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外交

关于韩国文化外交的几点思考

文化外交源于文化交流、传播，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跨文化传播是文化外交的基础，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政治性引发了文化外交。韩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构成了韩国文化外交的基础。

韩国文化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韩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其实质是儒家文化的二次传播。

在跨国文化传播中，各国际关系主体价值观念与传统思想的双向流动，因相互的“硬性”、“差异性”、“不可共容性”而出现不体贴、不吻合现象，产生摩擦、排斥和碰撞。其次，从文化交流主体的角度讲，生活在各文化圈内的人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与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多有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但是不同文化之间在遭遇了冲突与摩擦之后，也能够实现沟通与融合，特别是文化类似的国家。亨廷顿指出：每一个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其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中韩之间文化同源，两国文化之间存在共性，让人有亲近感，因而利于双方在文化之间实现沟通与交流。

韩国从“隐士国家”变成IT强国，并一跃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成为了亚洲“文化输出国”，其文化外交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值得人深思。 韩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大力培育与扶持，不仅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而且为韩国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政府为主体的文化外交，极大地推动了韩国文化的传播，促成了其文化产业的飞跃。

韩国至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制定文化产业政策。1990年又颁布了《文化发展战略十年规划》。1993年出台的《文化繁荣五年计划》将文化产业的开发作为重要目标之一。1994年，韩国文化观光部设立文化产业政策局。1998年确立了“文化立国”战略，将建设创造性的文化国家作为五大“国政目标”之一。韩国在历经1997年的金融风暴后，迅速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文化产业确定为新的经济核心。与韩国类似，我国传统产业在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国家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政府逐步意识到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相应地颁布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方案。各省市响应中央号召，开始注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祖国大地上。

韩国除了从小处着手，在国内施行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之外，同时也从战略高度谋划对外文化外交。韩国文化战略的颁布与实施为其跨文化传播指明了方向，韩国文化外交也有明晰的文化发展目标：“韩流”的政策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逐步在世界上推广“韩流”，将中国大陆和日本作为“韩流”的推广地区，将中国台湾和泰国作为“韩流”的扩散地区，将中东和中南美等地区作为“韩流”的潜在地区。1986年，便在第六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提出了“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同步”，并从改善国民的文化生活这一角度，提出了“扶持文化媒介产业”政策。1990年，提出了“文化要面向全体国民”的政策理念。金泳三政府将增进国民文化福利作为新的文化政策目标，与过去相比，他更强调“韩国文化的世界化”和“文化的产业化和信息化”。

韩国政府还积极地成立相应的机构，制定国家文化产业政策，计划和监督文化产业振兴基金运营情况，开展相关的调查工作，保证文化产业振兴政策的顺利推行。为加强文化产业投资，韩国政府加大了中央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财政预算。还积极鼓励企业集团的文化产业投资。韩国大的财团对文化项目的运作也很有热

情。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意味着韩国可以有更丰富更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出口到国外，文化产品为提升国家形象和传播韩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连带提高了韩国企业品牌知名度，因而许多大的财阀都对文化产业乐此不疲。

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泡菜靠奥运会走向世界，靠的就是政府。无论是从泡菜的标准化生产，还是到泡菜的宣传销售，政府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当然在泡菜推广初期，韩国政府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韩国政府制定了一个泡菜的统一标准，成功解决了韩国泡菜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的瓶颈问题，这为韩国泡菜的规模生产提供了可能。同时在奥运会期间，韩国政府通过官方媒体广泛宣传韩国泡菜，包括在奥运场馆周围张贴海报，做免费品尝等宣传活动。举全国之力，韩国要打造一个全球化的食品。20年后，北京奥运会成功在中国举行，于是有人设想让中国的某种特产也能靠奥运走向世界，也有人特意到韩国取经。然而转眼到了2010年，中国却没有任何产品借着奥运走向世界，这让我陷入了沉思。 韩国“文化立国”战略的实行为韩国的文化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国也积极推进对外文化外交。第一，通过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与国外的友好协作；第二，加大文化的海外宣传力度，增强大众文化的对外竞争力；第三，除了政府层面，而且在民间展开文化、艺术、体育、观光、青少年交流等多种多样的文化外交活动。特别是借着举办建交周年纪念等国际活动的契机，积极推动介绍韩国文化、艺术的文化活动;支持海外博物馆韩国馆的设置，增进海外对于其文化的关心度，也利于加强文化交流和国际社会对韩国文化的理解;支援海外韩国学研究，参与多边文化交流的多边讨论，实行奖学金制，吸引海外留学生等。

