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_程凯华

第７卷第１期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７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年０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ｏｙ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文学研究

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

程凯华

（邵阳学院中文系，湖南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要：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和态度，不少人认为是扬李抑杜。文章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郭

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一贯态度和总体评价看，可以说，他一生对李白始终是偏爱和崇拜的；虽然不甚喜欢杜甫，但《李白与杜甫》，强烈地表现出扬李抑杜的倾向，那是在特定对杜甫也是尊敬、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作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思想逆转，有其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代表他对杜甫的总体评价。＂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诗歌的正确立场。

关键词：李白；杜甫；双子星座；扬李抑杜；矫枉和回归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０１２（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１７－０７

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古代两位高山仰止的伟大诗人。这一对“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共同构成了唐诗领域的但是，自中“珠穆朗玛峰”。这一点，千余年间向无异议。唐以来，围绕着“李杜优劣论”而引发出一场历时久远的“李杜之争”。主要出现了三种情况：有的“扬杜抑，例如，元稹、白居易、王安石、苏辙、钱易、黄彻、李李”

攀龙，等等；有的“扬李抑杜”，例如，杨亿、欧阳修、祝允明、李挚、杨升庵，等等；也有的“李杜并尊”，例如，韩愈、王禹偁、苏轼、黄庭坚、严羽、陆游、钱谦益，等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无论怎样，它从来不仅止于学术层面，同时还折射每一个时代与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艺术风尚、审美情趣。此外，它还因为每一个评论者的身世、具体处境、人生际遇、生活阅历、个人欣赏趣味的不同，而各有取舍。有时同一位论者，在不同的生命时段，或者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时，涉及李杜的评论，其天秤的“扬抑”倾向，也有所不同。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李杜的评论和“扬抑”的态度就是如此。本文试就这个问题展开阐述。

郭沫若幼年即从母亲那里接受了最初的诗教。在家塾里诵读了《诗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书，其中《唐诗三百首》给了他“莫大的兴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２８年，他回忆幼年读唐诗的情况时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１］１９６２年，他又说：“至于唐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代的几个诗人，我比较喜欢李白。这是我的口味，不能拿别人的嘴巴来代替我的嘴巴，‘如水到口，冷暖自，这是佛家名言，颇有道理。人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知’

好，有人没有经过研究，也就跟着喊好。对杜甫我就不

［２］

大喜欢，特别讨厌韩愈。”相隔３０多年，郭沫若先后两

次表明他“喜欢李白”、“比较喜欢李白”，“不甚喜欢杜甫”、对杜甫“不大喜欢”。既然如此，是不是就像有些论者所说郭沫若“历来不喜欢杜甫”呢？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上述两段引文里，郭沫若只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横向比较，他说得很有分寸，并没有绝对化。“不甚喜欢”、“不大喜欢”杜甫，并非说根本不喜欢杜甫。喜欢不喜欢这是一个艺术欣赏趣味问题，不涉及到扬谁抑谁的问题。从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一贯态度和总体评价看，可以说，他一生始终偏爱和崇拜李白；虽然不甚喜欢杜甫，但对杜甫也是尊敬、肯定的，他对

一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一贯态度和总体评价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

２００７－１０－２８

程凯华（１９３８－），男，湖南双峰县人，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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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及其诗歌曾经给了比较高的评价。我们可以举证郭沫若有关这方面的诗文和言论来说明这个问题。

；有的《曲江》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化用杜诗句意，如《赠达夫》：“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源自杜甫《羌村三首》（其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有的套用杜诗句式，如《悼念周总理》：“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仿杜甫《登：“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有的搬用杜高》

《赠重庆〈新民报〉》：“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诗语汇，如

花泣恨频添”，“鸟惊花泣”，出于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等。上述例证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郭沫若对杜诗的熟悉和喜爱。

１９１０年，他在成都读书期间，与小学时的挚友吴尚

之相逢，作《寄吴君尚之》（二首），第二首的开头两句是：“翻云覆雨喻交游，杜老新诗几度讴。”“翻云”句，本于杜甫诗《贫交行》：“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１９１２年冬天，还是在成都读书时，郭沫若目睹国内混乱的时局，腐败的政治，悲感至深，作七律《感时》（八首），以深沉而炽热的思想感情，抒发了他的“感时愤俗”、忧国忧民的情怀。其基本风格，颇似杜甫晚年所，甚至有几首还用了《秋兴八首》的原作的《秋兴八首》韵。他后来曾回忆那时作诗时的情况：“不是用杜工部《秋兴八首》的原韵拟出一些感时愤俗的律诗，便是学

