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企业家的精神遗产
近代企业家的精神遗产
现在很多人只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 以及李嘉诚、马云等当代巨子发迹变泰的故事,20世纪上半期卢作孚那样的大企业家被我们遗忘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人经过了“兴无灭资”时期, 至今也没有完全得到公正评价。你知道卢作孚1952年为什么要自杀？我们可曾问过张謇、范旭东、荣德生这些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巨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掘墓曝尸, 这是为什么？
公正评价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 鉴往知来, 还历史一个公道, 是价值观的矫枉, 也是社会发展路标的矫正。
20世纪的这些中国企业家、实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粗略地归纳一下, 主要有6个方面。
一. 不耻从商, “实业救国”, 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
这里涉及两点:一是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选择从商的“末业”, 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张謇身为金榜题名的状元, 却下海经商办实业, 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的行径。二是与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观念相联系。张謇等名登仕籍的人从商, 一方面是对朝廷政治腐朽的绝望, 另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风气的变化, 使他们看到了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 他们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那些没有“功名”的实业家, 也是一批“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荣氏兄弟办企业是“事业迷”而不是发财迷。荣德生说哥哥荣宗敬是“大迷”, 举债购机器扩办工厂是常事, 他自己是“二迷”。1946年4月, 荣德生在上海突然遭绑架, 起初绑匪开价赎金百万美元。他回答“我是一个事业家, 不是一个资本家, 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绑匪调查后, 将赎金降了一半。他向绑匪要过纸笔给家人立遗嘱, 说他兄弟创业艰难, 宁可牺牲个人也要保全事业„„
他们中的一些人办企业, 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为国家民族争利益, 二把办企业当做改造社会的大实验场。
张謇在家乡南通城办企业, 一开始就有推动地方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志向。他起初名之为“村落主义”;1908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 他在南通就名正言顺地推行自治。张謇在当地办企业, 大量吸收了当地的劳动力, 搞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 办通州师范、办南通农校、南通医专、狼山盲哑学校、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更俗剧场和伶工学社, 也办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栖留所、贫民工场等慈善机构, 使南通一时成为全国的“模范县”。 南通模式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给无锡荣氏兄弟、四川卢作孚等人很大的启发。荣氏兄弟后来在无锡搞“劳工自治区”, 并提出以企业为核心辐射建设“大无锡”的蓝图。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做了这样的社会改造实践。
二. 不耻言利, 在商言商, 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
这些现代的企业家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多。从生命哲学角度, 相信人的自利本能, 相信“经济人”的理性, 相信市场; 从社会伦理角度, 理直气壮地争个人的经济自由也是为国家争权利。利己与利人的统一, 就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合理性的基础。这是亚当•斯密新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这些带理想主义的企业家深知, 只有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了, 才能更多地回报社会, 更有力地改造社
会。所以, 张謇、荣宗敬、卢作孚等人扩张的冲动很强烈, 甚至超过了自身的能力。 关于这一条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民国前后一段时间, 中国民办企业发展很快, 这与清末的新政、“一战”造成的外国资本暂时性收缩, 与军阀混战期间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政府干预减少、全国性的官商垄断势力减弱有关系。换言之, 虽然天下不太平甚至兵荒马乱的, 但经济反而比全国政局安定团结时自由一些, 类似于思想文化, 也是这种时期更活跃、更丰富多彩。
另一点就是, 一些民族工商业主, 在工人被发动起来有了阶级斗争“觉悟”之后, 出于对劳工势力的恐慌, 寄希望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 这也是上海商会在
1927年“四•一二”清共事件中支持蒋介石的缘由。但是, 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占上风的国际环境中, 也是偏心于支持和发展国有企业的, 更何况宋子文、孔祥熙等权贵要借发展国有经济之名谋私利, 这让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日渐逼仄。于是, 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南京政府争经济自由了。