韩国对对外来文化产品的过分限制和本国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一方面促进了韩国文化的出口，刺激了本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又以一种不对等的文化贸易方式，使韩国文化处于文化出超地位，成为“亚洲文化输出国”。韩国在电视文化上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自我保护政策。为防止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韩国在2002年就开始禁止其三大电视台播出中国的电视剧，因为他们有过教训。然而韩国不对等的文化交流，遭致了一些国家的不满，和对韩流的抵制。为缓解部分国家对韩流的排斥情绪，韩国决定每年引进并上映部分亚洲国家的优秀影片。 韩国设立无形文化财产厅，专门管理无形文化财产，如韩国传统的说唱、假面舞、摔跤、拳击、传统医药等等。对每项无形文化财产及掌握该绝活的民间艺人都编号管理。为防止因人才老龄化引起无形文化失传，政府对愿意保护和发展重要无形文化的人，给予他们大学学历，并授予学士学位。在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益严峻，韩国对文化财产的保护的方法及态度，很值得中国借鉴。

建构主义认为：物质因素（权利或制度）固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们的观念，也就是说，要看相关国家在看待对方国家时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因此在它看来，一国的国际威望不仅建立在其军事实力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彼此国家间的集体认同——对相互身份的确认上。也就是说，国际威望，与其说是由客观的物资力量奠基起来的，不如说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建构起来的。韩国文化外交发展的过程不仅是其综合国力发展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借助跨文化传播的力量来提升其国际威望，实际上是其“软实力”增强的表现。

在树立国家的国际威望过程中，以信息和观点的流通为中心的文化外交途径多种多样。文化外交作为一种国家政府间的行为，它主要靠文化交涉、谈判、签订各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官方协定、缔结文化条约、召集和参与各项文化会议、组建和加入国际文化组织、保障文化人员的互访、文化成果的对外展览等。其次，

它依靠包括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在内的国际传播媒介，培植或影响国际公共舆论，减少国外民众对本国产生错误观念，着意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左右他国的意志与行为来实现自身的外交战略意图的。

韩国文化外交的成功体现在席卷亚洲的“韩流”，其文化能够这么容易在全球的范围内传播，正式借助于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之势，特别是当电视和电脑已经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日用品，荧屏和网络成为传播文化的最主要渠道和媒介的时候。据《朝鲜日报》在2005年3月15日发表的韩国产业政策研究院对韩流的经济波及效果的分析报告表明，在中国，对韩流品牌价值的评估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而在中国形成韩流的主要功臣是电视连续剧。“韩流”这种文化传播方式，正是借助于现代传媒及大众文化形式向东亚乃至全球传播的，它成为了韩国最根本的文化策略。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国际威望树立的过程中，基于文化外交在多数场合是以大众媒介为载体，因此，文化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外交。因此，韩国文化外交的形式，实质上是一种媒介文化外交。 中国人民大学查道炯教授说：“由韩剧、电影引发的韩流，可以说是韩国的文化外交。韩流为推动中韩两国政治关系的平稳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韩之间的交往，不是两国外交官的交往，而是两国老百姓在交往。许多国家都在做文化外交，但韩国做得非常成功，中韩政治关系通过韩流获得了雄厚的背景基础”。

韩国民众与政府积极地配合与介入，使得韩国文化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也就是说韩国正是借助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撑而成为韩国的全民族意识。韩国文化外交的成功得益了政府与民众的良好互动，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国家现在颁布了大量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然而很少人能够真正了解其精神，而能够为文化产业发展而贡献力量的人少之又少。韩国人的团结精神，韩国人几近狭隘的民族自信心推动了韩国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为韩国的文化外交提供了强大的后盾。与之相比，中国有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然而其文化影响力却远远不能与之相匹配。我想这除了与近代中国硬实力的衰退有关外，与国人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够强大也有密切关系。

韩国文化外交的成功，从参与主体来说，得益于政府和民众的良好互动。 具体来说，政府除了要有能够解决现实文化发展问题的政策之外，还要有“统筹全局”的文化发展战略，明晰的文化发展目标。从文化交流形式来说，靠的是借助于现代媒介技术而刮起的“韩流”。 韩国成功了抓住了世界文化多极化发展这一趋势，利用先进的媒介传播技术，以“韩剧”为主的文化外交载体，成功的在亚洲刮起“韩流”，并且赢得了大批的“哈韩一族”。韩国的文化影响力得到提升，其国际威望也随之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