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文化"丝路咽喉"河西走廊

“丝路咽喉”——河西走廊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起于西汉都城长安（东汉延伸至洛阳）。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故而称之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东、中、西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中、南、北三条线路。其中东段是由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三线均从长安出发，经由不同路径在武威、张掖等地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而纵观整个丝绸之路的线路可以看出有着“丝路咽喉”之称的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段。

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因其位于黄河以西，故称河西走廊。因为河西走廊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其成为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河西走廊保存下来的以敦煌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出兰州，过黄河，经停武胜驿驿站休息后，翻越乌鞘岭，到达青藏高原地貌的牧场天祝。向西行，进入古浪峡。走出峡口，天高地阔，一望无垠，便是河西走廊。走廊南边一座祁连山蜿蜒起伏，延伸到天际，北边，长城老态龙钟，伸向西边没有尽头的空空荡荡时空隧道。一道天然屏障，一道人筑的防线，并行向西，中间包裹着一条车马大道，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出在中国的南方，也穿在北方达官显贵的身上。丝绸在长江两岸和黄河中下游的中国人中，虽属贵重商品，但也是常见商品，因此并不贵重到称奇的程度。但在外国人眼中，绝对是稀世珍品，于是也就看得格外的重。走在丝绸路上的人，大量的是高鼻深目的外国商旅。不仅贩运丝绸，也贩运瓷器到国外，贩卖国外金银珠宝到国内。

兰州，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酒泉、嘉峪关、玉门关、安西、敦煌、阳关、楼兰、鄯善、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是贩运丝绸的外国人必须落脚的唯一通道。后过中亚西亚，中东，土耳其，进入欧洲各国的那条特定路线就是丝绸之路。

进入中东和西方的丝绸并不完全是从丝绸的产地江浙和湖广采购的，也不是完全从长安和兰州起运的，也可能是直接就近从武威、永昌、张掖、酒泉的商人手中采购运往西方的。从前交通不便，运输困难，运输成本很大。对于商人来说，到南方船运，转内陆地区马车运，再转山区马驮，每多一段距离，不仅运输成本大，而且很麻烦。而直接采购河西走廊商人从南方运来的丝绸，捆到骆驼背上，就可以径直跋涉到欧洲，缩短了路途、时间，是一条省时、省力、经济方便的贸易路线，所以河西走廊成了丝绸之路的黄金段。

河西走廊虽然是个地理名词，但是我们现在对河西走廊的认识定位，其重点是要落实到历史文化上，对于河西走廊地区来说，在宋代之前的历史当中，河西地区的地位可以说是仅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曾经多次指出，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河西，因为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常年战争，经济破坏，文化学术也被扫荡一空，唯处西北一角的河西较为安定。由于政治安定，经济富庶，河西成为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世家大族逃避政治灾难的首选地，大量的内地移民给河西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明，学者云集，人才辈出，因此，河西的儒学传统没有中断。十六国五凉时期，河西涌现出一批大儒，其中的代表人物中来自敦煌的有东晋时期活跃在洛阳的以大书法家索靖为代表的“敦煌五龙”、郭瑀、宋纤、宋繇、汜腾、刘昞、索敞、张穆等人，来自酒泉的有祁嘉、马岌，来自武威的有段承根、阴仲达，来自金城的有宗钦、赵柔，还有来自周边地区的人。 他们在河西著书立学，建立公私学馆，一时间河西讲学之风盛行，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郭瑀，

他在张掖临松山讲学，弟子三百。河西文化与学术盛极一时。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说过，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考虑到河西较为独立的地缘关系，延伸理解，河西走廊也可以说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自汉代以来，河西走廊即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河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传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融合从未停止过。这种融合表现在宗教、文化、艺术、服饰、饮食、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因为著名的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而过，这也是这条错综复杂的世界文明之路从走向上讲最为规整的地区。随着入华的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九姓胡人的进入，河西走廊成为商业民族粟特胡人重要的聚居地，沿着走廊重镇沙州（敦煌）、瓜州（安西）、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建康（高台）、凉州（武威）一线，形成入华胡人定居的文明景观，入华的九姓胡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大，不可小看，因为商业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伴随商业进入的是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文明。