［３］

学吾家景纯做几首游仙或者拟古。”１９１８年，远在异

１９６２年，纪念杜甫诞生１２５０周年，郭沫若发表了

《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一文，赞颂杜甫是有骨气的杰出的诗人，“中国人民向来就宝贵他，今后也永远要宝贵他。”称杜甫的诗歌“是当代的一面镜子。他所反映的对其“朱现实，既真实而又生动，沉痛感人，千古不朽。”，评之为“响彻千古的名句”。并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强调说：“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点：杜甫诗歌的思想特征之一，是反对战争，渴望和平。这是在他诗歌中所贯串着的一条红线。这是代表着人民的共同愿望的。”又说：“我们今天在纪念杜甫，但我们相信，一提到杜甫谁也会联想到李白。李白和杜甫是象亲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我们希望在纪念杜甫的同时，在我们心中也能纪念着李白。我们要向杜甫学习，也要向李白学习，最好把李白与杜甫结合起来。李白和杜甫的结合，换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

［４］

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里没有扬杜抑李，也没有扬

域日本的郭沫若，学医难成，想搞文学又不能如愿，理想破灭，大失所望；同时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直接的政治和军事侵略，而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国将不国。他壮志难酬，心情极度苦闷，遂作《夜“忆昔七年前，七妹年犹小。兄妹共思家，兄妹同哭》诗：哭倒。今我天之涯，泪落无分晓。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子才一龄，鞠育伤怀抱。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万恨摧肺肝，泪流达宵晓。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在民笔法，族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家国之痛，其情调、与杜甫在寓居他乡，生活几濒绝境时所作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也十分接近。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８日郭沫若在《文艺与民主》一文中说：“唐人杜甫被尊为‘诗圣’，其所以能享有此盛名的原故，也因为他的诗接触了当时的社会。”１９５３年，他为成都杜甫草堂纪念馆的题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更从正面直接地高度评价了杜甫及其诗歌。１９６１年９月，郭沫若乘江轮游三峡在奉节阻沙，作《奉节阻沙》组诗八首，其中，第五首和第八首是专为杜甫而作：

忽忆秋兴诗，翻然来杜甫。缓步北山颠，远眺抒肝腑。南斗良可依，京华不能睹。泪落秋菊丛，汗滴山禾土。老来诗律细，良工心独苦。

方入依斗门，重怀工部杜。惜哉遭毁弃，雷霆恣瓦釜。我欲起新人，黄钟鸣韶舞。

郭沫若在青年时期颇喜爱杜甫的《秋兴八首》，这次有机会在奉节逗留，想起一千多年前的杜甫在这里生活过，并留下了千古传颂的七律名诗，不禁浮想联翩，挥毫抒写了这两首诗。从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感情和态度。

读郭沫若的一些旧体诗，我们发现其中有的借用杜诗成句，如他早年撰写的一幅对联之上联：“人生七十古来稀，壮志未移，愿尔后生成骏骥”，首句本杜甫

李抑杜，而是李杜并尊的。这是对李杜的公允的历史评价，也是对千百年来的李杜评论的恰如其分的总结，是从千百年来的李杜评论中引出的正确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郭沫若对杜甫是尊敬、肯定的，对杜诗也是比较喜爱的，决非像有些论者所说他“历来不喜欢杜甫”。当然，郭沫若尊敬、肯定杜甫，并没有回避其历史局限性。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一文中，郭沫若也明确地说到：“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他经常地把救国救民的大业，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结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时代的文人，大抵是这样，不限于杜甫。这是时代的残疾，我们不必深责，也不必为他隐讳，更不必为他藻饰。”“我们要实事求是来研究杜甫，学习杜甫，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５］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的《后记》中说；“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幅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

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时代不同了。前人之所以圣视杜甫，主要是因他‘每饭不忘君’。我们今天之认识杜甫杰出，是因为他能同情人民。至于他所发展和擅长的排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元稹《杜甫墓志铭》），那在封建时代虽然是”“这试帖诗的楷模，但在今天却没有多么高的价值了。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煞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

［６］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上述文字比较完整地表明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离转徙中，是亲身体会到了。

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是人们所乐于称道的名句。这显然是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脱胎而来，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能有这样明白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这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便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

