素始终作为基础性的因素“在幕后”发挥着隐蔽的作用,但决不应该把这种因素曲解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其难解之处在于:一方面,我们承认,历史活动总是由有预期目的、有自由意志的人类的活动构成的。换言之,,;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客观规律”,,,?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十分巧妙地解答了这个难题。: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
③从这段重要的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论述中,至少可以引申出下面四点结论:
其一,应该把人类的主观意志区分为“单个意志”(individualwill)和“作为合力的意志”(willasjointforces)。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意志都是作为“单个意志”进行活动的,但这些相互冲突的意志不可能都获得成功,通常出现的结果总是与“单个意志”的主观愿望存在着差异,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每一个拥有主观愿望的“单个意志”,在它参与历史活动的过程中,在与其他“单个意志”的冲突中,必定会作为一种因素被整合进“作为合力的意志”中,而这一意志导致的结果与所有“单个意志”的主观愿望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这就启示我们,尽管“单个意志”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发挥着作用,但在与其他“单个意志”的冲突中,最后消融在“作为合力的意志”中,而“作为合力的意志”所导致的结果是不以任何“单个意志”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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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假如说“单个意志”的活动造成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偶然性,那么,“作为合力的意志”所导致的结果则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的一个基本真理,即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受隐蔽的客观规律支配的。我们不应该像通常的哲学教科书那样笼统地说,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个表述之所以是含混不清的,是因为它没有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严格地区分开来。毋庸讳言,自然规律(naturallaw)确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完全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下。但与此不同的是,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类主观意志活动的产物。换言之,历史规律(historicallaw)是奠基于人类主观意志的活动之上的。因此确切的表述应该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单个意志”(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但它却是“作为合力的意志”的产物。事实上,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所以是客观的,正因为它奠基于同样具有客观性的“作为合力的意志”之上,因为这种意志扬弃了所有“单个意志”的主观随意性。
其三,,起作用的不是有预期目的的“单个意志”,志”。也就是说,有意识的““作为合力的意志”。:。不管个人,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
①尽管马克思这里说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
展”,但其结论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既然人类史本质上就是自然史,历史上的个人也就无须对历史的结果负过多的责任了。
比如,当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后,维克多・雨果在《小拿破仑》一书中把这场政变描绘成晴天霹雳,并无限地夸大了路易・波拿巴在政变中的作用。而蒲鲁东的《政变》一书则试图把这场政变解释成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行为的辩护。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把政变理解为突如其来的偶然事件,并以不同的方式夸大了路易・波拿巴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消极作用或积极作用)。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是证明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
②为什么只有马克思的著作对这场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政变做出了客观的、忠实的描写?正如恩格斯在该书第三版序言中所说的,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而“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不能不说,
③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其四,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以“经济的情况”作为内驱力的。无论是“作为合力的意志”还是“单个意志”,实际上都是由经济因素,即吃、喝、住、穿这样的生存活动和愿望所驱动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经济的情况”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它准确地阐述出来,而这个工作正是由马克思完成的。
总之,在对上述两个难题的解答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主张,人类历史发展是受隐蔽的客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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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规律支配的,而这个客观规律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的层面上决定着历史发展进程的展开。然而,肯定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偶然性。事实上,必然性(即客观规律)正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奠基于“单个意志”的主观意愿之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启示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应该把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严格地区分开来,后一种规律虽然不以任何“单个意志”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但它本身却是奠基于客观的“作为合力的意志”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要探索并掌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目的就是要促使革命阶级的意志(代表全社会绝大部分人的意志)自觉地成为客观的“作为合力的意志”。
(责任编辑:王 广)
于 沛
,而是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认识。就历史学的本质来说,、关于价值判断的科学。汉司马迁明确表述了他著史的目的:
①这里的“一家之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言而喻是价值判断的
产物,“求真”和“经世致用”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理论联系实际是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优良学风”,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以为研究过去对现实没有意义,是不对的。科学地认识昨天和前天,就能对正在运动着的今天的现实有更深的了
②如何才能达到这样解,并能对未来作出科学的预测……在研究历史时,要有现实的时代感”。
的目的呢?自然也不能离开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
英国克拉克爵士在其主编的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说:“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导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
③显然,评价离不开判断,没有判断,所谓评价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
因为判断是评价的基础和依据。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是由历史认识的主体完成的。“主体是
④总之,历史认识主体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有一人”,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定社会关系的人,这就决定了历史认识的社会属性,而这种属性,更多的是在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当前在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上,存在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需要明确在历史认识中是否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其二,承认价值判断,并不等于由此进行的所有价值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应该如何遵循科学的路径,求得历史认识正确的价值判断?今天讨论这两个问题,
①《汉书》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②《胡绳全书》第3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8、472—473页。
③克拉克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张文华等译,北
CONTENTS
WrittenDiscussion
OpenUpDialoguebetweenDisciplinesandDevelopHistoriographyYUWujinetal.(4)
ContemporaryChinesehistoriographycallsforastrengtheningofourcapacityfortheoreticalthought.Withoutaconcernfortheultimategoalofhistoricalstudiesandthedirectionofscientifictheories,historianswillbelostintheseaofcountlessspecificfacts(data).Insuchcases,moreeffortonlyleadstofurtherdeviationfromtheacademictradition,fundamentalspirit,disciplinaryessenceandexploratorygoalsofhistoriographyasabranchofscience.