三. 共生共赢, 劳资两利, 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 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 而且是有风险的, 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企业大王”刘鸿生在他早年“跑街”推销煤炭(威胁了打柴为生的山民的生计) 时就认识到这一点, 他说“一人享福, 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他的名言是“最愚蠢的人, 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 荣氏兄弟在他们无锡的“劳工自治区”给职工提供各种福利, 如一律免费医疗(除花柳病外, 实行到1936年), 带薪休假(服务一年者经主管同意休两周, 满10年者可休3周) 。
刘鸿生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裁员, 而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 甚至送员工到国外培训, 或请外国专家来厂传授技术, 让码头公司职员都学英语。民生公司的章程里规定, 每年从盈利里提3.5%用于职工文化事业费, 举办集体婚礼、集体旅游, 兴建图书室、体育队、京剧话剧川剧队等, 对职工比如今一些国企做得还要好。 现代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上海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 第一个推出“一元起存”、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不弃贫民的服务方式, 他的口号是“人争近利, 我图远功; 人嫌细微, 我宁繁琐”。正是这样的经营理念使他的私营银行立住了脚, 并且越做越大。
四. 相位法治, 反对专制和暴力, 支持民主宪政
这些现代企业家, 他们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胆识、智慧和管理才能, 而不是靠卖身投靠或权钱交易。张謇这样的士林名人固然耻于交结权贵拉大旗做虎皮, “海归”范旭东、穆藕初等受西式教育, 更以依附权势为可鄙。范旭东说:“兄弟相信事业的成败, 十有八九在自己, 不在别人。”
近代史专家侯宜杰所著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 论证了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他们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 形成了各地的商会网络, 有了英式商会的自治与民主管理实践。1906年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法公会, 会员中一半人有办企业的经历;1908年, 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宣布预备期为九年, 郑观应随即写了一封《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 告诫朝廷“若不及早立宪, 效法强邻, 尚自因循粉饰, 必致内乱, 四面楚歌, 悔之无及。”可惜, 让他不幸而言中了。
五. 重视人才养育, 致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
陈嘉庚曾说:“国家之富强, 全在于国民, 国民之发展, 全在于教育, 教育是立国之本。”这种对教育的认识在那些以实业救国为职志的企业家心中, 与科举时代中国对教育的重视是根本不同的。现代企业家办教育是为企业为国家培养有文化、懂科学技术, 能在全球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才, 总之是为民富国强的总目标服务。
对教育的重视不仅大言炎炎, 而且办出了实绩的, 不仅有进士出身的张謇、张元济, 有“海归”范旭东、穆藕初等人, 并非读书人出身的荣氏兄弟和自学成才的卢作孚也是如此钟情教育。卢作孚在重庆北碚, 不仅办民生小学, 也办“中国西部研究院”——民办科研机构; 不仅办实体的学校和研究机构, 也非常重视全员的日常培训, 开“朝会”, 请各界名流来办讲座, 办企业杂志《新世界》, 力图创造一种新思想、新精神、新风尚。
在那个新旧转折关头, 也许是强烈的急迫感使然, 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有志企业家的一种风气。民族企业家如此, 官商盛宣怀创建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命名为国立北洋大学, 即今天津大学) 和南洋公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 买办转官商的郑观应, 入民国后专心办教育。更早些, 郑观应的香山同乡、也是买办出身的徐润, 见英国出版商采用影印工艺来印刷图书, 甚为先进, 便从国外引进12台轮转印刷机, 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1882年) 。他们也比如今一些喜欢标榜“儒商”的人, 更有文化, 做了更多的有益于开启民智的事。
六. 创新取胜, 在科技研发和管理制度的改进上永不松懈
范旭东说过“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 他最得力的助手和伙伴是化学家侯德榜——他从美国请来的化学博士(侯德榜一生在化工技术上有三大贡献: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 创立了侯氏制碱法, 后来又为发展小化肥工业作出贡献) 。荣氏兄弟办企业的四原则之一就是“设备力求其新”。卢作孚
十分重视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 像定期航运、稳定运价、规定各岗位职责, 在当时都是新鲜事。
此外, 这些现代企业家注重诚信, 有强烈的质量和品牌意识。
这与他们的爱国心、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有关, 也与当时对外、对内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关吧! 有一点无疑很重要, 他们是把企业当千秋事业在办, 没有“捞一把”或能忽悠就忽悠的骗子心理。
张謇将企业集团命名“大生”(《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范旭东的化工产品命名, 精盐曰“久大”、烧碱曰“永利”。食品业“冠生园”的创办人冼冠生的经营理念是“本心, 本领, 本钱”, 要求“一切产品, 卫生第一”, 绝不容许用劣质或变质的原料做食品。偶有一批果酱出货后发现有发酵变质的现象, 他自请处分, 并率公司人员上门各店号致歉, 包退包赔。这与三鹿等企业在质量问题暴露后, 通过对政府和媒体“公关”来掩盖,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