这段话完全贯彻了该书扉页上三段《毛主席语录》的精神，也是那个畸形的时代社会思潮的体现。

如果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论述李白与杜甫是以三段《毛主席语录》为总纲，那么，在评价李白与杜甫时则是以扬李抑杜为基调。前文说过，郭沫若一生始终偏爱、崇拜李白，不甚喜欢杜甫。但从他对杜甫的一贯态度和总体评价看，他对杜甫还是尊敬、肯定的，对杜诗也是比较爱读的，他自己的一些旧体诗的创作从杜诗中吸取过许多艺术营养，获得过不少启迪。可是，到撰写《李白与杜甫》时，却一改昔日的态度，肆意贬抑杜甫。

首先是贬抑杜甫其人。著名学者萧涤非在《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中批评郭沫若扬李抑杜时指出：“要贬低杜甫，首先就得把‘诗圣’和‘人民诗人’这两顶新旧‘桂冠’从杜甫头上摘下来。郭老正是从这里入手的。”事实就是如此。在关于杜甫是否是“人民诗人”的问题上，郭老仅仅是抓住《喜雨》中的“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和《夔府书怀》中的“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的几句诗就作出否定的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

结论，并由此断言：“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７］又说：“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

［８］

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很明显，郭

郭沫若对杜甫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一评价，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并符合郭沫若自己所主张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创作原则、文艺评论原则以及史学研究原则，也符合人们对杜甫的共识。

二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的偏颇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晚年的绝笔著作。它出版于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环境中，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该书的扉页上，作者精心选用了三段《毛主席：语录》

第一段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第二段是：“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第三段是：“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这三段《毛主席语录》当时被人们尊奉为“圣旨”和“绝对真理”，是贯串于全书的指导思想，是论述李白与杜甫的总纲。但在论述李白与杜甫的章节中的体现又有所不同。该书“关于李白”的论述共有七节：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李白的家室索隐；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失败；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失败；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关于杜甫”的论述有九节：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嗜酒终身；杜甫与严武；杜甫与岑参；杜甫与苏涣。全书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和政治色彩。这在“关于李白”的章节目录中尚不能明显地看出，而在“关于杜甫”的章节目录中就一目了然。我们举《杜甫的阶级意识》的第一段就可见一斑：

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

老是不赞成将杜甫当“诗圣”和“人民诗人”看待的。杜，这个问题是甫究竟能不能称为“诗圣”和“人民诗人”可以讨论的。但笔者认为，我们讨论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能凭感情用事。同时我们在这里还得提出一个问题：郭老自己也曾一再地称杜甫为“诗圣”，如为成都杜甫草堂题写的那幅对联就有“诗中圣哲”的话，为成都川剧学校的题诗也有“诗圣至今剩草堂”之句，为什么到“文革”时期却来了个大转弯呢？在我们看来，杜甫之所以被后人尊称为“诗圣”，是因为他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中，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六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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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诗歌在音韵、格律和遣词造句等方面的艺术技巧，并加以创新和发展，把现实主义的诗歌推向更新、更高、更成熟的阶段，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自然，杜甫之所以被尊称为“诗圣”，并非单指其诗歌创作的伟大成就，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儒家亚“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圣孟子说：

（《孟子・万章下》）他还说：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圣人是“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作为封建时代的杰出诗人，杜甫背负着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沉重的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现实，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人民的苦难和诗人内心的悲哀，这种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关注民生、忧国忧民、积极入世的高尚人格和道德情操，千余年来，一直被人们所赞美。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不仅推崇杜甫的诗，而且推崇杜甫的为人。他在《杜甫画像》中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伟大的心公死从之游。”王安石认为，杜甫有一颗高尚、灵，这在古代是非常少有的。他希望杜甫能起死回生，他愿意和杜甫交游，做杜甫的朋友。到了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曾写过一篇题为《杜甫》的文章，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杜甫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诗圣”是前人对杜甫的崇高评价，但是，杜甫一生都没有奢求自己成为什么“圣”。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做过统计，他的诗歌中“儒”字出现过４５次，除了１次是指“侏儒”“儒家”。他自称是“儒”、“老以外，其余４４次都是指

儒”，甚至用从来都是讽刺意味的“腐儒”自况。杜甫从不曾以“诗圣”自居。“诗圣”这顶“桂冠”’戴得合适不合适，这是后人的事，不应该因此讥刺杜甫本人，更不应该因此而否定杜甫。至于杜甫是不是可以称为“人民诗，应该从诗人对待人民的态度和他的诗歌是否具有人”