Historiographyasadisciplineisfacedwithaseriesofimportantbasicscholarlyissuesincludingtheoreticalpremisesandmethodology,issuesthatarealsounavoidableinphilosophy.Thisprovidesacommongroundfordialogueandbetweenthedisciplines.OnOctober9and10,2007,thesymposium“hy:HistoricalMaterialismandHistoricalEvaluation"theoftheSocialSciencesinChinaPressandtheofPhilosophy,ResearchBaseforMarxismandOtheruals,andCenterforContemporaryMarxismAbroad.depthtopicssuchastheneedfordisciplinarydialogueand,methodologicalsignificanceofhistoricalmaterialisminacademicst,thistoricalviewandhistoricalevaluation.Presentedherearefiveofthesiumpapers.Wehopetheirexplorations,whichareclearlytentative,willgetactiveresponsesfromtheacademiccommunity,sothatthediscussionmaybedeepened.ResearchArticles
“蔑曆"inBronzeInscriptionsandtheIncentiveMechanismintheWesternZhouDynasty
ZHAOFulin(33)
“蔑曆(mieli),"whichiswidelyseenintheinscriptionsonbronzeritualvessels,means“toencourage."Wordsofencouragementareoftenseeninancientliterature.Theyareoftenexpressedby“蔑曆"intheinscriptionsonbronzeritualvessels,by“勖(xu),"“励(li)"and“懋(mao)"intheliteratureofShangandZhoudynasties,andby“勖励(xuli),"“劝勉(quanmian)"and“勉力(mianli)"intheWarringStatesperiod.“蔑曆"appearsabout50timesintheinscriptionsonbronzeritualvesselsknowntoday.Inmostcases,itexpressestheauthorityoftheZhouemperors.Despitesomechangesinnuancewiththepassingoftime,thebasicmeaningofthephraseremainedunchangedfromthelateShangDynastytothelateWesternZhouDynasty.“蔑曆"wasverbalpraiseofthesuperiortosubordinates,ortheself2encouragementofsubordinates.Throughsuchverbalpraise,thebondsbetweenthekingsoftheZhoudynastyandtheirministers(orbetweennoblesofdifferentranks)werestrengthenedtomaintainacloserelationship.IncentivemechanismsintheWesternZhouDynastyincludedverbalpraiseandmaterialrewards.“蔑曆"wasaformofincentiveoperatingmainlythroughverbalpraise.
ThePerspectiveoftheOtherinEthnographicStudies:TheImageoftheHuihuiinCross2LanguageCommunication,HistoricalMemoryandtheChina2CenteredInternationalOrder
ZHONGHan(43)
Theprocessbywhich“Huihui"asalabelforanethnicgroupturnedfromanamegivenbyotherstoanameforself2usewasagradualone.ThedefinitionsanddescriptionsintheHanlanguageliteratureare,toacertainextent,productsofthediscourseoftheother.Analyzingandrevealingthenatureofsuchperspectivesmayfacilitatetheunderstandingoftheorigi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