河西自古即是民族活动的大舞台，汉代以前是月氏、乌孙、匈奴角逐的场所，后来匈奴强大起来，赶走了月氏人和乌孙人。汉代之后曹魏十六国时期，据河西魏晋墓出土画像砖反映，这里活动着鲜卑人、氐人、羌人、卢水胡人、龟兹人、西域胡人、中亚粟特人等众多的民族，共同构成河西多民族杂居的史实。到了隋唐五代宋时期，吐蕃人、吐谷浑人、仲云人、温末人、蔡微人、于阗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回鹘人、突厥人等都曾生产生活在河西这块独特的土地上，为河西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有唐一代，河西重镇凉州一度胡人达七成以上，文献记载凉州大小十城，胡居七城，汉人仅占三成不到，可见少数民族在河西的数量之多，以至于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当地的统治者曹氏家族即是中亚粟特移民的后裔，但是曹氏完全汉化，自称族望为亳州的谯郡曹氏，虽然实际上完全独立于瓜沙二州之境，但形式上曹氏积极地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是河西各民族长期汉化的结果，也表明了河西一直以来以汉文化和汉民族为主体下的多民族共存的特征。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其后的西夏元时期。因此，可以看到河西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下的多民族共同的结晶。

我国境内有着丰富的历代佛教石窟与造像，但是这些艺术的源头，除新疆以外，即在河西。河西的金塔寺、天梯山石窟保存有非常原始的石窟图像，另在莫高窟、文殊山、马蹄寺都有北凉时期的洞窟，而在炳灵寺石窟则有早于 420 年的大量彩塑与壁画。这是中国境内除新疆以外最早的石窟，而且多是在北凉时期营建的。北魏灭北凉后，从凉州掠去人口3000 余口，其中就有大量的僧人，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的创建者昙耀法师即在其中，也就是说大量的北凉僧人和能工巧匠为北魏皇室在武周山营建皇家石窟寺院，其思想和粉本样

式必然来源于北凉本土，因此，宿白先生称其为“凉州模式”。作为“凉州模式”影响下的云冈石窟，对后来的龙门石窟和陇东石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龙门石窟又成为后来北魏、西魏、北周石窟的重要样式来源。另一方面，炳灵寺石窟像以千佛为代表的大乘北传思想，成为此后河西佛教与中原佛教千

佛造像思想的源头。而在敦煌，保存了自十六国北凉以来至元明清时期一千多年间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史与佛教思想史的完整资料，可以说是一部图像版的《大藏经》。若从中国绘画美术史角度而论，也可以说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北方河西历史）。其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独一无二。

古代河西走廊的繁荣，完全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货币和外国货币共同作用于丝绸的贸易，贸易又拉动了餐饮业、旅店业、服务业，进而拉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各行各业，就使河西走廊日趋发达。古代的张掖被类似现代的深圳，是开放的前沿，也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敦煌壁画上的繁荣景象也是河西走廊的真实写照。哪里的商业发达，哪里的经济就发达。丝绸之路是当时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河西走廊的没落是明

清以后的事。由于航海业的发展，造船技术得到改进，海运能力提高，运输比陆地上的骆驼更为方便，所以陆运转向海运，丝绸之路就萧条了，河西走廊也就萧条了。

今天，丝绸之路变成了旅游观光之路。路没有变，山川河流没有变，历史遗迹虽显露出岁月的沧桑，但年轻时的容貌仍依稀可辨，也没有变。变了的是路上的交通工具和往来游人的心思。他们怀揣美元、欧元、日元，不是采购丝绸，而是采购古老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飘荡在空气中的汉唐遗风，明清气味。丝绸之路，将再次焕发青春，返老还童，带给河西走廊新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