人民性这两个方面来衡量。作为封建时代的杰出诗人，杜甫的伟大之处，首先表现在他所具有的那种一贯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不仅看到，而且是和人民感同身受着战乱、饥饿和寒冷。因此他能够以中国古代诗人从来没有达到的思想深度，反映人民的各种压迫和苦难。如《兵车行》反映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致使兵士长期戍边，流血成海水，家中农田虽《岁晏行》记载了在米贱然荒芜，仍要负担沉重的官租。

伤农的情况下，百姓卖儿鬻女交纳租税的凄惨处境。在他笔下写到了很多不幸的下层人民，象被迫去服兵役的老翁、老妇和“中男”，无衣无儿的寡妇，“暮婚晨告别”的新郎，采蕨、负薪和织布的寒女，等等。在杜甫之前，还没有一个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这样众多的下层人民，这样多方面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特别可贵的是，诗人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形象地揭示出两个阶级截然不同的生活处境。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朱门酒

，《驱竖子摘苍耳》中说：“富家厨肉肉臭，路有冻死骨”

臭，战地骇骨白”，《岁晏行》中说：“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指人民）抒柚茅茨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又说：“彤庭所分帛，本是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他不只看到阶级生活的贫富悬殊，而且还认识到富者的奢糜生活是从贫者中“聚敛”来的，不自觉地接触到了阶级压迫和剥削这个问题。杜甫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只是同情人民这一层面上，他总是怀着满腔热情地去歌颂人民、赞美人民。在《负薪行》和《最能行》中，他歌颂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和峽中舟子的勇敢，并且反问那些鄙视他们的人说：“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诗人不仅同情人民，歌颂人民，而且（公元７６７还对人民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历二年

年），杜甫从夔州的瀼西迁居东屯，把瀼西草堂让给一位叫吴郎的亲戚居住。但心里还惦念着一个住在草堂附近的衣食无着、无儿无女的贫苦妇人，于是便写诗给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这里所同情的是一个明确无误的贫苦的农妇。杜郎》

甫对他的同情不是封建士大夫的“慈悲心”的“施舍”，而是一种设身处地的真情实感，真挚、深厚、体贴入微。同情其贫困，理解其处境，且又虑其恐惧，转而更加体贴，不惟不惧其来，而且唯恐其不来，真是一片至诚。一个无衣无食的贫苦老妇，在杜甫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不仅自己同情她，还劝告别人善待她。这种思想感情如此真实地反映在诗歌中，呈现出一种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感染力。在当时，除杜甫外，并世无（《自京赴奉先县咏第二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怀五百字》），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爱，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一个主要特征。杜甫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达到了他以前和同时代的作家所不曾达到的高度。因此，我们认为，近时的研究家们给杜甫戴上“人民诗人”的“桂冠”是恰如其分的，杜甫是当之无愧的。可是郭老对此却大不以为然，竟然还要代表人民“追问个所以然”。这是为什么呢？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郭老为了贬抑杜“阶级意识”和“地主生活”上大做文章。甫，还在杜甫的

在《杜甫的阶级意识》一节中，郭老断言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杜甫的地主生活》一节中，说杜甫行可乘马，食有酒肉，居则广厦，过的是养尊处优的地主生活。因此根本不能称“人民诗人”。这样，他就把“人民诗人”这顶“桂冠”从杜甫头上摘了下来，从而达到了贬抑杜甫的目的。

其次，与贬抑杜甫其人紧密联系的是贬抑杜甫其诗。在《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的诗歌特别是历来传诵

的名篇几乎作了全盘否定。例如，对于著名的《三吏》、《三别》这六首诗，郭老认为，“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９］说杜甫对于受难者的同情是“廉价的同情”，［１０］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１１］“过分夸大《三吏》和《三别》的‘人民性’，是

［１２］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三吏》、《三别》呢？不切实际的。”

的普通人都具备的崇高感情。这种感情在普通人那里也许仅仅是一个念头，一个转瞬即逝的愿望，而诗人却抓住这种美好的感情和崇高的愿望生动地再现在诗中，使读者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从而能够抵制利己主义的尘俗观念的侵袭。直到现在我们读到它时还深深地被激动着。可是郭老却说杜甫“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农民的儿童们拿去了一些，农民还有希望住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

