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想想现行退休年龄的好处
能否想想现行退休年龄的好处
最近一段时间，“延迟退休年龄”或者“延迟领取退休金年龄”又成了舆论风暴的中心。其实，近两年来，对于“延退”或“延领”，公众早就明确表明了反对的态度。媒体调查的结果，基本上反方要占70—90%。
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栏目的一个相关报道很有意思，记者到基层社区采访了几位正在小区绿地中怡儿弄孙的老人，听听她们对延迟退休的看法。老人普遍反映，儿女们上班太辛苦了，自己50岁退休，还能帮子女带带孩子；要是到了60岁，那就吃力了；如果到65岁才能退休，可能就根本带不动了。一位正在哺乳期的年青女性说：她的生育时间的选择与妈妈退休相关。这说明，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可能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
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生活方式是指个人、社会群体或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日常生活需要的活动模式与行为特征。生活方式属于文化现象，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历史的传承性。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生活方式日益受到重视，跻身于与世界观和价值观同等的地位。
中国在建国之初就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沿用了60多年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50岁——已经深深地与中国人的生活模式和行为特征融为一体。中国人在对自己的人生作出安排时，现行退休年龄是必定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加上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漏洞百出、捉襟见肘，譬如0—3岁婴幼儿的抚育，其实政府和社会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公共服务。现在的解决之道，就是由家庭中的代际互助来弥补，这已经成为中国大多数家庭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有，对家中高龄老人的护理照料也是一样，目前大多是靠家中“低龄老人”来承担。如果真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已经在中国社会的生活模式和行为特征方面形成的平衡和秩序就会被打破、打乱。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社会背景，正好可以促使中国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一般来说，服务体系的社会化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以营利为导向的市场化服务体系，但中国的老年人，大多是收入水平在平均线以下的中低收入者，因此至多只有20—30%的人有能力购买市场化的服务。另一条是以非营利为导向的公益化服务体系。如果这个公共服务体系是真实可靠的，而不是像现在那样装装门面、走走过场的，这需要政府多大的财政投入？
换个角度看退休年龄和养老金问题，如果把现行的相关制度安排看成是国家发给“低龄老人”的“社会工资”，即使是纯粹从经济理性出发，以月人均1800元的社会支出来达致对婴幼儿和高龄老人提供“最放心”的服务照料的目标，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和家庭，都应该是最为经济实惠的选择。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想问题，是不是可以对这笔令某些官员和专家耿耿于怀的“养老金支出”更心平气和一点？
如果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考虑到老人的亲情慰藉的需要，这笔“社会工资”或“养老金支出”的意义就更大了，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使传统的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得到了支持乃至加强。如今，西方福利国家都有一个反思。就是战后设计的福利国家政策，架设的是国家和个人的“福利组合”之间的桥梁，福利国家所有的制度安排和福利待遇都是针对个人的，其结果就使整个社会被“原子化”了。所谓原子化，即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分子”的这一层面被跨越了。家庭所特有的血缘和亲缘关系遭遇漠视甚至破坏，这也是形成当今西方诸多社会问
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好的”社会政策，对既成的生活方式应该采取一种“顺应”的态度，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路径依赖。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地去触动甚至破坏既成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和历史传承。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经过反思，正在“回归家庭”。而中国社会的家庭纽带还在社会支持方面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所以应该得到重视并加以保护，这不是喊喊“常回家看看”之类的口号就能奏效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对国情的把握和人性化的政策设计，而不是跟着西方国家的政策变化亦步亦趋——但愿正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官员和学者能够听听可能的不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