［１３］

‘广厦’里吗？”郭老无视全篇，却抓住了“盗贼”、“寒

这里不妨谈谈我们的看法。我们知道，《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是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乾元二年（公元７５９年）春，唐王朝的六十万大军为叛军所击溃，形势非常危急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写的。因此要理解这六首诗，就必须密切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杜甫的思想实际。在安史之乱中，杜甫随同难民一起颠沛流离，耳闻目睹了人民的苦难。他的《三吏》、《三别》忧战乱，呼苍生，怜疮痍，运用艺术典型化手法，集中地揭露了叛乱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万国尽征戍，烽（《垂老别》），也揭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露了唐王朝乱抓壮丁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石壕吏》），广泛地反映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的巨大创伤。诗“暮婚晨告别”的中写了“急赴河阳役”的老妪，也写了新郎，写了无家告别的征夫，也写了年迈出征的老翁。他们发出了极为悲愤的反诘：“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点明了诗人贯穿于组诗中沉痛的忧民之情。但从爱国立场出发，诗人在组诗中明确肯定了平叛战争。在《新婚别》中借新妇之口鼓励新郎：“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组诗既批判了唐王朝的滥抓壮丁，又鼓励应征者努力去平定叛乱。这种矛盾的态度，是现实生活矛盾的反映，也是杜甫思想矛盾的反映。它说明了诗人既同情人民疾苦，也关注国家危难，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但是郭老却脱离历史背景和诗人的思想实际以及诗歌具体的叙事抒情内容，孤立地进行评论，这就必然要曲解以致贬低这六首诗。杜甫的另一首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吹破，屋漏淋湿，不能安眠，他从自己的苦难联想到天下穷苦人民的苦难，进而宁愿自己“冻死”也要换取天下穷苦人民的温暖。杜甫在这首诗中描写了他本人的痛苦，但当我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侯，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人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人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杜甫的这首诗是十分感人的，因为它深深地挖掘出每一个善良

士”这两个词，指责杜甫谩骂了“贫穷的孩子”（贫下中“寒士”———封建社会的“读农子弟），而要庇荫的却是

书人”（臭知识分子），说这首诗“赤裸裸”地体现了杜甫的地主阶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既然如此，那么这首诗还有什么“人民性”和“进步性”，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呢？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说郭老对“南村群童”和“寒士”这两个词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即如郭老所说，指责也是不能成立的。试问：为“寒士”，算不算为民呢？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封建社会里，人民的概念当然不专指农民而言。“寒士”即穷苦的读书人，当然也不应该被排斥在人民的行列之外。把“寒士”排斥在人民之外，从而论证杜甫在这里表现的也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感情，并且以千万间广厦是否可能变为现实去苛求他，实在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北宋的王安石在《杜甫画像》中这样赞美杜甫：“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可见杜甫这首诗一直在鼓舞后人为人民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郭老不顾这首诗的艺术形象及其在社会实践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只摘其只言片语，曲解诗意，这显然是不符合这首诗的实际的。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

［１４］

在《李白与杜甫》中有不少地方是取舍随意，抑实。”

扬失当，不符合事实的。郭老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贬低杜诗寻找一个借口。

郭沫若一方面肆意贬抑杜甫，另一方面则竭力褒扬李白。李白是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作为一生始终喜爱、崇拜李白的现代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对李白的论述，无论是从李白出生的地方，还是他政治活动中两次失败的探究，直到李白思想的分析，都颇有创意。但郭沫若在写作本书时，明显地对李白有所偏爱，故不少地方褒扬失当，有任意拔高之嫌。最突出的例子，是对李白那首《划却君山好》的绝句的解释。原诗是：“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第三

１２１

首）郭沫若为了论述这首诗具有人民性，说了下面一段话：

揣想李白的“动机目的”，他要“划却君山”以铺平湘水，不是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更加扩大耕地面积吗？这样的揣想，和诗中的“酒”和“秋”是不是有联系？有！而且联系得很紧凑！……因此，我乐于肯定：李白要“划却君山”是从农事上着想，要扩大耕地面积。“巴陵无限酒”不是让李白三两人来醉，而是让所有的巴陵人来醉。这样才能把那样广阔的洞庭湖的秋色“醉杀”因此，李白“划却君山”的（醉到尽头，醉得没有剩余）。动机和目的，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１５］

为了说明李白诗比杜甫诗更具有“人民性”，郭沫若还举出李白的《秋浦歌十七首》中的第十四首：“炉火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说“在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这首歌里，他在歌颂冶矿工人。”“这好像是近代的一幅又说李白“这些歌颂工农油画，而且是以工人为题材。”

生活的诗，虽然不是‘掣鲸碧海中’，但也不是‘翡翠兰

［１６］

苕上’，而是一片真情流露的平民性的结晶。”

这些，诗人的同情便是“廉价的同情”，诗人的安慰就不

［１９］

是安慰人民，“是在自己安慰自己”。我们认为这样的

指责未免过于偏激和不近情理。把古代作家硬拉到现代生活条件中来，按现代的标准（严格地说，只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谬误的标准），去评头品脚，对他们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要求一千多年前的杜甫提出解决阶级矛盾的方案，要求出身于地主阶级的杜甫完全彻底背叛他的本阶级站到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要求杜甫去完成他当时所不能完成的使命，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与个性和气质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早在五四时期郭沫若就高张浪漫主义旗帜崛起于诗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对中国古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大都倾注景仰之情。他尊崇屈原，为屈原《离骚》作今译，并作历史剧《屈原》，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爱国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形象，将历史与现实统一起来，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使该剧收到了巨大的政治效果和艺术效果。他尊崇李白，作《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郭沫若童年读唐诗，喜欢李白，不甚喜欢杜甫，这是由于李白的诗浅近明朗，通俗易懂的居多，适合自己的口味，而杜甫的诗格律谨严，感情凝重，用典较多，不易为孩童所理解。成年以后，郭沫若仍然喜欢李白不大喜欢杜甫，这与他性格和气质中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因素有关。因为李白的倜傥不羁的个性和气质，浪漫主义的情怀，与郭沫若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他始终心仪李白，偏爱李白。

第三，为了翻历史上“扬杜抑李”的旧案，做翻案文章。大家知道，郭沫若有做翻案文章的癖好。例如，作历，为曹操翻案，作《武则天》，为武则天翻史剧《蔡文姬》案。作《李白与杜甫》则是为翻历史上“扬杜抑李”的旧案。这一点他在该书中说得很清楚：

抑李而扬杜，差不多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然而出乎意外的是解放以来的某些研究者却依然为元稹的见解所束缚，抑李而扬杜，作出不公平的判断。［２０］

在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作《李白与杜甫》的目的之一是要对长期以来“抑李扬杜”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或者说要从元稹“扬杜而抑李”重新作出公正“判断”的见解“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做翻案文章。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后记》中曾经说过：“在我认为答覆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

［２１］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遗憾的是，郭

在这里，我们一看就知，郭沫若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主观随意性导致了对诗意的任意发挥和拔高，而远离了诗歌的基本内涵。

扬李抑杜的例子，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是很多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明显地与他过去的意见和态度相左。造成这种思想逆转，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由于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社会思潮的影响，简单地、机械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杜甫，用现代标准苛求古人。《李白与杜甫》一书酝酿大约始于１９６７年，初稿成于１９６９年，正式出版于１９７１年。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时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思潮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阶级斗争”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尊奉的政治准则，“阶级分析方法”是中国人处理一切事务的最基本的方法。郭沫若处于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自然也不能完全摆脱那一时代思潮的影响。诚然，作为一种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作家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并非一无可取。但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忽视文艺本身的特点、规律和价值，对作家作品进行简单、机械的阶级分析，则是不可取的。郭沫若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说杜甫描写了阶级矛盾，但又说“既然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

［１７］

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上为谁服务？”在谈到《新安

吏》时说：“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

［１８］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在论及《无家别》时甚至

沫若作《李白与杜甫》翻“扬杜抑李”的历史旧案，“矫枉”未免“过正”，以至于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从而使自己陷入了片面性。

要求给“何以为蒸黎”这个问题找出答案。如果做不到

有人说，毛泽东于唐诗中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尤其爱李白的诗，不大喜欢杜甫的诗，有扬李抑杜的倾向，郭沫若最崇拜毛泽东，因而认为《李白与杜甫》中的扬李抑杜是“迎合”毛泽东的审美趣味，“秉承”毛泽东的意旨，“以学术投权力之所好”。笔者则有不同的看法。前文说过，郭沫若读唐诗，喜欢李白，不甚喜欢杜甫，起自童年，由来已久，实乃个性和情趣使然，并非人云亦云，并非在“文革”中投毛泽东所好；况且他当时已跻身于国家高级领导阶层，以他杰出的学术成就和尊贵的政治地位，以及他从不惧怕权威的性格和勇气，政治投机似乎也没有多大必要。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许多学者提出了异议。《李白与杜甫》扬１９７６年底，胡曾伟写信批评寄给郭沫若，李抑杜太过，并新译了杜甫的《石壕吏》

说：“杜甫大量诗作都是很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这一点恰是李诗不及的地方，李诗以抒发个人情怀居多。”认为“扬李无可议，抑杜颇为奇。”对此，郭沫若于

［２３］

他们很高的评价：“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历代

的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诗人在内，莫不向他们拜倒，把他们的诗歌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同时，历代还出现了许多搜集、注解和研究李白与杜甫诗歌的著名学者或选家。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诗人，曾经像李白与杜甫有这样多的追随者、崇拜者。虽然自中唐以“李杜优劣论”而展开的“李杜之争”，对李白来，围绕着

与杜甫或褒扬或贬抑，但任何带有偏见的褒贬都改变不了他们固有的光辉。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李杜的历史地位始终是任何人难以撼动的。还是郭沫若“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说得好：

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中华民族的共识。

参考文献：

［１］郭沫若．我的童年［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

［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郭沫若谈诗［Ｎ］．羊城晚报，１９６２－０３－１５；文汇报，

１９６２－０３－２９．

（文学编第十一卷）［Ｃ］．［３］郭沫若．黑猫［Ａ］．郭沫若全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８日复信给胡曾伟阐明自己对李杜评价

“您的信和《石壕吏》译释，都拜读了。我基的观点，说：

本上同意您的见解。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当成‘它布’（图腾），神圣不对的是把杜甫当成‘圣人’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

［２２］

这里，郭沫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４］［５］郭沫若．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Ｎ］．光明日报，

１９６２－０６－０９．

［６］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扎记・后记［Ａ］．郭沫若全集（文学

编第十六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若进一步强调要把杜甫当成平常人看，而对历史上李杜的评价及其偏颇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里所表《诗歌史中的双述的思想，实际上是回到了１９６２年他在

子星座》一文里的观点，修正了他在《李白与杜甫》里所持的偏颇态度。这个回归，是郭沫若对扬李抑杜倾向的“矫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郭沫若．

李白与杜甫［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１．“题未定”草（六至九）［Ａ］．鲁［１４］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迅全集（第六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三结语

李白与杜甫是并驾齐驱、影响最大的两位古代诗人，虽然他们的诗歌的风格不同，创作的视角各异，两人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对后代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代的韩愈就已经给了

［２１］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二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李白与杜甫》一书给胡曾伟同志的［２２］郭沫若同志就

复信［Ｊ］．东岳论丛，１９８１，（６）．

（上编・二）［Ｃ］．北［２３］韩愈．调张籍［Ａ］．中国历代诗歌选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４．

ＧｕｏＭｏｒｕｏＣｏｍｍｅｎｔｅｄｏｎＬｉＢａｉａｎｄＤｕｆ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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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ｈａｏｙ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ｏｙａｎｇＨｕｎａｎ４２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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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ｆｕ．Ｂｕｔ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ａｒｅｎｏｔ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ｔｒｕｅ．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ｈｅｌｉｋｅｄａｎｄｗｏｒｓｈｉｐｐｅｄＬｉＢａｉｂｕｔｈｅａｌｓ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Ｄｕｆｕ，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ｈｅｄｉｄｎ＇ｔｑｕｉｔｅｌｉｋｅＤｕｆｕｆｒｏｍｈ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ＬｉＢａｉａｎｄＤｕｆｕ．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ｕｏＭｏｒｕｏｗｒｏｔｅＬｉＢａｉａｎｄＤｕｆｕ，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ｈｅｐｒａｉｓｅｄＬｉＢａｉ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ｅｄＤｕｆｕ．ｉ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ａｔ＇ｓｍｏｒｅ，ｉｔｈａ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ｒｅａｓｏｎｓｉｔｃａｎ＇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ｕｆｕ．ＡｆｔｅｒＣｕｔｕｒ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ｕｏＭｏｒｕｏ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ｆｉｒｍｅｄＤｕｆｕａｎｄｈｉｓｐｏｅ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Ｂａｉ；Ｄｕｆｕ；Ｇｅｍｉｎｉ；ＰｒａｉｓｅＬｉＢａｉ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ｕｆｕ；ｃｏｒｒ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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